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基于厦门垃圾处理的实证研究

西方环境公正理论在系统的定量研究基础上,证实了环境风险分配不平等普遍存在,并强调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的关联性,然而在我国并未开展定量的实证研究。本研究以厦门垃圾处理的实证调查为例,探讨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的关系。研究发现:(1)与西方一致的是,环境风险并非公正地分布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环境风险分配遵循社会经济地位逻辑,风险分配和财富分配存在重合性。(2)与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强调种族、性别、教育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不同是,性别、民族和教育均对我国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性。(3)我国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表明目前城乡的环境风险分配不公正问题凸显。     

构筑社会公正建设和谐社会

社会公正已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探讨影响当前中国社会公正的主要因素,不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会产生诸多的对构建和谐社会不利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构筑社会公正,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环境风险在人群中的社会空间分配

国际经验显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不合理地暴露在环境风险中,是推动"环境公正"运动发展的重要原因。处于快速转型的中国,是否面临环境风险在人群中不公正分配问题?基于北京、重庆和厦门三地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影响的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环境风险在人群中的社会空间分配状况,低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房产价值、农业户籍和居住在农村社区的居民,居住在距离大型垃圾处理单位3公里范围内的可能性和遭受的环境风险,高于高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拥有较高价值房产、非农户籍和居住在城市社区的居民。低社会经济地位者不成比例地承担环境风险,使脆弱性再生产,以社会经济地位形塑风险地位,不利于和谐社会构建。因此,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环境立法和环境弱势群体补偿机制,促进并规范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试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和谐社会建设

改革以来,由于制度不完善,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等问题,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制约。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从市场初次分配、政府主导的再分配以及社会第三次分配等领域深化改革,通过完善分配制度实现充分就业、规范税收体系、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等手段,实现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分配结构,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建设和谐社会。     

农民权利与社会公正

在当代农民问题已凸现为农民权利问题,即由于农民权利受损而导致对农民的不公正的国民待遇进而严重损害社会公正,阻碍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农民权利受损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特色工业化路径以及与此相关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结果。本文在探讨农民因权利受损而受到各方面不公正对待之后,进而寻找能够体现、保障权利义务分配公平的制度、政策,以实现社会公正从而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公正观的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把社会公正作为社会主义追求的价值目标。邓小平在基本权利平等、机会平等、收入的合理分配、共同富裕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社会公正观。邓小平的社会公正观符合中国国情,对构建当代中国科学的社会公正观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社会公正体系中的机会平等原则

实现社会公正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性课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但是人类实践已经证明那种“绝对平均主义”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我们应当构筑以机会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公正体系。机会平等就其内涵来讲,应该包括机会起点平等、机会实现过程的程序公正以及合理的差别原则。     

和谐社会的公正诉求

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它不仅是伦理原则,也是利益分配原则。针对资源适度稀缺、人性中幽暗意识的存在和不合理的利益分配等影响社会公正实现的因素,笔者认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政府行政伦理和加强政治文明建设,是实现社会公正、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关于和谐社会的伦理学思考

当代伦理学的价值目标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六大特征完全一致,因而研究和谐社会建设的伦理学对策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公正”是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因为“没有公正便没有道德”、“公正即和谐”,这是中外伦理学的古老命题;当代伦理学认为,社会和谐必须以社会公正为前提,因为“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落实社会公正原则,追求效率与平等的最佳结合,切实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为此,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的旗帜,加强“三公教育”即公正教育、公仆教育和公民教育,抓紧制度公正和民主法治建设,努力实现由传统的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型———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本之策。     

浅析和谐社会下的考试公正

公正是和谐社会与教育的共同诉求。考试是人们日益广泛使用的对有限社会教育机会和资源进行公平分配的一种较为合适的筛选方式,伴随着考试地位的日渐显要,考试公正问题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考试公正决定着考试的是否合理,考试是否合理又决定着教育机会和资源的分配是否合理,继而潜在或现实地影响社会其它机会和资源的分配是否合理。因此考试公正承载着对于社会、人自身发展而言所必备的重要社会责任。当前和谐社会建构中有诸多“不和谐”因素,考试不公正就是其表现之一。本文揭示了考试公正作为教育公正具体表现的内涵,试分析了考试不公正的原因,并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及资源配置层面对和谐社会中达到考试公正的思路与对策对了说明。     

发展与风险：一种全球化视野中的探索

随着全球化的迅捷推进,当代社会已进入“风险社会”。风险是发展的结果,发展是通过风险实现的。从全球化的视野观照风险与发展的关系,其目的是在厘清风险的内涵、形式的基础上,揭示风险及风险社会的成因,找到有效规避、预防和控制风险的对策,以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     

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现代社会本身也是风险社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加强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是社会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主要对乌尔希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做简要介绍,并结合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指出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论风险控制与现代技术风险

现代技术风险日益为社会所关注,成为管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主题,它的产生和发展源于人们对风险的控制逻辑。风险控制包含一套成功的经验技能、技艺和实用性的知识。这套成功经验和知识的演变,带来了技术的创造和发明。技术创造和发明把风险管控推上新的台阶和层次,与此同时又产生技术风险。风险控制与技术对风险控制辩证的建构,形成一个悖论式的自反生长结构,催生现代技术风险,造成风险丛生的现代社会。     

风险社会视阈下的唯物史观新探

在人类历史进入风险社会以后,人们对它的研究和反思日益热烈,有关风险社会的理论也迅速从西方传入中国,并且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但现有关于风险与风险社会的理论却不能直接拿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中的风险及相关问题。为此,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视角对风险与风险社会理论进行重新认知和阐释,并对二者重新做出阐释和分类,这将为发展唯物史观和重新认识风险与风险社会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并为我国社会发展中进行风险治理提供一定的启示。     

现代社会安全生产风险的主要表征及根源分析

社会风险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与现代性相伴随的概念,风险社会的来临则是现代性文明的结果。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同样在生产飞速社会化和经济结构急剧调整的社会大背景下越发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源,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安全生产风险问题日益凸显。安全生产风险在现代社会呈现风险源头多元化、风险预警科学化、风险评价体系化、风险治理人性化等主要表征。剖析现代社会安全生产风险根源,我们不仅发现传统发展观存在着的局限,更让我们认识到体制因素和人的因素在防范现代社会安全生产风险中的重要性。     

论风险社会治理形态的范式选择

风险作为一种物质特性而存在,已经成为我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开放性的社会建构,在近代之后随着风险逐步结构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社会"。风险不应该仅止于政府的体察和认知,而被民间社会所忽视,合作式治理通过社会不同成员的沟通与互动,使风险被公众意识到,成为"公共领域"的议题,政府扮演另一种角色,成为民间的"合作伙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府信任的衰微,实现了政府信任的巩固和提高。     

我国风险刑法理论研究中的三大理论误区

当前我国风险刑法的理论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繁荣景象,在研究中存在诸多理论误区:一是对风险社会的泛化理解;二是对风险刑法的简单否定;三是对风险刑法的盲目推崇.这些理论误区的存在,一方面使得关于风险社会及风险刑法理论的讨论缺乏共同的平台,无法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由于无视或夸大风险刑法的作用,从而导致风险刑法与传统刑法之间的关系陷入混乱.因此,有必要及时清理风险刑法研究中存在的理论误区,进而合理界定风险社会、风险刑法及其与传统刑法之间的关系.     

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刑法的现代转型

当前中国正处于风险社会的关口,环境犯罪问题尤为突出。在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仍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存在着诸多的瑕疵。为应对风险社会带来的新挑战,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实现由结果本位向规范本位的适度转向,由此,刑法应当适度调适犯罪圈的大小、建构双向的责任推定原则以及改革和创新刑罚制度,以充分实现环境刑法与风险社会的衔接。     

现代社会的伦理观念变革——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

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从某种意义上就是风险社会。随着理性的张扬,科学技术无止境的发展,人类制造了许多文明风险,我们生活在各种社会风险之中。同时,在现代社会里,人类面临的风险状况已经发生改变,各种人为的文明风险在社会风险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从伦理方面寻求应对的希望。然而,传统的伦理理论主要属于信念伦理的范畴,它注重行为所依据的动机和目的,而忽视了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联,不重视对责任后果的承担,因此,它难以契合风险社会要求对行为后果的关注。而责任伦理则和现代社会有诸多契合,它认为道德的根据主要在于行动的后果,它要求行为者对自己行动的后果负责。面对如此复杂的生存环境,我们应该进行伦理观念的变革,实现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的转变。     

论行政处罚风险规制功能的补强

风险社会呼唤行政机关必须进行风险规制。作为行政管理末端环节，行政处罚的功能定位是惩罚与威慑，不能完全满足风险规制和风险预防的需要。在风险社会中，技术风险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时刻挑战行政处罚的法定原则和行政裁量权两大基石。为回应上述挑战，应通过程序主义的进路处理行政处罚中科学与民主的矛盾；增设风险预防原则以作为处罚法定原则的补充，解决行政机关风险预防合法性的问题；重塑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厘清违反行政法义务与空白要件、主观过错与集体性治理之间的关系；探索行政处罚法律评价机制前移的可能性，从根本上遏制风险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