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播迁与东西丝路的连通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是伴随着中外商人的商业贸易一起进行的,进行商贸往来的丝绸之路也是一条佛教文化交流之路。从传播路线来看,佛教东渐与商贸往来交互影响。东晋时期西去求法和东来传教的僧侣开拓了一条从天竺直达山东半岛的海上路线,北齐时期则成为中外商人进行海上贸易的主要通道,同时这些商人又是佛教文化的传载者。公元4世纪佛教从北方泰山北线的陆上丝绸之路,再经过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传至高句丽,并在东传的过程中,通过山东半岛实现了陆上丝绸之路与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连通以及南、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连通。     

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正> 佛教于两汉之际从印度逐渐传入中国内地,经过五个多世纪的传播与发展,于6世纪初经朝鲜传入日本。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法相唯识、华严、律、天台、密、禅、净土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经过六、七个世纪的传播与发展,大约在13世纪以后,佛教与日本的民族信仰和习惯相结合,形成了一些民族化的日本佛教宗派——净土真宗、日莲宗。历史上,日本曾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学问僧”,也有不少中国名僧去日本。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佛教占有重要的地位。佛教曾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的历史,对于研究日本思想史与中日文化交流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论佛教与藏族文化

佛教自公元7世纪传入藏族地区,经千百年来的传播发展,已基本上成为全体藏民族成员的共同信仰。在这千百年的传播发展过程中,佛教与藏族文化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藏族文化的勃兴与衰落,都与佛教的传播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佛教传入之初,如同一股强大的冲击波,给古老的藏族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藏族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但随着它征服各种“邪教异说’、唯我独尊之后,这股冲击波便势衰而成为禁锢圈,禁锢了藏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纵观藏族文化史,佛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发生影响之深之甚,恐怕是举世仅见的。笔者在此仅就佛教对藏族语言文字、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发展所起的促进和阻碍作用,发表一点个人肤浅的一窥之见,期盼方家指正。     

论吐蕃时期佛教从宫廷到民间的转向

吐蕃时期佛教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的转向过程。文章从转向前佛教在贵族中受到的礼遇和挫折写起,叙述了这一时期佛教在民间的发展情况以及吐蕃政权瓦解后佛教在民间的兴盛。     

《纳伊济·托音传》——一册珍贵的蒙古佛教史史料

第二章《纳伊济·托音传》记述了十六—十七世纪佛教在蒙古传播的历史不弄清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前,支配整个蒙古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佛教的实际影响,就不可能全面的说明蒙古社会发展的历史。所以,考察佛教在蒙古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确定它对蒙古社会的经济、     

辽朝佛教中独特的文化现象初探

佛教于辽朝的传播极盛,契丹人的佛教信仰普遍而且强烈,佛教文化浸润到辽朝社会的各阶层,成为契丹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鹘人的佛教、中原地区的佛教以及佛教中的末法思想对辽朝佛教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由于辽朝佛教的来源和辽朝文化具有多元性,所以契丹人信奉的佛教与中原佛教存在着很大差异,并且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吸收其他文化成果,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面貌。     

论中国佛教宗派对朝鲜半岛、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隋唐时期逐渐形成和产生了八大宗派,其发展达到巅峰时期.中国佛教宗派在朝鲜半岛和日本迅速地传播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佛教宗派的传播和影响不仅仅限于宗教领域,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对朝鲜半岛和日本社会中的其他社会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论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饮茶风习

唐代在长江流域民俗活动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迹象,乃是饮茶风习的逐渐流行,尤其在长江上中游地区饮茶风习甚盛,其传播过程参据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大致可分几个时期:即自唐初至8世纪中叶,此时饮茶风气,仍局限于江南几个地区,但茶叶商人的足迹已入北方;8世纪中叶以后,饮茶风气在北方广为传播,南北方之社会各阶层相习饮茶。长江流域饮茶之风本早于北方,而自陆羽《茶经》问世后,此风更盛,成为当地人们饮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明清以来青海喇嘛教寺院经济发展情况概述

<正> 明清以来,随着喇嘛教在青海地区的进一步传播,寺院经济不断发展,构成了这个地区社会经济的一股主要势力。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一些探讨。 历史概况 一般认为佛教传入青海,与唐蕃古道的开辟有关。唐代,确见于史书的关于佛教在青海传播的记载有两处,一是《新唐书·吐蕃传笺证》说,九世纪中期,朗达玛在西藏     

佛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之比较

佛教通过北方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时值中国封建社会鼎盛前期.它在传入过程中逐渐改造自己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和;尤其是传入时注重宗教思想传播,没有什么政治图谋,这满足了统治者需要,因而受到支持.基督教的传入稍晚一些,虽然前后有三次,但是前两次没有传入哲学思想,时至16世纪时,第三次才大规模传入,而在第三次,其传入目的则是要使中国成为罗马教廷一个教区,因而为中国统治者与人民所抵制.     

焉耆锡格沁地面寺院

本文首先对锡格沁地面寺院布局和分类进行分析 ,然后对佛堂建筑的形制和组合作类型学研究 ,把地面寺院分为四期 :第一期开创期 ,即 7世纪下半叶 ;第二期兴盛期 ,即 8世纪下半叶 ;第三期持续发展期 ,即 9世纪上半叶 ;第四期衰落期 ,即 9世纪下半叶至 1 3世纪。各期的划分是以唐朝经营安西四镇、吐蕃占领西域和回鹘西迁等为历史背景的。文章还从寺院形制和雕塑、壁画等方面探讨了焉耆佛教对高昌回鹘佛教的影响 ,以及焉耆佛教的派别     

《西游记》中阿傩的冤案

《西游记》九十八回有一个阿傩向唐僧师徒索要"人事"的情节,这被许多人认为是作者表现阿傩索贿并进而讽刺佛教的重要证据。但从《西游记》的抑道扬佛倾向、从该情节所体现出的佛教教理教义、从作品的艺术构思与主题表现等方面来看析,作品中这个索要"人事"的情节,并非是对佛教的讽刺,而是作品整个佛教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深刻的佛教文化内涵。     

论西南回民在抗日宣传中的贡献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胜利,是民族大团结的硕果,各个民族都为抗战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西南回民在这场民族抗战中,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唤起了民众抗战意识,争取了海外支持,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从克孜尔207窟壁画谈佛教对拜火教的融摄

本文以克孜尔207窟中的壁画为个案,论证了拜火教因素在佛教壁画中的表现,认为佛教在其自身发展中,融摄并发展了拜火教的一些理论与仪轨。     

新疆阿布达里人渊源考

本文根据国内外有关资料的记载和阿布达里人自己的传说对天山南部的阿布达里聚落进行了分析考证,指出阿布达里人的祖先是10世纪末11世纪初从中亚及西亚来的伊斯兰志愿者。     

章太炎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章太炎在２０ 世纪初期由早期唯物观向唯心观的转变中吸收中国传统哲学、印度佛教和西方近代哲学的思想营养,对近代哲学、唯识论及种子说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并由此构建起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     

章太炎与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比较

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风潮中有两种民族主义思想,一是以章太炎为主要代表,主张以文化别种族,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虽然为辛亥革命的总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这种具有种族复仇倾向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又对辛亥革命的进程与结局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摆脱了传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束缚,强调民族国家观念,主张各民族平等、共同奋斗的大民族主义,把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     

从贤人到水神:晋南与太原的区域演变与长程历史——兼论山西历史的两个"历史性时刻"

山西历史上孔子回车故事中的核心角色孔子和晋国大夫窦鸣犊,在金元时期分别在晋东南和太原地区被重塑,孔子回车庙在此一时期晋东南的文化复兴过程中被努力弘扬,而窦大夫则在宋金以降太原地区的深度开发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水神角色,说明这一时期在区域重建过程中的重要性。金元以至明代,晋南及晋东南社会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在明清之际,由于蒙古的敌对形势逐渐得到缓和,以太原为核心的晋中地区得以快速发展,由帝国管控力量较强向民间社会力量活跃的方向转变。     

长城与中国文化地理

中国古代历史上各个朝代兴筑的长城,都具有区分文化地理的意义,即将农业为主的文化与游牧为主的文化人为地割裂开来。农业民族建立的政权这样做了,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同样也有这样的举措。而且还出现了“塘泊”、“金界壕”等不同特色的长城。随着长城的南移和北移,中国的文化地理也相应地出现了变化,各种文化的交流也呈现南来北往的反复过程。中国古代民族融合过程中各种独特的现象的出现也与这种文化地理的变迁有关。     

避免走进语言文化交流的误区

语言与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之间以相同或相似的语言形式传达不同的信息。因此,中国与西方进行交流时应注意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避免走进交际的误区。我们不但要承认差异、理解差异,还要学会逐渐地适应差异,将对方的文化融入自己的母语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