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咏史诗对《史记》人物意象的拓展

《史记》对汉魏六朝诗歌最直接最显明的影响即体现在咏史类诗歌题材上。汉魏六朝咏史之作，无论是侧重人、事重现的传体咏史，还是借理抒情的论体咏史，亦或是吊往伤今的怀古咏史，都在取材《史记》的过程中，通过古今时空的连接，拓展了《史记》人物意象的精神内蕴，并增加了诗歌自身的抒情厚度。     

中古咏史诗的艺术表现

中古时期的咏史诗艺术表现情理结合,创作成就远超前代。中古诗人借史咏怀,寄托理想,殷鉴兴废。咏史诗熔述史、达识、抒情为一炉,与诗人的时代背景相联系,具有现实意义。在文学自觉的大背景下,“诗缘情而绮靡”的创作主张,促使咏史诗在艺术表现上力求丰富。中古咏史诗在这一点上正是做到了叙事与抒情各有侧重,深邃的历史感与深刻的现实性相结合,理与情的统一。     

大历史观视阈下的唐代咏史诗——浅论唐代咏史诗的历史文化动因和内涵

咏史诗是历史和诗歌的结合体,是一种特殊题材的诗歌。咏史诗发展到唐代出现了创作的高潮,有唐一代许多诗人创作过咏史诗。从创作咏史诗的历史文化动因和内涵上看,唐代诗人咏史的主要目的有四:以诗歌为古人作传;站立历史高度以诗论史;借咏史以申志抒情;借鉴历史以讽谏当世。     

论司马光的咏史诗

司马光是北宋史学大家,其诗歌数量也不少。他的咏史诗在内容上,或借咏怀古人强调个人素质对国家命运的影响;或借咏怀古迹表达出其历史沧桑感;进而表现出其历史发展观。在艺术上,咏叹对象的相对一致性;理性的思考、客观的叙述多于形象性思维;多古今兴衰之叹少个人怀抱之情。     

汉代乐府咏史诗探论

汉代乐府咏史诗的创作量是较多的,分为乐府古辞、民歌、文人之作三类,具有音乐性,初步反映了以史为鉴、讽时刺世、抒情言志的功能,最早采用或确立了史叙、代言、论述三种咏史体式,有较高的艺术性。     

论左思的咏史诗

本文从社会学、美学等多种剖析方法入手，论述了左思咏史诗的精神实质及“左思风力”的内在意蕴，指出左思咏史诗涵概了西晋社会和中国文人崇尚人格完善的审美心态，并据此认为左思咏史诗具有独特深厚的社会内容，多层次、多侧面地反映出当时的时代风貌，同时也是作者自我心灵历程、人生道路的真实写照，而具有典型性、永久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则积淀了整个中华民族道德、心理及审美因素，能唤起后代读者对人性的赞颂、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世间恶势力的憎恨和抨击。尔后，在分述其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将其放在诗歌发展史的范畴之内，全面公允地界定了左思咏史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论李白的乐府咏史诗

李白的部分乐府咏史诗,虽然在表面上具有与南朝相似的题材女性化、趋同化特征,却蕴涵有女性生命关怀意识;而其他大部分作品则全面恢复汉魏兴寄传统,扭转了南朝、初唐时期比较孱弱单一的格局,拓展了乐府咏史的题材,标志着盛唐乐府咏史进入了一个广阔天地。同时,其乐府咏史诗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多为旧题,但能恰当地处理复古与革新的关系,表现出独有的艺术特征。此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李白诗歌的认识。     

论咏史诗的寄托

从诗人对历史的切入点和对史料、史实的运用区分，咏史诗存在着传体咏史、论体咏史、比体咏史三类。而只有意含寄托的作品才称得上是比体咏史诗。咏史诗的寄托是诗人相对游离于史料，使史料成为作者寄托情志的工具才得以实现的。意含寄托的咏史诗在审美价值上要高于其他两类的咏史诗，在诗评史上也受到历代诗评家的推崇。     

唐前咏史诗的审美特征论略

咏史诗是中国古诗体中颇有特色的一种,但研究者大多集中在对唐宋以降的咏史诗的研究上,对唐前咏史诗的研究却欠深入。本文通过对部分唐前咏史诗的分析梳理,对之本质性的审美特征包括写实性、思想性、艺术性、抒情性四个方面做以总结,旨对咏史诗爱好者有所裨益。     

论晚唐咏史诗的炼事与炼意

晚唐咏史诗的取材与当时社会背景、审美风尚、诗人心态等主客观因素密切相关,在晚唐倾覆衰颓的社会背景下,晚唐诗人的矛盾心态造成了他们偏重悲剧美的审美情趣,进而在咏史诗选材上也偏重"悲剧性",并从中反思历史、伤悼今时,把对史实的熔铸与意义的提炼结合得空前完美。     

论汉魏六朝的杂体诗

汉魏六朝的杂体诗较为兴盛,主要形式有回文、离合等39种.其兴盛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王公贵族生活面狭窄,思想贫乏;士人考究学识,注重文化修养;流行的文学观念重视艺术技巧,求新求异.杂体诗的盛行,锻炼了诗歌技艺,促进了律诗的成熟和七言诗的发展;同时反映了一些诗史状况和文学活动,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     

汉魏六朝时期的海赋

本文依时代顺序,论列东汉初年班彪《览海赋》,东汉末年王粲《游海赋》、曹丕《沧海赋》、西晋木华《海赋》、潘岳《沧海赋》、东晋庚阐《海赋》、孙绰《望海赋》、南齐张融《海赋》,梁肖纲《海赋》、《大壑赋》。而以木、张二赋为重点,认为木赋在十篇之中成就最高,张赋次之,后世无出其右。文章第四节对台湾学者陈心心、何美宝《唐以前海赋的研究》提出批评,认为该文的基本论断与实际不符。并对大陆学者王立的《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海的意象》表示了不同见解。     

汉魏六朝时期俳谐文中的滑稽

俳谐文指文人创作的内容诙谐滑稽的作品,包括赋、杂文等文体,主要盛行于汉魏六朝时期。诙谐滑稽风格的作品早在先秦就已形成,主要是在民间口耳相传,直至汉魏六朝时期,在人才学术兴盛的环境下,诙谐滑稽风格得以在文人中流行,形成了文体不一的俳谐文。本文拟从愚弄、以物喻人以及讽刺模仿三种产生滑稽的方式探讨汉魏六朝俳谐文滑稽。     

论汉魏六朝公文文体辨析理论的发展

我国古代公文文体辨析理论的出现,当以蔡邕<独断>、刘熙<释名>为滥觞,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李充<翰林论>为发展,任昉<文章源始>、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为高潮.公文文体理论也是这一时期公文理论的重点.     

汉魏六朝碑刻文字札记

汉魏六朝碑刻保存了大量俗字,而考释其中的疑难字是进行碑刻内容研究的首要工作。本文摘取并考证了9个俗字,如"■"为"冢"字、"(扌量)"为"扬"字、"■"为"浦"字、"(扌船)"为"迁"字、"■"为"迷"字等。     

汉魏六朝哀辞研究

哀辞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哀悼夭亡者的文体,形成于东汉至魏晋六朝时期,与当时浓郁的感伤文化、感伤文学氛围有关。汉代哀辞无存。现存魏晋六朝时期曹植至梁简文帝等人的哀辞18篇。其中3篇有短序,序用散语,辞用韵语,或骚体,或骈体,或诔体,篇幅在数十字至二百字之内,内容以抒发丧失亲人的悲伤哀痛之情为主,极少叙事因素。与哀辞相近的文体有诔、哀策、吊文、祭文等,这些文体互有异同。此时期的挽歌和悼亡诗也很特殊,但与哀辞有诗、文之别。     

论汉魏六朝音乐赋的新变

汉魏六朝音乐赋中乐器赋占绝大多数,始于两汉,盛于两晋,在发展过程中题材不断拓展,呈现出骚体趋于俳体,骈偶化增强的趋势。其发展兴盛、题材拓展、体制变化的过程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内容的拓展、人们的喜好和文学体制的变化息息相关,成为了解和考证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可以分为两汉、魏晋和南北朝三个阶段,在民间与文人两个层面进行。其途径主要有四:正史记载;歌曲传唱;小说传讲;文人题咏。史书是官方记载,注重的是汉与匈奴的交往;歌谣出现于民间,关注的是昭君的命运。文人题咏承歌谣而起,是魏晋以后主要的传播途径,昭君的情感是题咏的中心。文人写作以同情为基调,由以时间为主线的叙述变为以空间为转换的抒情,或刻划昭君的心情,或寄寓自己的失意。在这一时期,音乐是昭君故事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形式,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析汉魏六朝石刻中的同形字

同形字是指汉字字库中字形相同,音义不同的字,即一个字符记录了几个音义之间互无联系的词。系统、全面研究同形字,对于文字训诂、汉字发展史的研究,对于文献的识读与整理、字词典的编纂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以汉魏六朝石刻中的同形字为基本材料,就其出现的时间、类型、产生原因、发展趋向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诗与歌别"观念与汉魏六朝诗歌衍变

中国诗歌观念大致经历了从"歌"诗"交织混一到逐渐区分、分途演进,再到徒诗现念明晰、诗体意义确立的徒诗化进程:汉代"诗"多专指<诗>三百,"歌诗"包括入乐歌诗和少量文人徒诗,魏晋文人徒诗逐渐增多,对入乐歌诗和徒诗开始用"诗"或"诗赋"指称,宋齐"乐府"与"诗"开始分别著录.刘勰"诗与歌别"的提出标志着徒诗观念正式确立.徒诗砚的确立使诗歌在内容上进一步强化了言志和抒情功能,在语言上更加追求辞华和用典,在声韵上更加讲究对仗和韵律.晋宋玄言、山水诗的兴起,齐梁永明体的盛行均与中国徒诗化进程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