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社会舆论对匪患之反应——以《申报》和《大公报》为例(1912～1934)

匪患是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民国时期的社会舆论对于土匪的一般认知和态度,对土匪现象的评论、治理对策及其反映的历史现象是十分有意义和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上海出版的《申报》和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无疑是反映民国社情的标志性报纸。1912～1934年期间,在《申报》和《大公报》充分提供的时评版上,知识界人士站在政治风暴之外对民国匪患的成因等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就治匪问题之方方面面贡献方案,以提供政府作为治匪政策和策略之参考。他们借助报刊论政,表现了极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的许多解决民国匪患的建议和设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民间舆论的总体倾向。但是书生论时空悲叹,由于民国政治当局的腐败和复杂的社会纷争,他们治理匪患的建议和设想没有被当政者采纳,流为无法实现的空想。     

民国前期四川土匪成因论析

土匪猖獗是民国时期各地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民国前期四川长期处于军阀混战中,战争直接破坏社会生产;军队往往招匪、纵匪;大量散兵流为土匪.同时期,四川自然灾荒不断;军阀征税无度;地主压榨严重,使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大量农民不堪重负而破产,成为土匪的主要来源,随着社会秩序长时期内持续的动荡,导致更多人进入土匪队伍.     

民国时期匪患探源

民国时期匪患探源马烈民国时期的匪患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所造成的畸形产物，其在活动时间、地域范围、人数规模、为祸程度和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是空前绝后的。造成民国时期触目惊心的匪患的一部分原因，是以往中国封建社会所固有的，例如严酷的封建剥削、天灾人祸、官绅欺压...     

从异域到边疆:民国时期对云南的经营

民国时期加强了对于西南边疆的经营和治理,以其完成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本文通过民国时期对云南经营的探讨,从交通通讯网络、国家认同形塑、民族经济发展三个方面评估民国西南边疆经营策略的成效,并进一步探讨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经营策略对于建立统一政治行政体系和国家文化认同的促进作用。     

陕甘宁边区的匪患治理与社会整合

陕甘宁边区土匪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政治动荡、吏治腐败、灾荒频繁以及会党横行等都导致土匪的大量滋生.抗战爆发后,国共党争的加剧,日伪的渗透,促使政治土匪日益猖獗.边区土匪对民主政权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边区政府对匪患采取打击、利用和改造的综合治理政策,通过有效的社会整合,消除了土匪生存的社会土壤,实现了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取得了剿匪的巨大成功.     

从长沙《大公报》(1924)看湖南匪患

民国政局纷扰,军阀混战,匪盗猖獗。1924年虽为国共合作开始,但此时的湖南仍处混战之境,匪患氛炽。本文试通过对1924年湖南匪患状况及当局剿匪抚匪举措的分析,略探1924年匪患原因。     

清朝民国祭祀佛教的历史状况及其社会学分析

祭祀佛教是清朝民国时期汉传佛教的主流信仰,其基本内涵是汉传佛教信仰的祭祀亡灵化.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祭祀佛教,虽然可以追溯到梁武帝时代,但其成为一种信仰模式,则在清朝民国时期.从社会学的视角,分三个方面分析清朝民国祭祀佛教的社会功能,主要讨论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对清朝民国祭祀佛教的社会功能的批判,清朝祭祀佛教是工具与价值各占一半的佛教,也就是半世俗半神圣的佛教,就半世俗化而言,是讨论清朝祭祀佛教的社会功能/工具.第二个主题是民国祭祀佛教的神圣化问题/价值,即民国祭祀佛教的现代性.第三个主题是清朝民国祭祀佛教与宗法传统社会的关系/贡献.清朝的祭祀佛教虽然具有维护皇权的功能,但雍正用行政手段推行的净土宗单一信仰,也具有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性,成为汉传佛教在民国复兴的契机.     

民国川省土匪、袍哥与军阀的关系

民国年间四川社会,军阀混战、袍哥横行、土匪猖獗,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三大社会问题.他们的活动与整个民国四川史相始终,其势力和影响波及经济、文化、行政各个领域.本文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以民国川省军阀、土匪、袍哥三位一体的事实,以及他们相互勾结的背景、条件、过程、心态及其影响谈谈自己的一些观点.     

民初山东土匪的新特点

在民初这一社会大转型时期,山东土匪“顺应”潮流,适时而变,从而出现了一些与传统社会相比所未有的新表征。这主要表现在:一、土匪在装备和编练上实现了“匪队”的现代化;二、其政治性日益凸显。但同时必须指出:土匪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无疑给转型期的民国社会带来更高强度的危害:一方面,土匪在军事装备与编练上的现代化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使其更善于投机钻营和反复无常,这就使得寄生于民国社会之上的土匪这块“肿瘤”和“心腹之患”更加难以铲除;另一方面,土匪的寄生性及其对社会生产的杀伤力,使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乃至停滞,从而影响到社会转型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使其进行缓慢甚至畸形发展。     

北伐时期湖南土匪研究

北伐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声浪远没达到荡平三湘四水所有土匪的地步,在受北伐和农民运动影响不深的边缘地带,土匪的活动较前更加猖獗。文章通过对相关民国报刊的爬梳,揭示了北伐时期湖南土匪的分布、行为特点、北伐军各级军政部门在土匪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并分析了这个时期湖南土匪剿而难灭的根本原因,对于我们今天根治某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社会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清代各省奏缴请毁书籍汇考——“四库禁书”研究札记之一

汇考依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参以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时间起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迄五十八年十月十九日,内地十八省皆备。各省汇奏次数合计180次,地方奏缴总量约计139 803部。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呈缴未出现持续上升趋势,而是一路波折;四十四年是地方缴送请毁书籍的最高潮,此后呈书数量持续下降,再无明...     

唐大历、元和年间摩尼寺选址原因辨析

陈垣先生在《摩尼教入中国考》一文中,根据唐大历六年和元和二年,回鹘两度请求在中原建摩尼寺事,指出唐代中原摩尼教＂先由北而南,复由南而北＂的传布路线。笔者分析中原摩尼寺的设立情况,辨释陈先生这一观点,认为回鹘请求在江南地区建寺多伴随粟特人之商业利益,而在河南,尤其是太原府置寺则更具政治意图。     

杜甫献《三大礼赋》时间考辨

现今学术界基本认定的杜甫于唐玄宗天宝十载献《三大礼赋》,实是千年误读。实际上,杜甫是在天宝九载冬预献《三大礼赋》的,这可从杜赋文本和当时历史文献资料得到证明。关于献赋的时间,历史上有三说天宝九载冬、十载、十三载。但自从钱谦益认为“献赋自在大礼告成之日”、“十载献赋明矣”以后,则众口一词无疑义。而钱氏之说是缺乏根据的。     

《费誓》时地管见

《费誓》为《尚书·周书》中的一篇,《书序》及《史记》都称该篇为鲁侯伯禽所作,但后人有不少对此疑而不信,今人则因春秋时期的鲁僖公曾与淮夷争斗,以为《费誓》作于此时。其实,鲁国与淮夷之间的冲突是长期的,周初尤烈,周成王十三年,周公去世不久,鲁侯伯禽曾经会王师“伐戎”,《费誓》可能即作于此时。至于费地所在,后世学者由于不明今山东鱼台境内古费地的存在,遂多误指其为后来鲁国季氏费邑之“费”。实际上,伯禽之时,鲁国势力未至此。《费誓》之“费”应指古费国之“费”,在当今鱼台境内。     

清代岭南越台词社考论

越台词社是岭南词史上最重要的本土词社。词社成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共举行了五次雅集。主要成员有谭莹、陈澧、陈良玉、沈世良等九人。越台词社与山堂词社并非同一个词社。词社的创作风貌属于"清空"一体,成员有共同的艺术趋向。另外,社课中的"词史"之作有重要的价值,亦值得关注。越台词社促进了岭南词的发展,在岭南词史上有特殊的词学意义。     

《南山集》案与方苞人生及心态的变化

康熙五十年发生的震惊朝野的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方氏家族遭受沉重打击。方苞因给《南山集》作序得罪,后经宽大处理,因祸得福,官运通达,由昔日家境贫困,又屡困场屋的落拓文士一跃而贵为天子侍从、本朝达官,身份和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种特殊的恩遇并未给他带来心绪的片刻宁静,反而使他陷入了心态失衡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一方面,他极力颂扬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君主善待自己并宽赦方氏族众的皇恩,另一方面,他没有完全挣脱《南山集》案的阴影,心绪凝重,心态极其复杂,如对作《南山集序》的追悔,对亡友戴名世的追念与痛悼,以及对方氏宗祸与自己家祸的无比痛心等。     

十三月对甲骨文排谱的重要性

本文主要指出"十三月"一词的记载对于不载周祭的宾组卜辞在排谱时的重要性,包括排谱时可利用月数的差数来计算是否当放入一个十三月,以及对于那些可能插入十二月及一月间的十三月事件利用微细断代法来判断其是否可排入同一年内。     

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

洪武时期多次作出祭祖方面的规定 ,《大明集礼》的规定具有仿照《家礼》和国家礼制象征的性质 ,《家礼》、《教民榜文》和胡秉中的主张在社会上更为流行 ,政府祭祖礼制的特点是认同朱熹《家礼》,这也反映了《家礼》被社会认同的现实。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 ,是以《家礼》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 ,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 ,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强化了宗祠的普及。     

拉动内需之下的文化民生考量——2009年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预测

“十五”期间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总量值及人均数总增长均达到8成多,而“十一五”头两年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总量值及人均数年均增速连续下滑,低于“十五”年均增幅。剐过去的年景,文化消费已经受到国内物价上涨压缩消费的抑制;面l临的年景,文化消费可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波及经济的影响。“十一五”期间文化民生效应赶超“十五’’发展成效,面临着非常艰巨的任务。目前国家正大力拉动内需,2009年正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关口。     

关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作年

关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写作年代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景元四年十月,二是甘露三年,三是景元二年。其中第一种说法影响最大,几为定论。经考证,阮籍此笺作于甘露五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