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运用 SVAR模型,研究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不同时期美国的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会产生不同趋势的溢出效应。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造成我国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对我国货币政策产生了负向的溢出效应,抵消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我国产出水平和实际使用外资长期溢出趋向于0;长期恶化中国的贸易收支。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实施,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大幅提升。     

美元贬值与美国贸易收支关系——基于2002-2008年季度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美国货币当局极力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期望通过美元贬值来改善其贸易收支状况。其实,无论是双边贸易收支理论模型还是季度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都揭示:影响美国贸易收支的因素并不只有美元汇率,美国贸易收支自身惯性、相对产出、相对商品价格等都是影响因素,且美国贸易收支惯性才是最主要因素。由于美国贸易收支逆差存在巨大惯性,美元汇率对贸易收支调节又存在滞后效应,妄图短期内仅仅依靠美元汇率贬值来调整过多的美国贸易逆差是徒劳的,采取一揽子的政策组合可能更为有效。     

美国QE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2010年11月3日,美联储开始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分析了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稳定和刺激美国经济的效果,探讨美国继续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并以此为切入点,研究这一系列量化措施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美国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后果

近期,为应对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和价格水平走低,美联储开始不断释放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信号.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会通过多个渠道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和扩大出口,但也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产生诸多负面冲击,其中美元贬值和其他主要货币升值正引发各国竞相贬值的汇率战甚至贸易保护加剧,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后果十分严重.其对我国的负面冲击尤其巨大,需要统筹考虑,妥善应对.     

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分析

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影响的逐渐深化,美国采取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稳定和刺激经济,此种非常规货币政策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对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将产生不利影响。针对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从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启动入手,通过分析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其传导机制,在分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对策,以期为中国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世界经济影响意义深刻,在对危机后经济复苏政策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尤为突出。文章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产生背景着手,分析美国采取该项政策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的通货膨胀、资本流动、汇率、外汇储备和出口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汇率传递效应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和OLS回归分析方法,基于美国QE1月度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展示了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下的汇率传递效应,并估算了量化宽松政策同国内物价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期内,国内物价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小,汇率传递效应大幅降低。在政策层面,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能够大幅度隔绝汇率冲击。     

美联储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美联储于2010年11月4日宣布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这对新兴市场的流动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QE2通过国际利差、美国国债回购、跨国企业FDI等渠道迫使人民币升值,同时过剩的流动性会对我国资产价格产生较大的外部压力。特别需要指出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行业低利润现象会推高资产价格并放大人民币升值产生的不良后果。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

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产出及物价水平有一定的冲击,但相比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该冲击并不显著;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发生作用,说明中国的经济对贸易依存度仍然较高。因此,要使中国的货币政策独立于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转换经济的增长点,将扩大内需作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工作重点。     

从美国货币政策看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从美国货币政策与一般均衡角度探讨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首先利用Hechscher-Ohlin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中美贸易格局问题,然后着重考察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和美国货币政策对中美贸易平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近二十年来的宽松货币政策与长期出口管制政策直接导致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利用1994-2009年的年度数据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分析结果完全支持这种解释。     

政府酝酿提高通胀目标至4%

在2010年CPI增幅不断提高及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参与政策咨询的人士告诉说,中国2011年的通胀目标很有可能会提高到4％。     

2010年代美日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比较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日本、欧元区三大经济体同时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取得一定效果。虽然,三大经济体都是在基准利率接近零利率的条件下,采取购买国债、企业债券等公开市场操作,但在融资方式、融资工具、政策影响程度、资产负债表变化、政策期限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可为中国宏观调控提供有益的启示。     

谈人民币汇率变动与我国贸易收支的关系

根据购买力平价和弹性理论的基本原理及分析 ,1981年以来人民币历次汇率下调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 ,可以看出 ,本币贬值只是价格竞争的手段之一 ,而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出口品的国际竞争力 ,其对改善贸易收支的作用是不持久的。只有兼顾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情况 ,继续实行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 ,使得贸易规模和效益同步提高 ,才能实现贸易收支的中长期平衡     

国际货币壁垒之法律问题初探

随着美国6 000亿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一种由来已久并在国际贸易领域占据核心地位的壁垒模式逐渐显露出来。后经济危机时代各国为保护本国经济安全在国际舞台上大打贸易战之时,这种悄无声息的货币壁垒便从另一个层面实现其实质意义上的贸易保护。这一壁垒模式将长期存在,并伴随世界经济复苏前景的不确定性,在国际贸易领域"大显身手"。我国有必要对这种壁垒模式的表现及法律规制问题进行研究,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局势。     

危机背景下美国经济政策再调整及其影响

面对始自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在经历前期利率这一价格型政策工具到激进的"量化宽松"政策干预经济后初见起色,然而随着系列政策工具经济效应的释放,美国经济走势路转峰回。根据目前经济持续下行的严峻形势,美国政府果断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再次实施"量化宽松"新政策。新政是一种数量型的非传统干预经济方式,实质是以增发货币为核心的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组合运用,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在新时期的新变种。美国经济政策的新调整必将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大而深广的影响。     

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基于本轮经济衰退的政策效果研究

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应这个经过大量实证研究得到检验的结论,却在我国本轮经济衰退中被打破了。本轮自2008年底开：治的经济衰退,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作用下,效果明显。文章主要就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信贷渠道进行了阐述,认为在体制转轨时期地方政府强烈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冲动、商业银行的积极配合,使得信贷传导渠道畅通无阻,使这次宽松货币政策效果明显,同时指出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     

传统贸易收支汇率理论的回顾与评析——简论美国贸易赤字产生的原因

鉴于我国遭受美国等国家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通过对贸易收支的弹性理论进行回顾与评述,指出用汇率工具分析贸易收支存在着缺陷,汇率升值不是贸易逆差产生的主要原因;运用多因素结构方法,分析了美国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相关问题;最后简要提出了改善我国贸易收支不平衡的一些战略措施。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政策效果与潜在风险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能够缓解金融危机冲击以及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但是如果此项政策运用不恰当,则会带来一些风险。从分析量化宽松政策的相关理论基础入手;结合美国和日本的情况分析量化宽松政策效果:短期内稳定金融体系、降低利率刺激投资、抑制通货紧缩、提升经济景气预期,但这些效果能否很好发挥受到资金能否流向实体经济、货币向境外漏出情况和实体经济能否如期复苏等条件制约;分析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带来的风险: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汇率贬值和资产价格波动等;进而以得出结论和启示。     

略论美国QE3政策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全球性金融危机为大背景,就美国的QE3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由来、内涵和实质,以及特点进行分析,在指出它对刺激美国经济复苏特殊价值和意义的基础上,重点就其对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可能影响进行研究,并从应对性策略的角度就相关问题作了简要探讨.     

零利率下限视角下宽松货币政策效应研究

基于零利率下限存在的假设,当经济下行期时各国政府出台纷纷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如采取美国的量化宽松措施,以期刺激经济。同时基于零利率下限存在的条件,作为宽松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的前瞻指引越来越受到重视,以期提高货币政策效率。当零利率下限不存在时假设它是存在的,或者存在时假设它不存在,就不能正确描述期限结构模型,据此得到的利率期限结构发展趋势是不合理的,这将会导致政府监管政策和企业风险管理决策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