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敖包与“那达慕”

从前,由于人们文化知识的落后,心理状态被鬼神所控制,所以,就用各种形式进行祭祀活动,以求神灵保佑,人畜平安。据文献记载,十六世纪达斡尔族在黑龙江中上游广阔地域居住的时候,不论是在山的顶端,还是在高坡之上,或是在土丘漫岗,河岸湖畔,地势醒目,“风水好”的地方,到处都能见到用石头堆积起来的圆锥形的大石堆,找不到石头的地     

“祭龙节”的倡议

云南省文山州邱北县壮族人民在今年首届“祭龙节”期间,发出了改革落后习俗的倡议书。倡议书主要内容有:争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锋,积极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实行计划生育。结婚必须履行登记手续。男方给女方的彩礼钱不得超过360元,肉不得超过160市斤,酒不得超过120市斤。结婚后就“坐家”。人死     

苗族“椎牛”祭文化人类学阐释

本文用五个话语叙述场将苗族椎牛祭祀活动中的上刀梯、踩铧口、椎牛三个仪式步骤进行了分析,并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对其予以观照,试图从中探求其原始巫文化的本质与内涵。     

台湾赛夏族及其“矮灵祭”

<正>赛夏族,是台湾高山九族之一,分布在台湾新竹县五峰乡和苗栗县南庄乡的山区,按语言可划分为南、北赛夏族。北赛夏居住于新竹县五峰乡,南赛夏居住于苗栗县南庄乡,南、北赛夏族各有长老一名,长老在赛夏族中享有崇高的地位。目前赛夏族人口仅三、四千,是台湾高山九族中人数最少的土著民族。     

满族乌苏关萨满祭“大神案”之特征

众所周知,在清代八旗共同体中,“哈拉”(即姓氏)产生地居多,户门相异居住地广的当属瓜尔佳“哈拉”。今居吉林省永吉县杨木乡宋屯村的一户关氏家族,祖籍在乌苏里江流域,自清代中叶辗转迁居打牲乌拉地方,为与同地区的蒙文关、纳音关、佛关、建州关、罗关、芍药关、侯关、本地关、郭城关等几户同姓异宗相区别,故自称乌苏关。 乌苏关系明际东海女真人之苗裔。自从随女真人群纷迁之后,经历了漫长的游离岁月。因此,在南下又北折而上的迁徙过程中,虽然“入乡随俗”频频,但在传统的尊祖敬宗心理意识支配下,仍然师承着古朴的萨满教祭祀活动。倘若无这种强烈的心理素质作精神支柱,岂能在“文革”期间及其更朝改代的历史大潮之中,未将祖先的萨满教文化遗产所湮没?本文试图对乌苏关家族幸存的“大神案”特征作以浅析,以求教于方家和同仁。     

弥勒彝族人的祭龙和祭火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居住着近20万彝族阿哲、阿细、撒尼等9个支系。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或初三,在韩族阿哲人居住的村寨都会进行祭龙活动,祈求人畜平安,来年风调雨顺。祭龙活动分为四个步骤,一是祭龙山龙树,二是迎接龙女,三是送火神,     

心祭

一年前,在抗击非典斗争中,邓练贤、叶欣等同志不幸以身殉职。谨以此文纪念。     

马祭

马祭,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很盛行,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已逐渐淡化。但是,在一直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人中,马祭却仍很流行,而且继传至今。马,作为家畜已有了几千年的历史,蒙古族的先民,早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就有养马的文化遗迹。匈奴、东胡时期,马已成为游牧民不可缺少的家畜。公元九世纪,蒙古人西迁三河之源后,马在蒙古草原遍地皆是。蒙古人养有大量的马,仅成吉思汗八世祖土敦蔑年的夫人莫拿伦所养之马,数以万计。“她的马和牲畜,多到无法计算,当她坐在山头上看到,从她所坐的山头顶上直到山麓     

湘西苗族祭“滚年”仪式神圣空间观念解析

显圣物是神圣空间神圣性的自我表征和核心来源,湘西苗族祭“滚年”仪式中的三个神圣空间,其神圣属性源自不同的显圣物.仪式中神圣空间的生成及其神圣属性的强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万物有灵”观念、禁忌观念、巫术观念、祖灵观念等原始宗教观念的投射,其中,以祖灵观念的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祭“滚年”是湘西苗族自然崇拜的典型形态,也是湘西苗族祖先崇拜的隐蔽形式.     

我看到的“法师”和《椎牛祭》

对于苗族法师这样的人物 ,我小时候就曾接触过。因为我的外祖公就是一名祖传八代的苗族法师。外祖公住在离我家几里路远的另一个苗寨里 ,他是我祖母的父亲。小时候我见过他几次面 ,印象中他留有一撮白胡子 ,穿一件满襟长衫 ,坐在火坑边巴嗒着一根竹马鞭做的铜头烟杆 ,样子很慈祥地看我并摸了我的头 ,大人告诉我他就是我的外祖公。或许是年事已高或者别的原因 ,外祖公已经不出门给任何人做什么法事。外祖公去世的时候 ,我们全家都去了 ,他的灵堂设在我大舅公家 ,因担心我害怕 ,母亲不让我到灵堂去 ,直接把我送到满舅公家里 ,让亲戚们给看着。…     

裕固族祭鄂博

鄂博,又称“敖包”,蒙古语音译,意为“堆子”,为祭神之所。裕固族牧民企盼风调雨顺,人畜兴旺,就通过祭鄂博这种仪式,来祈求天地之神的保佑。 肃南地区除裕固族外,境内的藏族、蒙古族也祭鄂博,其内容大同小异。在1958年之前,肃南各地每年都普遍举行这项民俗活动,1958年之后被当作封建残余取消了。     

祭炎帝文

惟公元一九九七年十月吉日，湖南省省长杨正午，率六千四百万湖南人民，敬献花篮时废，致祭于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之圣陵曰：吾祖炎黄，兄弟同袍，兴于神州，声震九皋。启农奠居，辛勤功劳，百业昌盛，立国建朝。弘扬文化，伟绩功高，中华繁荣，宇宙同褒。五千年之绵衍，如江河之滔滔；十二亿之岚裔，如星辰之吴吴。追至近世，列强煎熬，侵疆掠夺，挑唆兵厚。幸出贤胄，挽澜平涛，振靡隆兴，大展宏图。改革开放，文略武韬，民殷物阜，国旺政皓。一国两制，人心乐陶，香港回归，澳门跟后。祈两岸之一统，联台湾之同胞。久分必将久合，长抑…     

贵州化屋歪梳苗“打牛”祭丧仪式探析

打牛祭丧是贵州黔西县化屋歪梳苗丧葬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仪式。该仪式的举行与否,取决于死者的年龄大小、是否生育及死者家庭的经济条件。通过这一极富象征性的传统仪式,苗寨社会建立起了一种以费用分摊为目的的经济扶助模式,有效缓解了单个家庭举行丧葬活动的经济负担。同时,家族认同功能也在仪式中得以强化。随着社会的发展,打牛祭丧仪式也在不断变迁。     

楚祭与苗祭——射牛与椎牛

<正> 笔者在《剜羊(封羊)与还傩愿》、《击豕与击猪》(即《击猪祭祝融及其苗文化形态》)中,论述了楚王室的“封羊”(又曰剜羊)和“击豕”同苗族的剜羊还傩愿与击猪祭祖二者形式的同一,其内容是祭祀楚、苗的始祖伏羲女娲和先祖祝融。本文要阐述的,是楚王室的“射牛”祭祖与苗族的“椎牛”祭祖二者是否同一及其相关的人文涵义。     

呼格吉胡敖包祭

敖包,是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习俗。凡是有蒙古人居住的地方都有敖包。1992年7月,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胡吉吐莫镇,又建立了一座新型的“呼格吉胡敖包”,意为“繁荣昌盛”。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奇迹。 为什么要建一座呼格吉胡敖包?因为胡吉吐莫镇管辖的范围内,历史上曾有过7座敖包。     

探访台湾少数民族之三 赛夏族及其神秘的“矮灵祭”

早在就读于厦门大学期间,我就对赛夏族矮灵祭有所耳闻,却无缘一识其庐山真面目。当台湾朋友邀请我们一行去苗栗县南庄参访时,一种夙愿得偿的兴奋无以言表,我们一口答应下来。赛夏族在台湾山地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少,只有7000多人。海拔1500多米的鹅公髻山和横屏背山如同银河隔开牛郎织女一般,将赛夏人分割为南北两大群落。苗栗县南庄乡是赛夏族南群居住的地方;北群居住在山脉另一面的新竹县五峰乡五指山地区。独特的姓氏部落为延续和展示赛夏族文化,当地行政部门在南庄乡向天湖湖畔,兴建了一座外观庄严、规模宏伟的赛夏文化馆。在那儿,我们遇到…     

鄂伦春族萨满春祭大典

鄂伦春人的萨满曾在其民族生活的许多方面发挥作用。其祭礼、仪式也相当丰富而别具一格,其中春祭大典更是饶有风趣。 每当大兴安岭刚脱下冬装,冰雪融化时,鄂伦春人就要举行一次隆重的请神献礼的春祭大典。这是因为:一方面要请萨满来求神保佑;另一方面要迎接新的一年的开始。 春祭时,要通知居住在各地的族人,准时赶来参加。首先要由有威望的三个以上的萨满择吉日定场所。然后,在河边的沙滩上     

土族地区的白虎祭

白虎祭(Rite of the White Tiger)是萨满教在甘青土族居住区所住持的最重要的防雹法事,这种法事今日似乎已不存在了,在汉文史料中更没有留下什么记载,《土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青海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北京,1963年)一书对防雹法事无所记载,而《土族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2页仅载:“过去,土族地区每一村落都有……‘苏克斗’(意为挡雹阵)”,此外就无所言及了。芉一之教授编著的《青海民族史人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00页指出:“至于土族中流行过的道教,至今尚未见有专文论述。对于土族原始宗教的研究,吕建福的《土族     

湘西苗族椎牛祭

湘西苗族椎牛祭亦称“跳鼓脏”,苗语叫“拢尼”,即“吃牛”之意,是湘西苗族最大的原始宗教祭祀习俗。据文献记载和民间口碑资料证实,它产生于苗族远古的渔猎文化时期,并迅速地在本民族中传扬开来。     

从虎图腾到祭虎与忌虎——土家族“虎文化”现象简论

“虎文化”是土家族文化体系中举足轻重的核心文化之一。从古代的史藉记载、考古发掘、以及今天民族生活现存的习俗中,都可以找到这种文化现象的大量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