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失信惩戒制度研究

行政失信惩戒制度是行政失信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对行政失信惩戒制度的研究尚付阙如.笔者认为,目前我国行政失信惩戒制度的法律疏漏主要有:缺少对行政失信进行惩戒的判定标准;缺少行政失信惩戒的责任制度;缺少行政失信惩戒的程序制度;缺少行政失信惩戒的救济制度.行政失信惩戒制度具有法治制度、宪政制度、行政法律制度和行政救济制度的制度属性.我国行政失信惩戒制度应当由惩戒的失信行为的类型、归责原则、惩戒的主体和惩戒的对象、追究责任的程序、责任的形式和对行政失信惩戒的救济等构成.     

多维视角下的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

根据我国宪法关于检察机关定位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成为行政法制监督的重要主体,行政执法监督权是人民检察院应当享有的一项重要监督职能.囿于缺乏法律层面的明确规定,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只能在探索中进行.但历史渊源的延续,现实制度的需求,理论基础的支撑,实定法的规定,实践经验的积累都将有力推动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立法进程,从而监督和制约行政权的行使,科学构建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检察制度.     

紧急行政程序论纲

紧急行政程序是紧急状态下的一种特别的行政程序,在我国国家应急制度走向法治化的今天,理论界及实务界应充分关注紧急行政程序问题.域外的立法经验可以为我国紧急行政程序的规范提供借鉴.实行紧急行政程序应遵循效率原则、公益原则、比例原则.在紧急状态下,具备一定的条件后可以启动紧急行政程序,行政主体在对危险的等级和类型识别判断的基础上决定采取何种紧急行政措施,紧急行政程序中公民应当履行更多的法律义务,权利也将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对违反紧急行政程序的行政行为可以申请法律救济.     

行政事实行为及其可诉性问题研究

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实施的不产生法律效果,但事实上可能会产生一定法律后果并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行政行为.基于“无行政处分即无法律救济”的诉讼原则并囿于“具体行政行为”的限制,我国一直将可能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事实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范围之外.然而,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行政法学发展的历史趋势,并且国内已经进行了相关尝试和探索.因此,可以从放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原告资格、增加判决类型以及建立行政事实行为的调解制度等方面构建行政事实行为的诉讼制度.     

另辟蹊径:非诉行政执行研究创新之作——评《非诉行政执行裁执分离制度研究》

《非诉行政执行裁执分离制度研究》一书系研究裁执分离模式的一部力作,可以说是我国非诉行政执行裁执分离研究领域的首部专著,其对我国行政决定类型进行了全面类型化分析,首次全面论证了我国行政执行主体的比重分布,并将非诉行政执行权定位为三权复合性质,构建了非诉行政执行裁执分离研究的理论体系,同时对裁执分离制度发展遇到的新问题进行了新的独到分析。     

我国行政主体多元化的理论完善

随着现代公共行政的改革,各国政府把一部分公共职能交给社会中非政府公共组织来承担,公共行政包括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两种类型,公共行政的发展对行政法产生了影响。综观法、德、日等几个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主体类型,其均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伴随着政府的改革,我国也出现了大量的承担公共职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然而我国目前的行政主体理论并不能反映行政主体多元化的特征,应提出“公共管理职能和行政权”,以重新界定我国行政主体的内涵,扩大我国行政主体的范围。     

行政伦理的价值基础与实现机制——基于“新公共服务”范式的分析

行政伦理是指行政行为主体在行使职权、履行职务时所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是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的统一,是行政主体自律管理的建构活动.新世纪初,随着新公共服务范式的兴起,现代公共行政越来越强调以服务和公平为核心的"责任中心主义"道德价值,并以此作为走出传统官僚制行政的现代性危机的基本出路.实现"责任中心主义"愿景的关键在于行政伦理建设,不仅要构建完善健全制度伦理,而且要唤醒行政主体的公共精神,实现行政主体的道德自觉,从而构建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行政伦理建设综合机制.     

论部分撤销行政判决

部分撤销判决是撤销判决的一种,人民法院通过作出部分判决,使违法部分的行政行为丧失效力,维持合法部分的行政行为的效力.部分撤销判决制度的理论依据有信赖保护原则、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和法律稳定性的要求等三个方面.目前我国的行政判决类型体系中尚无部分判决,有必要借鉴域外相关立法经验,在立法和司法中建立我国的部分撤销判决制度,完善我国的行政判决类型体系.     

行政诉讼第三人之确定标准及类型化新论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现行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导致理论与实务争议颇多,不利于第三人制度的有效实施。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类型化分析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在行政过程论的视野中,以＂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为基本结构,可以将第三人划分为行政主体层面的第三人、行政行为层面的第三人和行政相对人层面的第三人等三种类型,这一...     

论行政参与权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变革

实证上,相对人行政参与权既在我国制度形态的行政法律关系中有所体现,也存在于实践形态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并已产生一定效用,这说明行政参与权已是行政法律关系新的权利要素.应然上,相对人行政参与权的享有,一方面会与相对人其他权利重组,构成新的权利结构,形成对行政侵权的制约和对行政授益的合作,从而保护和实现相对人实体权利;另一方面,也会引起行政权的变化,形成新的行政权结构与运行模式,且会增设行政主体的义务,从而促进行政权运行的合法性、正当性和效率.因此,行政参与权改变了传统行政法律关系,形成参与式行政法律关系新的权利义务模式,是对传统行政法律关系的变革.     

我国行政主体的理论进程与实证分析

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行政主体均是以行政分权为基础来设立的,行政主体均是公法人。在我国,适应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确认的现实需要,对国外的行政主体理论进行了移植,但这种移植是错位的。随着行政法治的发展,应当重新构建我国的行政主体制度。重构后的行政主体包括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法律或者地方性法规授权的法人组织。根据这一新行政主体理论,现代警务改革首先应进行国家警察机关与地方警察机关的分设,然后据此划定行政主体范围,确定行政诉讼被告和行政复议机关。     

话语民主与公共行政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理论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行政模式。后现代语境中的话语民主理论与公共行政精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普遍形成与善治的实现。     

我国特别权力关系相关问题的探讨

基于行政权的优越性和行政管理效率的追求,德国早期创设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后引入许多国家。在我国的许多行政管理制度中也采用了这一理论的相关做法。而现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各国追求的行政法治和人权保障产生了冲突,因此受其笼罩的相应制度必须进行改革。我国由于受现有立法和司法制度的制约,这一改革将是一个从理论研究、司法实践到制定法律的逐步推进过程。     

行政公诉的理性认识

加强行政公诉理论的研究对行政公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建立行政公诉制度有利于制约行政、促进依法行政;有利于保护弱者利益;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行政公诉的受案范围应包括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抽象行政行为、直接损害公共利益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受损的重大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公诉制度的基本构架应该包括行政公诉程序的启动、行政公诉前置程序和举证责任等.     

我国区域立法主体制度探析

区域立法在主体构成上是复合的,这与区域类型的多样性有关。当前对我国区域立法之“区域”的界定主要依据两个标准,即经济标准和行政标准。立法主体应包括立法职权主体和立法参与主体,这同样适用于区域立法主体。其中,一般地方立法机关是构成区域立法职权主体的最主要部分,而区域立法参与主体是区域立法主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我国区域立法主体的运作机制而言,区域立法参与主体应该发挥更大甚至主导作用。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司法保障

在环境保护领域,我国一直实行行政处罚为主、司法保护为辅的制度。但仅靠行政手段制裁环境违法行为,暴露出了诸多不足,以司法手段介入加强环境保护迫在眉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切实有效地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环境司法保障,本文认为可以从提高司法惩治打击力度、开展环境公益诉讼并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作用、加强法制建设、推动国家和地方的环境立法、通过行政执法与环境司法的接轨几个方面解决环境司法问题,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司法适用研究

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体现为《行政许可法》第8条和第69条,自2000年在行政许可法中确立,该原则不断完善并广泛应用于司法实践,在限制公权力上有着显著效果。但是作为在20世纪初逐步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兴起的原则,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司法运用中都需要完善和进步。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对司法实践中信赖保护原则在适用框架上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的冲突问题以及该原则的适用缺乏程序性保护等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     

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评价指标测度

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构建一套系统完整的主客观相结合的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质量指标评价体系,依据专家调查法和统计方法对该指标体系进行筛选,最终确定包含37项指标的评价体系。本评价指标体系符合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研究的发展趋势,可以为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理论探究和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公共服务外包的实践难题与制度约束

发端于英美的公共服务外包已成为我国的一种潮流性的制度安排。这一理论和实践之所以能在我国广泛兴起,主要是暗合了特定制度约束条件下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形成了同市场化改革、公民社会成长相适应的内在逻辑和社会基础。但随着外包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在日益趋近政府的核心职能以后,其也面临着认知分歧、配套不到位、风险控制难度大等突出的实践难题。要破解绩效不理想、官员寻租、损害公众利益等可能的风险难题,关键是要做好制度建设。     

公共事业管理主体与客体的本土化分析

对公共事业管理主体与客体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设置与公共事业改革方向、途径的认识。分析公共事业管理主体与客体必须从国情实际出发。现阶段,我国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是由政府、执政党、非政府公共组织与民众构成的系统,公共事业管理的客体则可依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