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隋唐使中留学生及学问僧对日本历史文化的贡献

中国隋、唐时期，日本大和朝廷向中国大陆派遣了遣隋、唐使团，随使团前来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学问僧学成回日后，促进了日本的历史文化发展，他们是中日交流史上对日本历史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     

中华新祖“汉阳人”发现记

1997年7月14日,新华社以《湖北省首次发现更新世晚期古人类头骨化石》为题,播发了采自武汉的一则考古新闻,文称: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前公布,今年年初于武汉市汉南纱帽镇发现的古人类头骨化石经初步研究,确认所处年代为距今1万至5万年的更新世晚期,属晚期智人类型,是湖北省首次发现的这一时期人类头骨化石。” “……由于纱帽镇原属汉阳县所辖,遵循命名的原则,考古界将此古人类头骨化石命名为‘汉阳人’。‘汉阳人’所处年代与北京山     

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述论

佛教交流是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佛教交流的途径上,既有日本政府向中国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又有中国僧侣应日本之邀或出于自发的赴日传法。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活动构成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它对推动中日佛教体系的共同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镜秘府论》乃为“济世”“经邦”而作

海外汉籍《文镜秘府论》产生于日本文化在中国文化全面影响下凝结成形的时期,它既是为了适应政治教化之需而编,也是为了帮助日本学习者学习中国文化之需而编。从空海种种“济世”“经邦”之举以及日本人对《文镜》之评价,我们发现《文镜秘府论》千百年来一直是日本汉语学习者的必读书,且对日本的汉诗学、悉昙学、和歌学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寒食不入日本考

唐代是中国民俗传播日本的重要时期，寒食节当时已为遣唐的日本人所知，但有意识未导入日本。其原因在于寒食与日本的本土文化不相容，在于日本人关于秽的观念。在唐朝做为寒食重要内容的皇帝赐火，因为秽的妨碍，在日本很难出现；在中国给寒食带来强大生命力的扫墓之风，因与秽的观念相矛盾，同样无法影响及日本。     

关于中国文化史分期问题

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有的论者划分为三个时期、四个时期,有的论者则划分为七个时期、八个时期。究竟如何认识和划分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这是文化史研究难以回避的问题。 一“三分法”与“四分法” 将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具有代表性观点的是解放前出版的一部《中国文化史》。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 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文化之时期。第二编 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牴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 自明季迄民国,是为中印     

赣榆第六届徐福节隆重开幕

以“光大徐福东渡精神、促进赣榆跨越发展”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赣榆徐福节,10月28日在江苏省赣榆县隆重开幕。来自海内外的300多名徐福研究会的专家学者和客商出席了开幕式。徐福为秦代方士,出生于赣榆县金山镇徐福村。2200年前,他受秦始皇所遣率3000童男女及百工武士东渡日本,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在日本,他传     

日本东京外大“蒙古史料诸问题”学术讨论会纪要

日本东京外大“蒙古史料诸问题”学术讨论会纪要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６日至２７日，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简称东京外大ＡＡ研）在该所主持召开了“蒙古史料诸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日本、中国（大陆）、蒙古三国学者，以及日本和来自中国，...     

历史记忆的集体构建:“高丽棒子”释意

“高丽棒子”是中国人对朝鲜(韩国)人沿袭已久的蔑称.但是,对于这一称呼的历史由来,却一直缺乏学术考证.其实,通过梳理朝鲜文献《燕行录》的相关内容可知,它来源于韩文的“帮子”一词.“帮子”原本指的是明清时期朝鲜使行团中地位低微的服役者;它从一个特定的称谓演变为“高丽棒子”这一含有贬义的泛称的历史过程,反映出的是明清时期的使团接待政策所引发的朝鲜使团与沿途的中国百姓之间的矛盾.     

日本融合明清前中国文化的实例探究

日本吸收并融合了大量中国明清前的文化。最初是以朝鲜半岛为中介间接摄取,依靠舶来人的先进生产力,日本从狩猎渔捞时代一举跨越到农耕社会。大量遣隋使和遣唐使用毕生所学归国辅助改革日本社会各种制度。遣隋使和遣唐使的派遣也意味着中日间建立了正常的国交,日本已作为独立的国家形式存在。吸收宋朝文化主要依靠民间的贸易往来。恶劣的自然环境、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独特的民族性格是日本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的先决条件。     

严复与福泽谕吉智德观比较

严复与福泽谕吉是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位启蒙思想家,都提倡提高国民的素质,但又有所区别。同为“开民智”,严复有感于八股取士的腐朽,提出新式的教育理论和新型的人才培养机制,但却受限于政府主导一切的国民教育模式;福泽谕吉肯定明治以来政府日益完善的教育体制,倡导以学者为先导,学者、民众、政府三位一体的国民教育模式。同为“新民德”,严复始终处于中西学的矛盾之中,摈斥“天赋人权”;福泽谕吉却尽力引入西学,以求取代汉学在日本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所以热赞“天赋人权”。     

论周作人以文化为中心之日本研究的特点

通过周作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的大量有关日本研究的文章,分析周作人对作为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化的日本文化的理性认识和思考,日本文化是一种与中国文化有密切渊源关系和独立的民族文化,日本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胜过中国文化,日本与中国具有文化上的平等地位,这个认识在周作人是明确不疑的。这是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观,而这个日本文化观正是他的整个世界文化观的一个投影。“周作人强调在尊重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宽容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观,这可以说是周作人的一个基本思想。正是在这宽容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观的支配下,他坚持自己的日本研究的提倡,并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逆转发生论

甲午战争后 ,中国对日本近代化成功经验的关注 ,构成了中日文学关系逆转的政治、文化背景 ;当时翻译的许多日本新学书籍 ,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文人鄙视日本文学的态度 ,使中日文学关系逆转成为可能 ;许多游日人士和留日学生 ,在日本自觉不自觉地由实学或革命而转向文学 ,由文学而借鉴日本文学变革经验 ,使中日文学关系发生逆转 ,即中国文学回过头来向昔日学生日本文学学习。中国文学主要看取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新文学 ,它们不仅仅是中西文学关系之中介 ,而且以自己的独特性深刻地影响了 2 0世纪前 3 0年的中国文学     

中日语言文化对比--以汉字为例

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汉字产生于中国,传入日本作为一种表记方法,记录了日本的历史,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两国都使用汉字,但是汉字所产生的联想意义,两国的爱用语以及常见的四字成语都有所不同。     

"科学":概念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

历来的外来语辞书和论著,都误将"科学"列为日源词,本文考证,"科学"本为中国古典词,是"分科举人之学"、"科举之学"、"分科之学"的简称,宋代已经出现。"科学"一词传入日本,在"分科之学"意义上被日本人使用。至幕末、明治时期,日本人以"科学"翻译Science,因作为西方近代文化产物的Science具有"分科之学"的意蕴。清末、民初,中国留日学人把此一意义上的"科学"作为新词传回中国,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     

明洪武初中日僧人间的文化交往——以日僧绝海中津为例

在日本中世,以五山寺院为中心的禅僧垄断汉文学,并介入对华外交事务.自宋元以来以两国僧人交往活动(或日僧直接来华,或中国僧人赴日)为核心的中日文化交流在明洪武初仍在继续并得到新的发展.当时,作为京都五山文化代表的绝海中津亲自渡明,居留时间长达八年,习禅之余,间染汉诗,水平几敌中土.绝海虽称典型,然也浓缩和反映出其时中日文化频繁交往的情形.     

日语的婉转表现形式

中日两国素有“同文”之说。如果单纯就两国具有悠久的“一衣带水”的邻国关系及共同使用“汉字”这一点来说 ,似乎不无道理。但随着对日本文化诸要素的深入探索 ,不难发现日语与汉语本属全然不同的语系。无论是语序、构成还是语法规则 ,甚至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都有很大差异     

论近代日本对华文化教育侵略

近代以来,特别是甲午战后,日本侵略者与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相结合,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其目的在于培养日本侵略分子和“日奴”、蒐集情报、制造侵华有理舆论,以利于“大陆政策”的推进。其主要途径有四:一是通过东亚同文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二是通过同仁会开展医疗保健活动;     

中日酒文化比说

酒文化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两国酒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二者都是农耕文化的产物。由于酒文化受生活环境、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日两国酒文化在酒名、酒德、酒礼等饮酒习俗上存在着差异。通过中日酒文化的对比研究,可以了解中日两国酒文化的特征,促进两国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中日文化交流的"空间伸缩"和"内容消长"——从日语中的常用字入手

对日本文化而言,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文化属于强势文化。因此,在这近两千年的时段里,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由中国流向日本。在这种“文化的生命运动”中,自然也要发生“空间伸缩”和“内容消长”。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汉字融入日本文化这本身就是文化空间的一种伸展现象;日本文化吸纳汉字,而吸纳是有选择的,所谓在空间上有“伸缩”,在内容上有“消长”,这从“店、馆、房、屋”四个汉字中可以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