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哲学界对文化理论的探讨

苏联文化研究勃兴于六十年代中期.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探讨文化理论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文化程度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培育新人即社会的创造者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最高使命.正如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文章所指出的,文化问题,总是"永恒的"哲学问题,它成为二十世纪最有生气的问题之一,"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中心".二十多年来,苏联学术界就文化的定义,文化的本质,文化与自然、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的要素、结构、功能及文化理论的系统方法,历史-文化类型学和文化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模式等等文化理论的紧迫课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涌现出论述文化理论、文化哲学的专著与论文不胜枚举,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哲学研究的误区

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一时期的哲学也渐渐被人淡忘,乏人问津,但其中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哲学政治化的背景下,由于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这一错误前提的误导,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也只能成为粉饰现实的工具.     

关于“人的主体性”问题的理论辨析

“人的主体性”是当代哲学中一个极重要的基本范畴,关于人、主体的理论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哲学发展的中心问题。近20几年来的5次世界哲学大会都是围绕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展开的。而且,无论是现代西方各种哲学流派,还是苏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发展,几乎都把确立人的主体性及说明其在各活动领域中的实现当作理论支柱,把弘扬人的主体性作为自身理论社会功能的目标。其实,理论思维这一主旋律早在马克思创立实践唯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价值观建构——主持人的话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是“同自己时代的现实接触并相互作用”,在立足于哲学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相适应的人的生活样式的基础上,对时代的现实性予以关照。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哲学的目光应该关注“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开放性,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时代的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具体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是要自觉地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中国人民的现实实践相结合。     

苏联是怎样变质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

当前,全国人民正在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在这一学习运动中,研究一下“苏联的修正主义是怎样上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怎样变质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无疑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苏联是列宁亲手缔造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斯大     

资本逻辑视域下的和谐社会建构之路——对和谐社会之路的经济哲学探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提出的整体理念,它不仅涉及政治制度的建构或经济发展的规划,更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哲学提升,是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感性对象性关系的哲学思考。建构和谐社会是人类直面全球化过程中的现实的生存问题。“生态文明”、“制度文明”已成为人类发展所追求的普遍性的理性选择,历史性的普遍化的和谐意识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它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必要性视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和利用资本的历史作用的经济哲学的原则高度。     

文化和社会的辩证统一

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属于最复杂和最有争议的哲学问题之一。这个问題对任何哲学和历史理论来说都是关系重大的,而它的解决,则与人们赋予“社会”、“文化”、“人”、“活动”等概念以何种内涵有关。在这里,没有必要详细     

斯大林后时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综述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日渐退潮，不到四十年时间就经历了赫鲁晓夫“修正”时期、勃列日涅夫“大讨论”时期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时期，其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曲折中发展嬗变，最终导致世界上第一个社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分析研究苏联这一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对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鉴戒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总体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马克思主义总体观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总体”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来源及方法论依据。执政党从总体观的角度运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对于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实践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探源

“实践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生成的“开山斧”，“实践──社会─—人”之间的内在的辩证关系是这一文化哲学的理论根基和理论特质。从“实践的批判”入手，探求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来龙去脉，所涉及的是：“人的感性活动”和人的“感性世界”；“人就是人的世界”和人与人的世界的关系；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论纲

一、时代提出的课题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是现时代向我们提出的重要理论课题。文化问题是20世纪哲学的核心问题。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人类历史的急剧变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把人的存在、人的价值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人的存在、人的价值问题归根结蒂是人的文化问题。哲学家们思     

努力开拓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边疆

在技术“社会化”与社会“技术化”并行的时代,技术与人类命运已经息息相关。“技术哲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已经愈来愈成为显学,其中分“国别”的技术哲学研究也备受学界关注。《苏联的技术哲学与工业化：历史·经验·启示》是一部对苏联(俄罗斯)的技术哲学和工业化以及二者之间错综复杂关系进行全面总结和深刻分析的学术著作,实现了技术哲学理论研究与工业化应用研究的交叉融合,开拓了技术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边疆。该书对跨越320年以工业化为中心的苏联(俄罗斯)现代化历史进程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概括,着重分析了苏联时期,特别是在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以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苏联工业化取得的成就、经验和教训,是一部自然辩证法领域的上乘之作。     

人是生物、心理和社会的统一体

去年民主德国的一些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展开了一场关于人的问题的讨论。学者们围绕着五个问题,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遗传学和哲学等学科领域,对人的各方面进行了探讨。民主德国《哲学研究杂志》以“人是生物、心理和社会的统一体”为题,发表了这些学者的发言记要。现摘译部分学者对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即“您所从事的学科在关于人是生物、心理、社会统一体的问题上有哪些认识对于社会主义个性理论和社会理论学说具有重大影响”的看法。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和谐”是古今中外哲人、思想家所一直追求的理想价值观念。在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人们的哲学思维也往往带有对抗性,擅长运用“斗争哲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应该是社会关系的主流,“和谐哲学”理应是当今时代真正的哲学。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统一性原理和适度原则。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哲学审视

“市民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及“世界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三个重要理论维度，分别构成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本体论基础、历史价值论基础和历史方法论基础；应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视野，准确地分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劳动力成为商品与劳动者作为主体的统一

对劳动阶级的深切同情并为之解放而奋斗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人的主体性问题的“理论框架”或“研究纲领”.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思考不能满足于对人的“类本质”的“终极关怀”,不能囿于对人的抽象主体性的“本体论证明”.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人的主体性问题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是一个所有权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哲学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的关注必须正视劳动力成为商品与劳动者作为主体的内在矛盾,并在这个内在矛盾中追问劳动阶级在市场经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主体性范畴及其辩证实质.     

马克思哲学批判性思维的范式转换

马克思哲学突破以往的批判理论,在“实践”的社会空间与历史时间中考察人与思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了批判性思维的范式转换。这一范式转换标志着哲学批判性思维及其问题意识的全面转向,完成了哲学聚焦的对象从“精神世界”到“物质与精神世界统一”的场域转换,实现了哲学关注的主体从“片面、个别或抽象的人”到“普遍具体实践的人”的现实复归。马克思哲学批判性思维是人类批判理论演进的逻辑必然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其内含的“客观实践性”“问题链的生长性”以及“价值关怀性”的精神特质,是进一步推动时代理论创新和社会历史进步的深切力量。     

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向度

人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在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主体性作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命题之一。 解蔽传统哲学解释框架,还原主体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追溯马克思主体思想的哲学渊源,厘清马克思主义主体的科学内涵;讨论马克思主义主体理论中被长期忽略的精神生产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及其主体定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此语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元理论指导的,反映当代中国生动的现实实践的文化形态,其主旨是为了增进人民大众主体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处理好文化发展主客向度、领袖与群众、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等关系,唤起国人的“文化自觉”,为构建文化强国提供理论借鉴。     

基于“人的解放辩证法”的法律发展——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启示与限度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总体上具有四种倾向：对苏联模式的法治反思；对超越自由主义模式之实质法治的探求；促进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现代阐释；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学院主义。依照与历史唯物主义相适应的“人的解放辩证法”,法律发展遵循着“情境-普遍主义”的逻辑：法律具有以促进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为旨归的政治哲学承诺，同时这种政治哲学承诺又具有基于具体社会历史实践的制约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一大启示是，马克思主义要积极回应“卢森堡-诺依曼问题”,即在民主法治的观念和制度平台探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但其学院主义倾向明显与中国法律发展的实践约束条件相抵牾。     

变革的“文化工具”与“实际文化”的脱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矛盾初论

当我们着手探讨这一个课题的时候,必须同时想到一个严峻的理论命题和一个同样严峻的社会事实。这个严峻的理论命题是:“社会主义文化”是处于基本上还是以“资本主义文化”为表现的当今“世界文化”之中的。或许我们仍可以把“社会主义文化”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的对立物来加以考察,但随着我们的“一国两制”和苏联的“新思维”的提出,两者的关系显然要更为复杂。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不由分说地为一切主义的文化打上了烙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将是整个人类的文化矛盾在特定地区的表现。分清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并从历史决定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角度加以说明,是今日时代提出的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