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的文学”唤醒——抗战时期老舍的宗教情怀浅探

作为一个受洗的基督徒,老舍之于基督教的接受是一个动态的历程。相对于晚清乃至五四的启蒙者受到的基督教的影响,老舍与他们既有共性又有独特性。青年老舍对基督教的接受并不是将其作为终身信仰的追随,而是有选择性的理性接受。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老舍已经远离了形式上的基督教,但是在精神上,还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牺牲自己,服务社会,不顾个人乃至家庭幸福,而将国家乃至人类的光明作为一生奋斗的诉求等等,无不体现了基督徒的殉道与自省意识。基督教并未使得老舍走向超验神学对上帝的追寻,但是却开启了他对人的心灵的探索。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中,此种倾向尤甚。特别是1941年之后,老舍着意于用灵的文学对国民进行灵的生活的唤醒。《四世同堂》是此创作主张的集中显现。     

“灵的文学”唤醒——抗战时期老舍的宗教情怀浅探

作为一个受洗的基督徒,老舍之于基督教的接受是一个动态的历程。相对于晚清乃至五四的启蒙者受到的基督教的影响,老舍与他们既有共性又有独特性。青年老舍对基督教的接受并不是将其作为终身信仰的追随,而是有选择性的理性接受。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老舍已经远离了形式上的基督教,但是在精神上,还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牺牲自己,服务社会,不顾个人乃至家庭幸福,而将国家乃至人类的光明作为一生奋斗的诉求等等,无不体现了基督徒的殉道与自省意识。基督教并未使得老舍走向超验神学对上帝的追寻,但是却开启了他对人的心灵的探索。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中,此种倾向尤甚。特别是1941年之后,老舍着意于用灵的文学对国民进行灵的生活的唤醒。《四世同堂》是此创作主张的集中显现。     

民众的文学生活权力必须得到尊重——就文学人民性和人民文学问题答刘淮南先生

人民性是一个文学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在近20年的精英文化批判面前,民众的文学和文化需要没有得到过正常的尊重。精英文化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和文学生存权力;要尊重民众文学和艺术的选择权力;不能低估和贬低民众文学生活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不能将自己的精英文化立场“贵族化”;精英群体不能只是把矛头指向民众,精英文化是同样需要被批判的。     

《神曲》情结与“灵的文学”——评老舍文学理想及其实践

老舍心仪但丁的《神曲》并以之为标杆,大力提倡“灵的文学”。旗人固有的伦理立场和对宗教的隔膜,使得老舍“灵的文学”的创作实践虽达不到但丁《神曲》的高度,却开拓了现实主义文学罕见的深度。     

超越与回归的“平常心”——论道一对禅超二元对立思维的实践

禅，离念、离相、见性之谓。马祖道一阐发的“平常心是道”和“即心即佛”是在怀让“磨砖作镜”故事的启发下，充分表达的禅的否定性与超越精神以及对自性的回归。     

神性的大地之美——生态文明视域下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

沈从文以其描绘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大地和谐的湘西乡村世界，以其塑造的具有自然人性、健康体魄与丰富心灵世界的湘西农民形象，书写了一首传唱不衰的“乡土抒情诗”。沈从文以乡下人和现代文明的双重视野进行审视，进一步展现了神性大地之美的毁灭和地之子生命的蒙昧。正是在强烈的毁灭性悲剧感中，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显现了源生于中国大地的、被工业文明遮蔽的具有神性的“大地之美”：和谐的乡村世界与善良的地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体现一种深刻的、自觉的生态意识，复魅了大地的神性之美，建构了一种中国维度的生态思想的新文学。     

追寻-偏离-回归——20世纪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之轨迹

五四运动孕育和催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对“人”的发现和追寻中开始的。其间，由于中国在20世纪特殊的历史境遇，人的文学的几经偏离，许多时候文学对于“人”的背离甚至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在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背景下，对人的文学的全面回归，一方面，人的文学的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并直接带来了文学的多元与繁荣；同时，文学过分的对于人性的“提纯”和人生“照相式”的表现，也使人的文学出现了又一种偏离。因此，在全球化、商品化的21世纪，人的文学将继续努力自觉地关注人、表现人、完善人。     

“水”和“树”——沈从文与福克纳的乡土文化认同

“水”与“树”是沈从文和福克纳叙事世界中反复出现并极具象征性的文化意象。透过这两种乡土世界的象征物,不难看到,基于共有的相对务实、保守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念,他们以不同的风格和方式鲜明地认同着、追述着各自独特的乡土文化传统。     

文学理论的功能极限——兼及30年文学理论研究与未来突破

文学理论的主体性是文学理论身份存在的根本问题,此为以往学界所忽略。30年文学理论的发展,由于缺少自觉的理论主体意识,而使文学理论的效力发挥受到限制和影响。文学理论的主体性及其功能效力,以建立文学理论与文学事实的合理互动关系为基础,而以往的文学理论在楔入文学事实时,或因聚集于文学特质的本体追问而陷于某种普泛失根的困窘,或因局限于某些文学母题的单向涉入,而使理论与现实的对话造成错位、脱节乃至整体感的迷失。总结30年文学理论的发展经验,应在明确文学理论功能指向性的前提下,拓宽拓深文学理论与文学事实的对应领域,通过强化文学理论的主体性,最大限度地突破文学理论的功能极限,使中国文学理论绽现出新的历史景观。     

人的痛苦与神的拯救——从《灵魂之旅》看邓晓芒的语言观

邓晓芒的文学评论集《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深刻反思和批判了当代文学中的民族文化失语现象,从中传达出他对"语言是存在家园"这一现代哲学思想的创造性理解.这种创造性理解首先体现为,邓晓芒对人的痛苦与形而上学的语言意义相互生成的内在关系的发现;这种创造性理解还体现为,他认为语言建构起人存在的可能世界,使人能从人的自我对话出发走向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从而成就人作为人的存在.     

侠之想像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金庸小说的社会学意义

武侠想像是对现代性焦虑作出的反应。随着现代性的发生，传统社会的解体，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和身份认同危机，一部分人通过文学之侠的想像，来回应现代性和寻找身份认同。在现代性条件下，金庸武侠小说通过对侠的现代阐释和想像，使自身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位置，呈现出并不寻常的意义：金庸武侠小说由对江湖世界的美化转向对江湖黑暗的批判，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认同的解构；由对民族大义的歌颂转向对民族主义的破除，表现出对现代政治认同的超越；由对武林义气的肯定转向否定，批判江湖文化，表现出对传统文化认同的超越。金庸的现代武侠小说最终完成了对传统社会认同(江湖世界)、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武林义气)的超越和解构。金庸小说的侠之想像是现代性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以虚构的方式解决身份认同危机，追寻自我认同的一种文化形式，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是一种对抗“存在被遗忘”的拯救性力量，一种想像性的自救力量。     

摆动型生计：生计能力视域下的生存策略选择——以重庆市M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下,生计能力显著地作用于搬迁户生计策略的选择。作为集主动性与反抗性于一体的分析范式,生计能力源于脆弱性与可持续生计研究中关于适应能力的探讨,是内生能力与外在资源赋予能力的结合体,是由能力与过程组合而成的能力结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中,生计能力成为影响搬迁户脱贫致富的重要机制。搬迁户虽面临无土安置与行动能力低下的生存挑战,但易地扶贫搬迁提升了他们的自主选择能力。在选择与调适的过程中,受限于生计能力,搬迁户选择钟摆式流动的生存策略。通过此种方式,他们以生产性要素的“复制”与“转化”应对生计困境,较好适应了新环境,形成一种摆动型生计。     

价值视域与文艺学知识生产——兼论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理论的价值取向问题

作为近代西方知识理性主导下人文知识学科化进程的产物,文艺学具有学科知识生产依据的特殊规定性。此规定性决定了价值性因素不仅是相关学科知识生产成果的反思和批判维度,而且还直接参与了相关学科知识生产的具体过程。这体现在：一方面,知识生产者的价值评判与追求为特定文论知识的产出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的“智性”品质与创造性品格,并使得无学科、前判断的文学经验现身为意义自洽的理论知识表述;另一方面,这种价值评判与追求还积极参与了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构成,进而以其导引与续接功能而在学科观念层面保证了相关知识生产的人文意向。价值向度关涉文艺学知识生产所应具有的实践的可行性与学理的合法性,正确认识并重申这一向度是推进文艺学学科自觉建设的重要理论前提。     

民族志视域下多民族村落婚姻家庭中的民族关系——基于大理郑家庄的个案

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内涵，其形成与发展以不同民族存在为前提，以民族交往为纽带，而任何民族关系都必须以一定地理空间为场域依托。国家中的村落是组成社会的基本节点，家庭是组成这一社会节点的基本单元。家庭作为民族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场所，是民族关系形成的重要场域,是个体与民族群体延伸内外社会空间的基础。以民族志方法考察“一村七族”的大理郑家庄婚姻家庭中的民族关系，这在理论上是对“接近从局部到整体”工具的有效尝试，在实践上可作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思路与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日常生活路径。     

征地过程中的退出意愿、受偿诉求与行为策略——基于被征地者视角的本土研究述评

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和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中国,导致了被征地者这一焦点群体的迅速激增。作为征地制度改革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承载体,该群体在征地过程中的退出意愿、受偿诉求与行为策略等问题已得到不少本土情景下的实证研究的重视,形成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围绕“退出意愿”,研究者提出了个体特征论、家庭结构论、空间区位论、发展期望论、身份锚定论、政策认知论六种理论假说。围绕“受偿诉求”,除了通常作为谈判之焦点的补偿数额,学者们也揭示出被征地者对于分配方案、程序正义、生存保障的诉求。围绕“行为策略”,研究者主要通过博弈模型、案例分析两种方法进行研究。尽管部分研究已经呈现了上述三个维度之间交融沟通的趋势,但三者各自为阵的孤立局面依旧存在。如何促成被征地者的类型知识、需求学说和行动理论之间的逻辑联结,揭示其中的内在机制,建立出一套整合性框架,应当成为下一步的精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