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的相互作用与外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直接投资

一过去20多年来,亚洲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香港、南朝鲜、新加坡和台湾以下称为四小龙)和四个大的东盟国家(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以下称为东盟四大国)经济发展迅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同一时期,这些国家和地区也设法吸引到了数目可观外国直接投资。本文旨在评价影响多国公司在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活动的政策,并且确定对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效果起定次作用的主要因素。     

国家社会主义的劳动体制及其转型——基于对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苏联、东欧和中国劳动体制的比较

从劳动过程理论视角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路径不仅由精英所主导,还与不同劳动体制下劳动者的态度与选择有关。将"政党—国家能力"和"技术官僚权力"两个因素补充进迈可·布洛维对国家社会主义劳动体制理想类型的建构框架中,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劳动体制包括官僚专制主义、官僚霸权主义、群众参与主义和工人自治主义。当国家社会主义遭遇普遍性的效率与合法性困境时,奉行不同劳动体制的国家的转型路径也存在差异。劳动体制为官僚专制主义与官僚霸权主义的国家因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与劳资矛盾造成民众仇视政党国家,并导致政权迅速更迭;劳动体制为群众参与主义的国家因工人阶级对政党—国家的信任并未丧失,为国家主导的渐进式改革争取了时间;而在劳动体制为工人自治主义的国家,因"政党—国家能力"与"技术官僚权力"都较弱,而走向了地区的自治与分裂。     

我国南亚语系诸语言特征初探

南亚语系(Austroasiatic)的地理概念指亚洲南部,而语言概念不仅指亚洲南部,甚至包括远离孟加拉湾海岸的尼科巴群岛和印度东北部的一些土著语言。 属于南亚语系诸语言的分类,迄今国内外的学者的意见还不一致。其原因是,这些民族分布的地区辽阔,交通不便,国家众多,情况复杂。比如,被认为高棉人最近的表亲的桂人,分布在柬埔寨、泰国和越南。如果,没有对桂语的调查比较,也就不可能进行分类。然     

我亲历的六届奥运会电视转播

空前绝后,6个人转播一届奥运会回首历史,我国第一次奥运会电视转播是在中国香港进行的. 事情是这样的,1984年,中国恢复了奥运大家庭的合法席位之后,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了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但当时考虑到报道权太贵,亚洲有很多国家和地区承受不起,于是就由亚洲广播电视联合会(亚广联)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联合起来,一起购买报道权.     

金砖国家及亚洲主要地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研究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总量(GDP)、速度和结构变化决定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本文通过研究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和澳门11个国家和地区(以下简称:金砖国家及亚洲主要地区,经济增长的特征①,以及与产业变化的关系,并总结了经济增长与产业变化可供借鉴的经验.     

奥运会转播权营销创新对2010广州亚运会的启示

通过对奥运会转播权营销创新经验的总结和对多届亚运会转播权营销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创新亚运会转播权营销运作模式的若干建议。(1)将亚洲的48个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为经济较为发达或体育优势明显的国家或地区,第二类为目前所属亚广联的国家和地区成员,第三类为第一类和亚广联成员国家和地区以外的国家、地区。针对三类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逐步建立亚运会转播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类比增长定价机制。(2)在非亚洲地区实行灵活的电视转播权销售机制。包括采用长期的区域(或国家)中介机构缴纳保证金代理销售模式;招、投标与议价相结合模式;按需定制、化整为零、薄利多销模式;强化非奥运会项目电视转播的营销模式;直接购买、广告置换和电视节目置换相结合模式。(3)做好亚运会新媒体转播销售工作。     

儒家文化在东方社会现代化中的作用

首先应当说明,这里所谓“东方社会”,指的是中国以及东亚、东南亚一些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中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那么,儒家文化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究竟起着哪些作用呢?     

全球、区域系统性风险测量与中国海外投资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 ,任何一个投资目的地的风险中必然包含了全球的系统性风险因素。同时 ,地理或经济上联系紧密的国家(地区)还共同受区域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中国海外投资目的地的总体风险可分解为全球、区域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研究发现 :总体风险方面 ,发达国家平均总风险显著低于其他地区 ;全球系统性风险方面 ,欧洲国家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开放度高的小型经济体国家受全球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大 ;作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最主要目的地的亚洲和欧洲大部分国家受区域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大 ,可适当增加对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类似的南美国家的投资 ,分散区域系统性风险 ;非洲国家非系统性风险占比最高 ,而欧洲国家的非系统性风险较小。     

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经济增长下降原因探析

1988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其发表的宣言中,将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称之为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用以取代新兴工业国(NICS);之后,由于马来西亚和泰国经济发展迅速,已达到或接近高所得国家的人均GNP水平,所以经合组织将上述六个国家和地区称之为亚洲“六小龙”。本文所称的新兴工业经济体就是指这六个国家和地区。新兴工业经济体至今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但近两年以来,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呈逐年下降态势。究其原     

亚洲奇迹的神话

本文从分析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出发,对当前流行的“世界经济重心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到西太平洋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论点,提出了迥然不同的看法。现译载如下,仅供参考。     

"亚洲价值观"再探析

“亚洲价值观”主要存在于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在个人价值观层面,该地区的人们注重勤奋、教育、诚实、自力更生、自律和履行义务；在个人和国家关系层面,强调社会的秩序、和谐、对权威的尊敬和社会道德；在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层面,重视国家的指导作用,看重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强调文化和传统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些内容构成了“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并没有因为东亚金融危机而烟消云散,“亚洲价值观”的存在不容置疑。     

东方神话概说

东方神话,系指亚洲(Asia)和非洲(Africa)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古代神话。亚非地区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成分丰富,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如果追溯人类文明的渊源,东方世界向来是最重要的滥觞。早在世界上多数地区尚处于鸿蒙未启之时,亚非地区的一系列大河流域便率先突破了黑暗蒙昧,相继出现了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举凡世界上最重要的几个古代文明中心,大都孕化、衍生在亚非地区。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初起阶段,东方地区在当时     

走向一种民主的官僚制

在民主化的浪潮下,人们普遍反思官僚制,关注和研究官僚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官僚制悖论与民主悖论、官僚制与民主之间情结的考察,可以发现官僚制和民主都无法独自存在于当今国家政治体制中;通过对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演进历程的回顾,可以看出凭借民主因素对官僚制加以修正、完善和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因而,走向一种民主的官僚制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它将会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国家的公共治理实践。     

填补亚洲的安全真空

21世纪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就是要填补亚洲的安全真空!阿查亚(A.Acharya)在刊登于美国《生存》杂志总第41期的《亚洲的和谐》一文中如是说。 根据作者的见解,虽然美国在亚洲布有重兵,还有一系列双边安全协定对该地区的国际秩序加以保障,并且亚太大国间也在为维持现状进行合作。然而,由于亚太地区没有一个为主要国家接受的发达的安全体系,而基于“亚洲模式”共识上的外交活动,     

近代基督宗教报刊的创办与发展——以海洋亚洲为视域

传教士创办的报刊是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和亚洲传播的重要媒介。近代以来,基督宗教报刊沿着海洋逐渐在亚洲不同国家或地区出现,并以沿海城市为中心,形成了网络化的发展模式。其方向大致是从东南亚一带延伸扩展至澳门、香港乃至中国本土的广州,再北上上海、天津,并以海洋中国为基地向内陆和周边地区辐射。虽然这些基督宗教报刊出自西方传教士,但对海洋亚洲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涉入却无法超越固有秩序,这便要求基督宗教报刊及其创办人在书写和言说的过程中充分尊重中国以及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主体性。首先,这些基督宗教报刊不仅仅是对中国以及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而且是以互动的方式探寻当地人对于基督宗教、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的接受途径及其效果。其次,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们放弃了以讲经传道为主的宣教策略,转而关注中国和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时局动向,将基督宗教塑造成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上述做法也使基督宗教赢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先进知识分子的好感。一方面,他们通过阅读报刊等从基督宗教中找寻救人、救国、救世的真理;另一方面,他们还将这些基督宗教报刊当作自身赖以生存的舆论平台。他们不但演绎了独特的家国情怀,还在与基督宗教的对话中充分伸张了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这在客观上加快了基督宗教报刊与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文化的融合。基督宗教报刊在海洋亚洲的传播既是基督宗教在世界扩散的重要动力,也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们不同程度地改变着中国和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各界人士理解和接受基督宗教与西方文明的方式,还成为现代文明的成长要素。     

马克思对黑格尔官僚制理论的批判及其当代意蕴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阐释了其官僚制理论,认为官僚制代表了普遍利益,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起中介和调节作用.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黑格尔颠倒了官僚制的本质,指出官僚制是将自身的特殊利益伪装成普遍利益,固化了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是一种内容上的形式主义,并提出用民主制替代官僚制度的设想.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要借鉴马克思官僚制批判思想,警惕权力的异化,遏制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赋予人民更加彻底的民主权利.     

建立有效的官僚制度——国家构建的关键要素

西方近代国家构建的理论与历史经验对于当今的许多后发展国家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国家构建涉及多方面的制度建设,其中理性官僚制的发展是国家制度建设的一个关键的具有基础性意义的要素.一方面.官僚制嵌入于整体性的国家政权建设中,另一方面应从国家构建的整体性中把握有效的官僚制度的建设问题.对于解决后发展国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面临的种种机能障碍问题,建立一个有效的官僚制度是一个难以绕开的课题.     

秦朝专制官僚政体的确立和政府机构的设置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之后,鉴于六国吏治之腐败和因权力分散而导致的中央政府之无能,对国家吏治即国家管理体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建立了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集统治大权于皇帝一身。皇帝之称自秦始。皇帝之下设中央政府,辖行政、军事、监察、宫职四大系统,地方则设郡、县。整个国家的管理体制便是官僚制与郡县制的紧密结合。秦的这一高度集权同时又层层约束的官僚政府体制,使地方集权于郡县,郡县集权于中央,中央的将相百官听命于皇帝,因而能够很好地发挥国家(政府)的组织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资源,从而使国家得到有效的治理。相对于六国诸侯分权、贵族执政、任人唯亲的管理体制,秦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体制在治理国家上是有效的,因而是一大进步。     

我国外向型经济应向北方倾斜

本文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心,正从环大西洋地区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苏联、东欧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在东移;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则把开辟新的市场(包括中国大陆)作为经济发展的出路。作者认为,面对世界经济活动中心东移的形势,我国应该把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北部和西部地区,尤其是先向东北地区倾斜。     

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新方向

官僚制是西方国家进入工业社会以后逐渐形成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它与工业社会的特点相适应,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共行政中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提高了行政效率,促进了工业社会的进步。但是,随着官僚制的发展,其弊端日益显露,加之西方国家逐渐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官僚制愈益不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于是,以政府的企业化管理为特征的后官僚制,逐渐成为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