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缁衣》的三种文本看“引《诗》释礼”的诠释方法

郭店楚简、上博简与传世本《礼记·缁衣》存在一定的文字差异,但在引《诗》释礼上是一致的.通过考察该篇的引诗内容、释礼方法和具体运作,以及引《诗》释礼的内外部条件,可以发现引《诗》释礼的诠释方法是先秦时代的特定产物,给后来的诠释增加了难度和复杂性.     

郭店楚简《缁衣》引诗补释

郭店楚简1993年出土,经整理小组的勤奋工作于199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各篇文字大致可以通读,不过尚有别未释文字,其中《缁衣》第六章未释之“ ”字,经重新隶定和考证,应认定了“弁”字。     

楚简《缁衣》的“谨言慎行”论──第十五至十六章的本义考

对照出土的《缁衣》先秦简本与传世的《礼记.缁衣》经本,可以考释十五、十六两章的本义。《礼记》经本因合并第十四、十五章,又将第十四章引文移至第十六章,使论题遭到混淆。从简本来看,第十四章的论题与后两章有异,不宜混为一谈,而从第十五章起,《缁衣》的论述转向新的主题,亦即君民间的言行规律,君言和君行之间的关系。第十五、十六两章所论,皆在解释君子为何必须谨言慎行。《缁衣》作者认为,言、行都要有所节制,在政治上,过度的发言或行为都将造成负面的后果。君子知所节制,就能对民众产生教化作用,使民众不再欺诈诡谋。国君易知民心,国家就能远离动乱。     

竹简本《缁衣》首章补释

郭店简和上博简的《缁衣》篇对于研究今传本《礼记·缁衣》有重要意义.由简本《缁衣》到今本《札记·缁衣》的文本变化,反映了儒家思想的社会观念变迁的背景下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简本《缁衣》首章可以说是研究这个调整的很好的文本资料.     

《缁衣》中儒家礼学的“德”概念

在出土版本《缁衣》第廿章孔子语录中,孔子所提的德,乃是礼制国家长久运行的基础。统治者公赐才符合德的行为,此乃使受赐者不会自己用所受,而是将其作为敬献分享给子孙、臣属以及祖先。通过这种互相敬献之行为,整合社会结构而使国家达致治理。至于统治者的私惠,其不像公赐那样含德,所以对于国家之事不起作用。不过,孔子所言并没有彻底否定私行的恩惠,只是表达这种方法不符合国家的管理。《缁衣》中私和公的关系并非如后期汉帝国对臣属要求忘私为公的那样,并非要求全面扫除人们私下、亲近的来往,这种要求根本不符合先秦儒家的内礼。先秦儒家反而强调,不能为了国家而放弃私家。所以《缁衣》第廿章的意思不在于否定人们的私交,而在于强调礼制德政。     

论《孟子》引《诗》

<孟子>是"四书"中引用<诗经>篇幅、次数最多的儒家典籍.大量的引用体现了孟子思想对<诗经>的承袭与推衍.文章立足于"四书"与"经"的内在联系,从方法论与价值观的两个维度对<孟子>引<诗>进行了阐述,详细讨论"以意逆志"的诗学方法、孟子的仁政理想等经典命题,以期更准确地把握圣学的价值.     

竹简《缁衣》与先秦君臣、君民关系索隐

搜检文献中孔子言论,与《缁衣》文句相印证;钩稽文献中君臣、君民关系之史实,与《缁衣》内容相印证,确知《缁衣》系孔子或其弟子据孔子旨意整理、润饰后的言论。这种言论系有感于春秋以前之君臣、君民关系史实而发,寄托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策略。     

《左传》引诗与《诗》的经典化

文章从“引用”修辞格的角度对《诗》的经典化进行了研究.从引诗体例来看,春秋时期语《诗》是一个较为固定的系统,这一系统大致按国别进行分类,而不是按“风”、“雅”、“颂”来分类.最晚到春秋中期时,《诗》已经取得经典的地位,其经典化大致沿着礼仪用乐和言语交际两条路径进行的.     

《郑风·缁衣》新说

《诗经》里头的诗歌,很善于通过描写日常生活中生动可感的具体事物、细节和场景,来抒情写意,自然而然地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郑风·缁衣》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一片至情,却不直接说出;只托言缁衣层叠咏叹,致其绸缪缠绵之意。缁衣之魅力,亦由此可见了。那么,缁衣何物?缁为深黑色,是在玄色的基础上再加以染黑而成的。《周礼·考工记》云:五入为緅,七入为缁。贾公彦疏:若更以此緅入黑汁,则为玄。     

试论早期儒家经典的文本歧变——简本《缁衣》与传世本《礼记》再对比

郭店楚简和上博简中都有一篇<缁衣>,其内容与<礼记·缁衣>大致相当,但文字上有较大歧异.从这些歧异中可以大致看出战国到汉初儒家经典文本歧变的一般规律,这包括外在语言形式的改善、儒家思想的增强以及学术思想的转向.对这些文字歧异的研究不仅可以校勘<礼记>,而且对美学史、思想史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曹操引用《诗经》的文学史价值

从曹操引用<诗经>的具体情况来看.主要有借用意象,直引原句、篇目,整合概括句子入诗入文等形式.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引<诗>的目的主要在于实用,宋玉作品中出现了对<诗经>的审美性化用,但不占主流.两汉时期,文人作品中对<诗经>的引用以经学化用为主.汉末<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突出了对<诗经>引用的文学性与审美性,但缺少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新的理解、阐释.到了曹操,创造性地发展了对<诗经>文学性引用或审美性引用的传统.通过引用,注入了自己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新的理解、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开启了建安其他文人引用<诗经>的新风尚.     

《诗经》“威仪”说

《诗经》中"威仪"一词有三个义项:一指礼容,二指符合礼仪节文的言行表现,三指能起表率作用的言行、德行。在《诗经》中,威仪都与德行有关,被认为是道德精神的表现。威仪的这种用法在《尚书》中也存在。金文资料中,威仪用例含义和传世文献中的用法一致,着眼于道德精神层面的内涵,认为威仪是守礼、有德的表现。春秋以后,威仪逐渐固化为礼制,成为儒家学者十分重视的问题。     

从郭子仪诗歌组看杜甫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

杜甫有多篇诗作直接描写唐朝著名军事家郭子仪。这些诗篇虽然并非作于一时一地,但将其以适当的方式缀合起来,则可以构成郭子仪诗歌组,或简称诗组。从叙事学的角度看,杜甫的郭子仪诗歌组具有传记文学的性质,并可与正史之记载相互补充。杜甫的郭子仪诗歌组与诗经《小雅·六月》具有较强的对应性。这种文本间的契合绝非偶然,它说明杜甫继承和发展了《诗经》所开创的中国诗学传统。杜甫的郭子仪诗歌组具体诠释了六义中的赋之本质特征:纪事传人。由杜诗的传记文学性质而上溯六义中的赋,可以深化我们对于六义的本体论认识。     

《诗经》没有"民歌"论

<诗经>中有许多"民歌"的观点可谓源远流长,但这种观点不符合<诗经>中全部作品的实际.现存<诗经>中没有"民歌",其中绝大部分诗作是周王朝各类贵族的"宴语";周王朝各级贵族中的文化人是<诗经>作者的真正主体.对<诗经>中体现出的浓郁的"人民性",完全应该抛开"民歌论"的解读思路,并能够从更科学的视角来作出正确阐释.     

诗本义与《诗论》、《诗序》——以《关雎》篇为例看《诗论》、《诗序》作者

探明诗本义,对于正确理解《诗论》与《诗序》,判别其各自作者,有积极意义;区别《诗序》之大、小,同样有助于判别其各自之作者,并可加深对《诗》学传承与发展的认识。而诗本义,则历古以来多被义理之学所歪曲;《诗序》之大、小,自陆德明以来亦已不甚区分。     

论闻一多的《诗经》研究

闻一多<诗经>研究的述学文体、理论运用、观念意识,在考据、阐释、鉴赏的结合、推进中,全面展现出<诗经>字字句句蕴含的原始生命力.在<诗经>研究中,闻一多表现出不袭旧说、直切本源的果敢,但也最大限度做到释古可信、步步为营.这对当今学界,<诗经>研究的文化人类学阐释滥觞很有警醒意义.     

变风变雅与“礼崩乐坏”

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变革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巨大变化,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下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雍容典重的雅、颂诗篇,到直抒胸臆、讽喻时政的变风变雅诗。在“变风变雅”的一些诗篇中,诗人以激愤的怨恨之情对天呼号。《诗经》再也不是传统风、雅中对现实半真实、半理想主义的讴歌了,而是体现出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变风变雅”可以说是一个更进步、更活跃、人类意识更加觉醒的时代的序曲。     

《诗经》战争诗与农耕文化

《诗经》中的战争诗没有直接描写战争的场面 ,而是用军威震慑、道德感化敌方 ,这一奇特的文学现象体现了周统治者敬德保民思想 ,而造成这一文学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     

荀子《诗》学与先秦"诗传"

荀子是战国末传道兼传经之儒,其《诗》学与《毛诗》非属同一系统。他一方面阐释经典喻意,推进《诗》的经典权威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诗》证礼,推进礼的制度化进程。其通经致用的基本精神,为汉代今文学派开启了先河。荀子当撰有"诗传",《荀子》中存有的两种"诗传"的迻录文字,披露了荀子"诗传"的基本形态。     

论"风"诗的起源

古人认为,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土地风气,因此产生不同的风俗;不同的风俗习惯,又导致原始歌谣音乐风格不同,这些歌谣又咏唱的是不同的风俗。人们就将这种原始歌谣称为乐风,即用音乐演唱的风俗。这些歌谣源于各地土邦,因此又叫土风。西周初年开始对这些歌谣进行有意识的搜集整理,就形成了《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