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差役中的南北差异

北宋时期的差役,就其性质而言,可分为特权和负担两类。差役中的州县役,主要是管理和押运官物,供州县各级衙门驱使奔走和管理各类杂事,如衙前、承符、手力、散从官等,是乡村地主上户通过职役承担了封建官府规定的一些义务,反映了地主阶级与封建国家的矛盾,这部份差役实际上已转化为劳役,是充役户的负担。正是由于这部分差役已转化为劳役,成为负担,所以才引起充役户的不满,而这不满,又受南北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使南北方充役户在这些差役上的利害关系和要求有所不同。     

试论宋代乡役的性质

乡役是宋代职役的组成部分,宋政府在农村设置里正、户长、乡书手掌驱催赋役;耆长、壮丁掌缉捕盗贼,维持地方治安,人们称之为乡役.乡役问题十分复杂,本文就其性质谈些自己的看法. 宋代职役(包括乡役)的性质是一个长期争论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人认为宋代差役是国家劳役制的残余,     

论衙前在北宋的转化

衙前是北宋的一种职役 ,担负收管官物的重任。衙前在北宋中期是胥吏与乡户差役并存 ,以后乡户充差的比例逐步降低 ,到北宋末期衙前已转化为专门的低级官吏。从胥吏与乡户差役并存到合流为小吏 ,这种转化是适应北宋的财政状况而发生的。     

李觏的‘礼论’思想

李觏,字泰伯,北宋建昌南城(今江西省南城县)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卒于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南城位于旴江边,故学者称李觏为旴江先生。李觏是我国北宋中期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     

略论李觏的朴素辩证法观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今江西南城人。)北宋中期杰出的思想家。李觏的政治经济学说向为人们所重视,而公认李觏是王安石变革思想的先驱,然而论及他的哲学思想的却不多。我们认为李觏的哲学思想虽不深博,但颇有特点,其中不乏有价值的见解,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仅就李觏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观作简略的论述。     

由"职"到"役":两宋乡役负担的演变

作为职役之一,乡役是宋朝乡村民户的一项徭役负担。在维护社会秩序、征收赋税等诸多方面,处于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乡役人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职役”的特性,在官僚士大夫和广大民众的心目中,其社会形象有很大差距。随着社会的演进,乡役制度发生了由“职”较为突出到“役”日益凸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则反映出宋朝内外交困、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实况。在这一景况下,国家不得不更多地剥夺广大民户的利益,并以牺牲、侵夺国家政权“神经末梢”的乡役人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论李觏的治国构想

“治国之实 ,本于财用”这是李觏治国构想的前提 ;“守国之度 ,必重教化”这是李觏治国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法治国 ,礼刑并用 ,这是李觏治国构想的核心。以此为切入点 ,对李觏的治国构想加以系统的整理 ,以期推动学界对李觏思想研究的深入。     

李觏货币思想研究

李觏(1009—1059年),是北宋中期的一位著名思想家。他曾提出过一些货币理论,主要集中在《李觏集》卷第十六《富国策》第八篇中。总的说来,李觏的货币思想不算高明,但仍有些可取之处,本文试图做些初步研究。     

全国首届李觏学术思想研讨会综述

李觏（１００９－１０５９），字泰伯，人称盱江先生，为古之建昌军、今之江西南城县人。宋仁宗皇帝称李觏先生为：“通于经术，东南士人，推以为冠”。大儒朱熹曾“谓李泰伯文得自经中，虽浅，然皆自大处起议论，盖有取尔也”。大文豪范仲淹赞他：“实无愧于天下之士”。明代大臣左赞誉他：“一代名儒，后学之师表”。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王安石也曾说：“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与纳。”１９２２年，胡适先生偶读《直讲李先生集》，惊讶地发现了被淹没了近九百年的李觏思想的卓越之处，并欣然以《记李觏学说———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     

李觏与范仲淹的交游及政治思想刍论

李觏与范仲淹都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人物。范仲淹主持了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李觏是其积极的支持者。本文论述了范仲淹与李觏的交游及政治思想的共鸣。他们二人志同道合,都以天下兴衰为己任,都有变法革新、理财富国、术强图变的思想主张。     

李觏的功利主义思想及其哲学基础

李觏生活在北宋庆历二、三年间,正值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时期,范仲淹作为地主阶级中的革新派得到宋仁宗的支持实行改革,在历史上被称为“庆历新政”。李觏坚决支持这种改革,加之他与王安石曾有过甚密的交往,他的政治思想大都是在这种政治熏染下而形成的,成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 一、李觏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 李觏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功利思想,而且,这种思想是比较丰富的、深刻的,它之所以深刻,主要在于他的功利思想是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     

黑城出土元代签补站户文书F116：W543考释

元代蒙古政权一贯把立站作为维护统治必不可少的手段，站户即政府签发来承担站役的人户，是站赤的核心力量，另立户籍。因站役繁重、给驿泛滥、自然灾害等因素以致站户生活疾苦，无力应役，大量逃亡或消乏，政府须及时签补站户，保证站赤功能的正常发挥。黑城出土了大量站赤文书，其中《签补站户文卷》中F116：W543记载元末站户消乏逃亡现象，朝廷命令各地站官及时签补站户，严格依照事产、物力、牲畜等财产标准来签补。上户、中户、下户一概签充，打破了等级限制，并招诱逃亡或迁移站户复业，以补充人数。他们一经签发，就成了站户主体，便长年累月、世世代代被束缚在驿站系统中，为站赤服务。     

唐前期“中男”承担差役考——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

唐前期,中男虽不承担正役,但也要服若干杂徭或差科。从传世文献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记载来看,中男可承担夫役、征行、村正、曲长、侍丁、执衣、门夫、烽子、郡史、渠头、斗门、堰夫、渡子、守桥丁等差役,但具体差配时往往还要考虑中男的身份特征及家庭背景因素。此外,太常寺司仪署及岳渎斋郎由16岁以上中男充任,太史局中的天文生、历生和卜筮生,通常也从那些有专门技艺特长的中男群体中选取。作为唐代徭役的组成部分,中男承担的差役同样享受"终服"之制。     

试论李觏的历史观

李觏,字泰伯,宋建昌郡(即今江西)南昌人。生于公元1009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死于公元1059年(宋仁宗嘉佑四年)。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一生好学,考进士未中,以教学为生,被称为盱江先生。晚年(公元1050年)由范仲淹荐为太学助教,后升为直讲。一生著述不少,由后人编为《盱江文集》(或称为《直讲李先生文集》)。李觏和王安石、张载处于同一时代,是一个具有革新思想的哲学家。据王安石说,他们之间有过交往,并有许多共同的思想。在李觏的著作中,象《富国策第一》、《富国策第五》、《富国策第六》、《安民策第一》、《平土书序》、《原文》和《礼论第一》等等,许多都涉及到了社会的政冶、经济和伦理道德问题,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哲学史上自管仲以来的唯物主义倾向,提出了不少在欧洲哲学史上直至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才能提出的新思想和新见解。如果说,与他同时代的张载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把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北宋熙丰时期的役钱征收与地方权限——兼评雇役法

推行雇役法、征收免役钱,是北宋熙丰变法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役钱,由此成为稳定基层统治主要的经费来源之一。熙丰尤其是熙宁时期,宋神宗、王安石等坚持役钱作为地方财用的基本定位,使得朝廷在役钱征收方面赋予了地方较多的变通权限,中央主要通过仲裁、赏罚与推广地方经验等方式,来维持对地方行为的适度调控与引导。在役钱计征环节当中,州县对役钱的起征点与计征依据的权限尤其突出,而役钱立额则是中央与地方互动较多的部分。地方官府在确定役钱"立额"时,除了雇值等必要支出之外,差役时期乡差役人的隐性支出转变为财政显性支出,所增加的地方州县费用,以及役钱计征本身所造成的行政开支,也都被纳入其中。这是实际役钱宽剩率高于朝廷所规定"二分宽剩"的主要原因。这些开支大都是必要的,推动了宋代地方财政理性化、行政专业化的转型,不宜将之视为纯粹的聚敛,进而非议雇役法。     

李觏的人生观及其人生践履

李觏的人生观是积极入世的,他处处以“位卑难立事,任重合忧民”为志向,科场失利后,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学术研究上,传播圣人的学说,弘扬儒家精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们信奉的处世格言,也是李觏的处世信条。他认为要挽狂澜于既倒,解民生于倒悬,振兴民族,首先必须扭转那种空谈心性,不务实际的迂腐人生,树立经世致用的人生观。李觏人生观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冲破传统观念的,蔑视权贵,笑傲王侯。     

北宋衙前重难与役法改革

北宋衙前"役重破产"是衙前役法问题的真实写照,由此开展的衙前役法改革,是北宋役法改革的核心内容。衙前役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衙前应役者没有经营官场生态的经验,但北宋政府初步拟定的役法改革目标是实现应役人的公平性,以及保有乡村社会的发展动力。衙前役法改革主要围绕户等问题展开,先是宋仁宗朝尝试韩琦的衙前新法及韩绛的"五则衙前法",继而废除里正衙前,轮差乡户衙前,只是优化了应役衙前的公平性,直到神宗朝推行免役法才真正考虑应役者的意愿或担负衙前重难的能力,而元祐初年废除免役钱后衙前"雇募"改"招募",衙前役法问题又集中体现在酬偿经费不足上。役法改革中户等争议的内涵,表面反映出"等第定差"向"等第输钱"的转变,事实上却折射出役法改革的官本位意旨,解决役法问题的主旨是谋求更多利益。北宋衙前役法改革勾勒出衙前役从非职业化向职业化转变的理路,基本体现了北宋役法改革乃至差、募役法更迭的实态。     

李觏和王安石的礼学思想比较

李觏和王安石都很重视礼,他们都对《周礼》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二人的礼学思想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反对繁琐冗杂的章句之学,注重阐发经典的精神实质,倡导革新,与时俱进,开创宋代义理之学的先河。他们的礼学都能联系实践,通经致用,注重理财,对南宋的事功学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觏理财重在富民,而王安石理财重在富国,这是二人的礼学思想的不同之处。     

关于宋代行役的若干问题——与《中国经济史论丛》商榷

两宋时期,随着以开封和杭州为代表的封建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工商业者的组织——行会较前代更加发展,行会数量和入行人数大大增加。加入行会的工商业者叫做行户、行人或行铺,他们对官府承担着供纳物品、配借钱物、提供工役等义务。由于履行义务采取的是按行业和户等轮差的方式,故称“行役”,凡行户应役叫做“当行”。 傅筑夫先生所著《中国经济史论丛》(以下简称论丛》,三联书店一九八○年第一版)是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中不乏严密的论证和独道的见解,但在论及宋代行役问题时,由于对个别史料的理解不够准确,致使有些立论难以成立。以下就与行役有关的几个问题与《论丛》商榷,不确之处,敬请指正。     

论李觏的咏物诗

李觏的咏物诗 ,并非单纯为咏物而咏物 ,而是运用比兴 ,别有寄托 ,融议论于形象描写之中。或以物拟人 ,或借题发挥 ,往往灵光四射 ,寄慨遥深 ,余音袅袅 ,耐人寻味。李觏不愧是宋代咏物诗创作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