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公司的上市方式、董事会结构与企业价值——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比较研究

公司董事会结构与企业价值之间相关性研究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民营上市公司具有两种典型的上市方式,使对董事会结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更具深入挖掘的潜力.以2002年～2004年沪深两市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面板数据本身的特征严格选择适宜的回归方法建模,结果发现在全样本的民营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市场价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分组研究发现,两者之间的这种倒U型关系只在通过兼并重组取得控股地位的民营上市公司中成立,而在家族控股上市的上市公司中并不存在;通过比较不同回归方法的回归结果发现,如果不注意控制面板数据本身可能存在的非观测因素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将是错误的.因此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时,一定要审慎选择具体的回归方法,而不能简单的直接选择OLS方法.     

控股股东卷入、两权偏离与营销战略风格——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终极控制权理论的视角

营销战略风格的激进或保守与公司治理因素有怎样的内在联系?营销战略风格如何影响公司未来业绩?本文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终极控制权理论出发,通过理论分析和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1)控股股东卷入程度越低、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程度越高,上市公司营销战略风格越趋向于激进,说明被第二类代理问题左右的控股股东更倾向于拿中小股东的钱卷入高风险的营销战略;(2)过度激进的营销战略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营业收入增长(做大),但是将显著损害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持续发展潜力(做强)。本文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终极控制权理论的视角,解析了上市公司营销战略风格的成因,揭示了公司治理对营销战略的作用机制,对于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公司治理和营销管理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民营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5年中国26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资本结构决策中存在的终极股东代理问题.研究发现,终极股东的控制权、制衡度和现金流权与受控公司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在受控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中,终极股东控制权比例和制衡度越高,股权融资给终极股东带来的控制权稀释风险越低,终极股东偏好股权融资;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低,终级股东承担的债务破产风险越小,终极股东偏好债务融资.研究结论一方面支持资本结构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另一方面证实了终极股东在资本结构决策中确实存在主动规避治理效应的动机和行为.     

终极控制权、现金流量权与企业价值——基于隐性终极控制论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证研究

在探寻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的基础上,分析具有隐性终极控制权的上市公司中的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现金流量权对公司绩效和价值的影响程度,进而度量隐性终极控制股东对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隐性终极控制股东,并通过金字塔结构等方式使其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产生偏离,且偏离幅度与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负相关,不同类型的终极控制股东控制的公司有显著差异.     

民营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问题研究——基于所有权结构的一个Logistic分析

本文选取民营上市公司2004-2006年有关控制权结构与现金股利的数据,探析控制权结构对现金股利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股权分置的确导致了股利决策的异化,而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使得控制权结构对股利决策的影响产生了一个较大的波动;股改后,民营控股股东依然有很强的派现意愿;不论何时,实际控制人现金流量权对派现意愿的影响掩盖了企业成长性对股利决策的影响.     

企业家政治关联、竞争战略选择与企业价值——基于上市公司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社会资本互惠交换理论,本文提出企业家对不同层级政治关联的回报形成了企业在竞争战略层面提升企业价值的具体路径差异。在实证研究中,以上市公司动态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家中央政治关联与地方政治关联都能正向显著影响企业价值,其中差异化战略在企业家中央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低成本战略在企业家地方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得到支持。这表明,在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期望的企业发展目标与中央政府可能存在差异,并直接影响了与其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家行为。本文结论为产业结构升级和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改革提供了参考依据。     

民营上市公司控制类型、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绩效

本文将2006年度民营上市公司分为直接上市和间接上市两种类型,考察了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间接上市民营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多元化经营程度均显著高于直接上市民营公司。多元回归结果表明,直接上市民营公司最终控制人金字塔持股和多元化经营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而间接上市民营公司最终控制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和多元化程度越高,企业绩效越低,说明代理问题在此类公司比较突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和多元化指标的交互关系也为此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本文的贡献在于对民营上市公司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并从动机和行为两方面考察了其所导致的经济后果。研究增进了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认识,对理解民营上市公司控制类型以及多元化经营也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家族治理与企业价值

本文以最终控制者可以追溯到家族或自然人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广义家族上市公司区分为真正或狭义家族上市公司(FB)和自然人上市公司(PB)两类,从家族所有、家族控制和家族管理三个维度考察了民营上市公司的家族治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家族治理降低了民营上市公司的价值,但家族所有、控制、管理三个维度的影响各不相同,家族治理的绩效最终取决于不同维度之间的组合。鉴于不同类型家族上市公司的主要回归结果皆不相同,本文认为家族企业的不同界定标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相关实证研究的结论。     

民营上市公司集团治理与终极控制人侵占效应分析

本文以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2002-2004年的面板数据,针对民营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集团治理现象,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集团治理的各因素对终极控制人行为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在集团治理条件下,随着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程度的增加,终极控制人采取具有侵占效应的行为的激励越强.而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能够对这一影响起到调节作用,其中,股权结构中的内部股东集团比例增加会强化侵占效应的激励;董事会结构中外部董事比例的增加会抑制终极控制人的侵占效应行为.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在对民营上市公司集团治理结构加强监管的同时,正确认识外部董事的作用、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并完善内部机制能够取到良好的治理效果.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企业家关系网络特征和网络资源动员能力两个维度界定企业家社会资本,并将此概念操作化为四个指标.基于332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家的纵向关系网络和政治身份对公司短期绩效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与部分实证结果一致.主要由于中国市场化取得了巨大进展从而削弱了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和社会资本功效的滞后性所致.同时,我们没有发现企业家的横向关系网络对公司绩效具有显著影响,而企业家的声誉则表现出对公司绩效的正面提升作用,尤其是在提高企业绩效质量方面.企业家个人特质也表现出对公司绩效的显著正面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实证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盈余管理现象.针对该现象,本文从盈余管理动机出发,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特征.本文采用管理后盈余分布法,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2001年至2003年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分布特征,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仍然存在很强的盈余管理动机,而且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受到政府监管的影响.最后,本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盈余管理的几点建议.     

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及其与东亚、西欧上市公司的比较分析

本文运用终极产权论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主体进行分类,通过追踪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发现在1260家样本公司中,终极控制股东拥有的控制权平均为43.67%,而其投入的现金流平均只有39.33%,就是说控制股东投入的现金流显著小于其获得的控制权,有4.34%的差异,两者的比值为0.890。在三种终极控制股东中,家族企业投入了相对较少的现金流量,却取得了相对较多的控制权,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偏离达到了49.16%。同时,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和东亚、西欧国家的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     

董事会特征影响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1-2005年间因为违规行为被监管层公开谴责、公开批评或公开处罚的195家A股上市公司及其195家配对公司为研究对象,应用二分类Probit回归、广义线性模型和排序Probit回归分析方法,研究董事会特征是否会影响公司违规的发生概率、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等违规行为.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过大会降低工作效率;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公司经营越规范;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监督约束公司行为.美中不足的是,它们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的上市公司治理制度建设才刚刚起步,其治理作用尚未充分显现.与代理理论相矛盾,关于董事会领导结构的实证结果支持现代管家理论,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公司越不容易违规,违规程度越轻微,这可能意味着董事会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以至单一的理论无法完全诠释其运营原理.此外,董事会会议越频繁并不意味着董事越勤勉,更可能是公司隐患越多.本文结论将为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设置乃至公司治理机制建设提供经验证据和启示.     

股权比例、过度担保与隐蔽掏空——来自我国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证据

本文借鉴LLSv的掏空模型,模型化推导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隐蔽掏空模式,建立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掏空程度的分段函数关系.以2004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386起事件为样本,并把样本分为过度担保组和适度担保组,运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过度担保样本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为负,而适度担保组的市场反应为正但不显著,由此推测过度担保的上市公司具有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的倾向.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对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家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而言,60%均是其有效的临界点.当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60%时,大股东存在通过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方式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但回归系数不显著;当持股比例高于60%时,则产生了显著的利益协调效应.能有效地抑制掏空.通过分类变量和股权临界变量的多种组合,回归发现,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程度更高;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变量相比.国家持股比例变量的股权临界值对CAR的影响更加显著.     

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基于利益趋同效应与壕沟防守效应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深交所78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利益趋同效应和壕沟防守效应两方面研究了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与目前大多数相关研究不同,本文在计量高管持股比例时包括了高管人员通过间接方式持有的公司股权。本研究发现,高管持股比例不同引起的利益趋同效应和壕沟防守效应导致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之间呈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当高管持股比例在8%—25%之间,高管持股的壕沟防守效应占主导,而小于8%或大于25%时,高管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占主导。研究结论对以激励为主要目的或以股权结构优化为主要目的的高管持股方案提供了经验证据。     

公司治理、声誉机制和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行为分析

本文首先通过建模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在约束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行为中的作用,然后以我国上市公司在2001-2002年间受处罚事件为样本,用Logit模型检验了公司治理和声誉机制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的约束作用,发现公司第一大股东集中持股有利于约束违法违规行为,但是声誉机制的作用甚微。此外,以CROA为代表的公司业绩指标与上市公司违法违规概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