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

运用精神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胡适思想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中国文化情结”。这种中国文化情结不仅与其少年时期接受的传统教育有关，而且为他后来“反叛”传统、走上“全盘西化”道路提供了“内驱力”。但胡适的这种“全盘西化”只是一种学术主张甚至于意识形态，并不代表其具体的学术实践。终其一生，胡适的学术思想与其说是“全盘西化”，毋宁说是“西方学术的本土化”更为恰当。     

社会科学产品值多少钱?

２０年前就听到大学老师说搞社会科学是干不出大名堂的，然后举例说明。我理解他所说的大名堂也许着重强调这类职业在满足个人需求的能力方面比自然科学工作者弱一些，说白了，就是挣钱少。但那时搞自然科学的人也不平衡，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叫做“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全社会普遍存在的所谓“脑体倒挂”。１０年前读研究生时导师也持这种观点，他说社会科学干不出大名堂理由有二：一是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工作受很多因素制约，不容易出大家；二是致富能力低，出不了万元户。由于没有职业体验，老师们的话没有留下太深…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思想探析

邓小平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以卓越的智慧和巨大的理论勇气，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克服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认识上的局限性，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内容丰富，其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早在１９７９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那么，社会主义为什么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主要有如下思想：“计划多一声…     

论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文化价值

“科学技术”与“文化”常被视为互不相干的两种事物。说到前者，似乎只与那些摆弄数字、仪器的科学家们有关；说到后者，似乎只属于文学、艺术家们的领域。提起“中国文化”一词，人们头脑中所呈现的大多是与“古老”相联系的东西，而且为之沾沾自喜。改革开放的硕果已经证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目前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反映出我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科技环境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有识之士们已经指出，目前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建设如果不能协调地发展，就会阻碍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本文将通过对中西方文化某些切面的对比分析，说明在新…     

从新加坡的鱼尾狮谈到吴文化

从新加坡的鱼尾狮谈到吴文化王文钦在新加坡河口的安德逊桥堍，竖立着一尊美仑美矣、造型奇特的鱼尾狮雕塑。这是新加坡已故雕塑家李浪新于１９７２年８月完成的一个杰作。人们都说，它是新加坡的标志。有人说，鱼尾狮是新加坡的“国家图腾”，而且猜测，这个貌似丹麦美人...     

新启蒙运动对“五四”的反思和超越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新启蒙运动，发生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是一批左翼文化人士有感于国难危机，在北平、上海等文化中心发起的一次思想运动。有人又把它称作“新五四运动”，或“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新启蒙运动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随着日本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加深，文化黑潮也滚滚而来。为了控制民心，泯灭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爱国激情，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在沦陷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国民党政府在强化法西斯专政的同时，大搞文化专制。为了“…     

我们怎样研究原始文化——析维特根斯坦“关于弗雷泽《金枝》的评论”

维特根斯坦指出许多文化研究其实是单一文化中心论或“发展假说”等观念的同义反复。达到这类结论的运思过程反映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分析，而且是一种独特的洞察方法。这种洞察方法揭示出，任何解释都不能达到事物“是怎样的”，而只能表明事物“是怎样被看待的”。本文以“关于弗雷泽《金枝》的评论”为例，阐释了这种思想方法，并由此看出，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思想在批判本质主义学说的同时，恰恰表达了文化的本质：“怎样看”，并且使思维达到一种深刻的实践性     

历史的另类文本──论黄运基的长篇小说《奔流》

读完长篇小说《奔流》，心潮便如牵连着地球对面大陆的那片浩海般奔腾不息。我深信在读着一种历史，一种以文学文本表述的，长期以来为所在国主流文化有意无意删略了的历史。说其为历史，是指文本关注的乃一个作为特定历史文化形态的群体——40年代末美国旧金山华人社群的“过往”和“现在”。其实，这一群体的历史，早在1848年加洲发现金矿时即已有声有色地展开，然经时光的磨蚀和人为的“遗忘”，如今已成为美国“大熔炉”神话里一堆斑斑的历史陈迹。而今，我们更多读到的则是这一历史的“后现象”，诸如“浪子悲歌”、“无根一代”、“生…     

李健吾文学批评中人性论的文化阐释——人的精神文化品格

“人性”一词在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中出现频率甚高,而且在审美鉴赏中,他常常用特定的人生去诠释抽象的人性。由于“人”在意识形态层面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呈现,因此在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中,“人性”便寓示着一种精神文化品格。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与逻辑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下述这样四个阶段:一是认为中华以外均不学无术的“蛮、夷、戎、狄”,他们无任何值得我们吸取的东西可言的阶段;接着是认为西方的坚船利炮乃“法、术、艺,不足以言学”的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借法自强”、搞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展经济的方法;第三阶段是认为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学问—“西学”,不过它仍不能与中国文化相提并论,只是一种次要的学问,而且就是这些学问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论”。与此相对应的社会运动是想改变社会制度,先是搞“戊戌变法”,想引进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然后想搞“民主共和制”;第四阶段是把西方文化称作“新学”,与此相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旧学”,于是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必须改变其社会文化土壤,“全盘西化”。开始是全盘“法兰西化”,接着是“全盘俄罗斯化”。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后,这些国家都放弃了“俄罗斯文明”,重新回归“西方文明”,经过七八十年的重大曲折,对照苏、东易帜后又开始迅速恢复、发展,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也感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还是要好好学习“西方文明”,来加速自己的现代化进程。     

浅析犯罪构成＂法定说＂

刑法学界关于犯罪构成问题的争议至今没有停止，“法定说”和“理论说”是其中最主要的两种观点。“法定说”认为犯罪构成是以刑法的规定作为依据；“理论说”认为犯罪构成不是法律条文的规定而只是一种理论，这样它在实践中作为犯罪认定的标准便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关于犯罪构成这个问题不是轻易可以下定论的，所以本文在此只能是浅显的介绍一些关于犯罪构成的理论以及叙述一些本人的观点。     

生命科学的新拓展及其向社会科学提出的挑战

生命科学的新拓展及其向社会科学提出的挑战一就未来科学发展的轨迹而言，２１世纪将是什么样的世纪？科学家预言２１世纪是生命科学——人体科学的世纪。钱学森先生这样说过：“一个人体科学的幽灵在我们当中徘徊”，“搞下去，我认为一定会导致一场新的科学革命，这场新...     

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民间意识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１］。当现时的乡土文学一改以“救世”姿态对乡土“返观”、“俯视”角度，而以一种平易的民间视角去“平视”农民及其脚下的土地时，这类通体散发着“土气息泥滋味”的乡土文学便以其非常本色的自身特质冲击或震撼了中国文坛。这种乡土文学浓烈地反映出民间意识，体现了一种新的价值选择。 一、民间认同－以“土著”身份传达特定地域，特定时代的特殊生态景观与风土人情，体现浓郁乡土气息。 按照陈思和先生的理解，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民间”是指产生于“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自由自在”而又“藏…     

走出“耗费=成果”的误区——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评析

反对形式主义喊了多年,但形式主义始终久盛不衰,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搞形式主义有“甜头”,尤其是在政治工作方面。政治工作属于“软件”,成果难以量化,难以在短期内显现出来,而且往往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形式主义者利用政治工作成果评定的复杂性,把“耗费”等同于“成果”,而我们一些领导机关也常常“上当受骗”,以“耗费”多少论“英雄”,“耗费”多的便给他香果子吃。这就使形式主义具有了臭豆腐的功能,说起来臭     

也谈“中体西用”——兼与沈其新同志商榷

“中体西用”是在中国近代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旨在寻求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它的影响几乎贯穿整个中国近代甚至延续到当代。假如我们限定在思想史这个范围内谈问题,那么可以说从清末的“洋务派”到三十年代的“东方文化派”,再到当今港台“现代新儒家”,其关于东西方文化     

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杜维明教授访谈录

四川大学学者：（以下简称“川”）咱们今天组织座谈，话题首先是关于边缘批评。这个话题与所谓的全球化语境无关。这语境是可以借鉴的——借来说我们自己的话。所以我们在《中外文化与文化》上搞了几次笔谈。目前主要是四川地区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发表意见。当然。发表的意见也是各种各样的。这样做的意思有几个。一是要发表有个性的意见；二是要发表边缘地区学者的意见，打破学术上的“一统天下”。     

比较诗学在中国

“诗学”本是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亚里斯多德一部著作的名称,后来西方一直把它作为文学理论的别名,因此“诗学”可以等同于“文学学”或“文学理论”。近年来,比较文学理论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比较诗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便提了出来。它的对象是两个国家、两种民族以上的文艺理论;它的目的在于探寻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比较诗学”也叫“共同诗学”。一中国“比较诗学”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904年王国维的《尼采与叔本华》,特别是鲁迅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鲁迅在他的文章中通过比较各民族文学发展的特色,研究了文学的作用。他指出印度、希伯莱、伊朗、埃及等文化古国,由于政治上的衰微带来     

文人相轻?──幸勿以讥弹视之

我读到一位香港资深作家的鸿文，它虽然不足千字，却有如豹皮般＊谬误斑斑”！并且，作家对逻辑的思维方法存有颌大的误解和缺乏科学的求真精神。该文很具代表性，因为其他不少作者也有类似的观念、思想，并不时发表为文，致使广大读者深受感染和误导。现因限于前幅，我只搞引其中一小段，略作评析，以就教于读者。1．摘引有一个“包顶颈”的批评家，名叫朱隗，最喜欢吹毛求疵。他看到诗句“桃花少人事”，便马上指为“不周延”，批评说：难道李花便特别忙于应酬？他看到另一诗句“秋声午夜真”，也一样认为“不周延”，批评说：除了午夜秋…     

重新解读"推陈出新"

“推陈出新”是事关人类追求真理必经之路的重要原则 ,是一个具根本性的哲学命题 ,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继承人类文化遗产并创造新文化的核心问题。真正意义上的新潮派 ,从来不简单化地在“新”与“好”、“旧”与“坏”之间划等号 ,而是对传统的、外来的以及现存的一切思想文化现象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求是的态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所谓“新潮派” ,一是搞否定一切革命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 ,把一切“新”的等同于“好”的 ;把一切“旧”的等同于“坏”的 ;二是搞唯西方文化的马首是瞻的“全盘西化”论 ,举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都是“新”的 ,中国近百年来的都是“旧”的。这种打着“推陈出新”幌子标榜“新思想”、“新观念”的所谓“新潮派” ,其实兜售的是老掉了牙的十九世纪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心”论及其库存的旧货色。     

江泽民、李鹏谈系统工程及其方法

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在今年八月份接见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时,谈到系统工程及其方法,并作了强调。江泽民同志说,系统工程“可以使我们学到一种处理任何工作、思考任何问题的方法,把方方面面都想到,处理得更周密、更完整,这不更好吗?”李鹏同志也说:“现代的科学技术,已不是牛顿、瓦特、爱迪生的时代,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小组可以搞研究,搞发明创造,搞个人奋斗,而是一个大型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依靠集体,用系统工程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组织这样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