社交行为与家庭农场经营关系——基于Multi-Agent的仿真分析

内生于村庄社会的家庭农场是推动中国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重要主体之一。鉴于社会关系对家庭农场经营发展的重要影响,相关研究认为具有强关系结构机制、信息推荐排序机制和时间密度机制的家庭农场社交行为有利于家庭农场健康发展。构建涵盖家庭农场主、普通农民、土地出租者、消费者等主体类型的家庭农场社交行为与家庭农场经营发展耦合演化多主体仿真模型,并进行仿真分析,模拟结果显示,具有强关系结构特征、时间密度特征和信息推荐排序特征的社交行为在多数条件下能够有效推动家庭农场发展;尤其在市场供过于求、与消费者互动成本较低的情况下优势明显。     

家庭农场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家庭农场是我国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自身的法律特征。家庭农场的设立应具备一定条件。法律地位上,规模较小或单业经营的家庭农场可登记为个体工商户或个人独资企业,规模较大或多业混营的家庭农场可登记为企业法人。家庭农场在经营过程中存在农产品安全、加剧环境污染及骗取国家农业补贴政策优惠等问题,有关部门可依法进行执法监督。家庭农场解散时必须依法进行清算。     

家庭农场应用农业物联网技术的可行性——以安徽省为例

安徽省历来是全国的粮食输出大省之一,且农业发展潜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但近年来农业发展遇到不少问题,家庭农场和农业物联网技术分别从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经营技术两个层面来帮助解决安徽省农业和粮食生产面临的现实问题。家庭农场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考虑到其自身特点以及安徽省农业发展内外部条件,发展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经营是安徽省当前最好的选择。农业物联网技术是一种智能农业技术,家庭农场广泛应用农业物联网技术可以更好地提高耕地产出率,使安徽省农业得到长足发展。     

家庭农场发展的多重动力机制分析

基于政府、市场和农民家庭的综合分析视角,考察了家庭农场兴起的过程,系统揭示了家庭农场发展的多重动力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推动农业规模经营的政策实践及市场化条件下农业规模效益的增长,构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两个重要外部动力。但家庭农场的兴起和发展更是农民家庭借助政府和市场等外部条件变化,不断调整和优化其家庭劳动力的配置方式,从而最大化家庭收入以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家庭消费需求的结果。农民家庭构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内在动力。家庭农场是农民家庭同政府和市场“互构”的结果,这也充分显示出了农民家庭经济组织的发展活力和发展前景,形塑了我国小规模农业的独特发展道路。     

社会资本对家庭农场绿色生产技术采用的影响——基于文成县种植型家庭农场的调查

选取文成县165个种植型家庭农场的样本数据,通过构建泊松回归模型和二元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家庭农场绿色生产技术采用关系及机制,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家庭农场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用,通过加强信息沟通、增强学习效应和提升认可度促使家庭农场采用绿色生产技术,且对于不同经营类型的家庭农场依旧会存在影响。从优化家庭农场主的农业经营培训体系、提升家庭农场主的社会资本水平、加强绿色生产技术的推广普及、加强合作组织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家庭农场采用绿色生产技术的政策建议。     

家庭农场:优势、规模与效益实证分析(合肥个案)

家庭农场是新型农业经营的基础性组织形式,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方向。通过实地调研的形式,以数据为依据,探讨家庭农场优势、规模与效益,进而从政策、融资、服务及管理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多元化经营与家庭农场生产绩效——基于南京市的实证研究

以家庭农场多元化经营为出发点,以2013年南京市家庭农场为样本,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分析多元化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多元化经营能够显著提升家庭农场经营绩效,而政府补贴亦对家庭农场绩效有正面提升作用。此外,土地流转面积、流转土地使用年限、农技人员数量及农业机械数量均对家庭农场绩效提升有显著影响。由此,应鼓励与引导家庭农场从事农业多元化经营,在增加财政补贴投入的同时,引导农户加快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     

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模式的路径选择

通过对农村土地的小农经营模式、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合作经营模式、公司经营模式和集体经营模式的结构激励、经营效益和交易成本比较分析发现,五种土地经营模式都不存在绝对的竞争优势,但存在制约它们可持续发展的共性制约因素和异质制约因素。为此,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模式的路径选择应当包括平衡多元生产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差异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引导“家庭农场+合作社”土地经营模式的发展和尊重农民选择农村土地经营模式的自主权。     

家庭农场经营代际传递的实证研究

基于全国主要省份家庭农场的微观调研数据,利用数理分析的方法以及Logit模型研究家庭农场经营代际传递性以及经营行业的代际传递性.结果表明:家庭农场表现出较强的经营代际传递性,且家庭农场经营行业也存在显著的代际传递性;父代不同的经营模式会导致这种传递性的强弱不同,由强到弱依次为父亲经营农场、父母共同经营农场、父母至少一方经营农场、母亲经营农场;低人力资本家庭农场的经营代际传递性强于高人力资本家庭农场,大规模家庭农场的经营代际传递性高于小规模家庭农场.基于研究结论,建议相关措施需要关注家庭农场子代的现实诉求,优化家庭农场发展的配套措施,根据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设计不同的支持政策,引导家庭农场创新式发展与转型升级.     

不同体制下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差异分析——基于新疆地方和兵团家庭农场的调查

以新疆地方和兵团240个棉花种植型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为例,运用熵值法实证测算了新疆地方和兵团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并从体制视角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兵团和地方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水平总体较低,地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显著高于兵团家庭农场;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农产品成本收益率对地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有显著影响;土地生产率、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以及农技人员上门服务次数对兵团家庭农场经营绩效有显著影响;兵团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面积大于新疆地方。     

我国家庭农场的缘起与发展

随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全面推进,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一类,得到国家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正在成为我国农业规模化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从家庭农场的内涵与外延出发,通过追溯国营农场到家庭农场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深入揭示了我国家庭农场产生与演变的内在逻辑,分析了家庭农场制度变迁的动因和条件,并总结了当代中国家庭农场发展的主要特点与现状。     

制度结构与家庭农场的运行效率及效益

基于DEA-Tobit两阶段分析法,利用河南省的家庭农场调查数据,分类测度了家庭农场的运行效率,并从制度结构场域视角阐释了契约关系对家庭农场运行效率及效益的影响。研究发现：4类家庭农场的整体运行效率较低;地权制度不稳定对家庭农场的运行效率和经营效益都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对4类家庭农场的影响程度不同;在交易制度场域内,各个契约关系人的行为对家庭农场运行效率和收益的影响及方向不同;家庭农场内部管理水平对所有类型农场运行效率提升都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外部管理仅对规模养殖类农场起到较为显著的积极影响。     

家庭农场的民事主体地位研究

家庭农场是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家庭农场立法的缺失制约了家庭农场的培育和发展。家庭农场立法首先应当明确家庭农场的民事主体地位,这是家庭农场从事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农业生产,参与市场活动的前提条件。现有的民事主体制度不能适应家庭农场培育和发展的需求,应当明确家庭农场为新型的非法人组织。同时,界定家庭农场的民事主体地位,还应当明确以下三个问题：家庭农场与农户的关系,家庭农场成员和家庭成员的关系以及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现状与对策

家庭农场是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模式。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家庭农场的发展优势逐渐显现出来,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缺点。21世纪初以来,浙江宁波、上海松江、安徽郎溪等地区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在提高土地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生产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快家庭农场的发展步伐,需要采取建立市场化的土地流转制度、培养合格的农场主、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措施。     

美国家庭农场经营的主要特征及对我国的启示

实现家庭农场经营体制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美国家庭农场的成功经营对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有一定借鉴作用。本文分析了美国家庭农场经营的主要特征,并提出了美国家庭农场发展对我国的启示和建议。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质量评价与分析

从特征、投入、产出、支持四个维度构建了家庭农场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与现有指标体系不同,该指标体系突显家庭农场本质属性、资源禀赋状况等特征。同时,基于2017-2019年三轮家庭农场问卷调查得到的1242个家庭农场样本数据,并使用AHP-熵值法计算指标综合权重,分总体、经营类型和地区三个维度对家庭农场发展质量水平进行了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1）从总体上看,89%的家庭农场发展质量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上水平,说明家庭农场发展质量总体情况尚可,但离高质量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2）从农场经营类型来看,种养结合类家庭农场发展质量最高,养殖类家庭农场发展质量最低。（3）分地区评价结果来看,武汉和郎溪家庭农场发展质量最高,麻城和武穴家庭农场发展质量较低。由此从特征、投入、产出、支持四个维度出发,提出政府应加大对家庭农场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进一步规范家庭农场注册登记与完善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以提高家庭农场发展质量。     

试论家庭农场产生的经济条件——常熟市琴南乡元和村调查

家庭农场的产生是当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是种植业向专业化、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尝试。它预示着我国社会主义大农业发展的未来前景。家庭农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一定的经济条件。这些经济条件是:一、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致造成了土地相对集中于种田能手的客观可能性。二、依靠集体经济的积累,建立起为大规模耕地经营提供服务的农业机械设备,从而使土地相对集中的可能性成为现实。三、实行经济责任制,土地相对集中产生规模效益,以致农场     

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制约与创新

出租是土地经营权流向家庭农场的主要方式,租赁权是家庭农场土地权利的主要构成部分。租赁权不属于依法可以抵押的财产,决定了土地经营权抵押不能解决大多数家庭农场的融资困难。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制约因素还包括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不完善、土地经营权严格的转让条件、土地经营权的用途管制等。土地经营收益权是土地经营权人或者土地经营权租赁合同的承租人依法享有的收取自然孳息的权利。土地经营收益权质押在主体范围、设立难度、权利实现和农业经营等方面,远比土地经营权抵押更具优势。土地经营收益权质押为解决家庭农场的融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在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我国家庭农场认定标准问题研究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迅速,具有强大生命力。但我国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存在缺陷的问题制约着家庭农场进一步快速发展。在阐明家庭农场内涵、特征基础上,从“家庭农场经营者、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与土地流转期限、劳动力结构、农业收入构成和其他认定标准”等方面进行认定,完善我国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以期能够促进我国家庭农场法律制度的完善,为我国家庭农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制度保障。     

现代家庭农场的准确认识、实施困境及对策

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微观经营组织的重要形式,实现了土地家庭经营方式与商品化生产的有机结合。适度规模性土地、农场经营者、市场参与能力是家庭农场的基本构成要件。然而,实践中土地流转意愿偏低且稳定性差、经营者资本积累水平低、市场参与能力弱等却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只有通过创新土地流转机制、开展能力建设、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创建良性土地产权制度环境度才能更好的推动家庭农场平稳化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