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戊戌变法前晚清封建士大夫西学观的演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西学东渐的进程,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因而,如何认识西方文化就成为封建士大夫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戊戌变法以前,开明士大夫的西学观经历了“睁眼看世界”、“四不如夷”直至“中体西用”三个阶段。     

当代新儒学的西方因素

西学对当代新儒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西方术语成为新儒家研究的当然用语,西方学术思想体系也为新儒家积极吸取,展开中西思想家的比较研究。西学的挑战是推动新儒学研究进展的主要动力,新儒家明确自身在多元文化对话与交流中的平等地位。     

朴殷植的儒教求新论与阳明学思想

儒学或曰儒教,是中国以及朝鲜、日本等国封建社会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它曾适应社会的发展,起到过积极进步作用。但是,十九世纪中叶前后,中、朝、日三国开始向近代转化,儒学便变成束缚社会前进的东西了。因此,儒学,尤其是在三国都处于“官学”地位的朱子学,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中,先进的知识人努力采西学之长,积极探求能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新意识形态,由此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哲学、新理论。     

儒学复兴与西学的充分中国化

今天所谓的近代儒学的衰落,是理学的衰落。儒学复兴的条件是新的思想文化资源,途径是回归、开发原典。在近代中国,构成人之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在发生着变化,儒学必须适应这个变化。儒学的当代复兴与"西学的充分中国化"的关系很值得思考。因此,学习西方,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西学充分中国化"的途径,将是儒学复兴的根本任务之一。儒学复兴需要资源———充分中国化的西学。儒学复兴的途径还应该是"回归原典"。"回归"就是透过对这些原典的新诠释,重新理解历史与现实之交会的当下存在状态。     

儒学文化的现代意义

如果我们说先秦儒学是儒学的第一期发展;宋明理学是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它是在受到外来印度佛教和本土生长的道教的冲击后具有新时代意义的新儒学,并曾传播到周边国家,发生了重大影响。那么,现代新儒家则是在近世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但是,这第三期儒学的     

近现代中国儒学地位与社会转型的思考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沿存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自近代,由于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及社会政治的变迁而退居边缘.但改革开放以后,儒学又重新复苏,不仅回到学术界、理论界,而且吸引着众多国家的学者和社会人士的目光.由此,儒学在当代中国及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问题也愈加显得重要起来,诚然,这个问题更多的是社会实践层面的问题.但作为学者,从理性的角度回顾近代以来儒学在中国地位的变迁,参照东亚模式各国社会转型与儒学转型的关系,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增强自觉的文化意识大有益处.     

西学东渐与儒学转型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主要方向。西学的大量涌入,一方面给传统儒学带来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也为先进知识分子吸纳外来思想的优秀成分,改造儒家思想体系,促进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提供了契机。回顾西学东渐与儒学形态的转换,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近代以来儒学的发展状况,而且对当今文化多元化状态下探寻儒学的发展路向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论近代子学复兴

先秦诸子学在近千年间一直受到冷落,但在清乾嘉以后,尤其是19世纪中后期复兴思潮逐渐高涨,这与当时的儒学危机、文化保守主义以及西学的涌入有密切关系。     

明治日本“文明开化”风潮下的儒学

1872年颁布的近代《学制》开启了日本教育的"文明开化"时代。在这一时代,日本传统的儒学虽然失去了以往"官学""正学"地位,但依然以儒学教科书、汉学塾等各种方式存在着。除基本的文化知识传承职能之外,它还作为文化受体参与了西学概念的容受;作为"帝王之学"参与了天皇的成长;作为道德学说参与了道德重建。文明开化风潮下儒学的存在状态表明"文明开化"与儒学不仅不是否定与被否定的关系,甚至呈现出某种共生关系。     

近代自然科学的传入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甲午以后,随着西学异质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崇尚西学、新学之风日盛,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传统的华夏中心观、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传统中医以及汉民族的人种及文明起源问题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刚接受的西方新学、新知发挥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新义,重建文化秩序,便成了近代学人不约而同的选择.     

现代化的儒家回应:梁漱溟的新儒学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辩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对于当今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及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构也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840～1919年中国社会变迁对儒学的影响

1840～1919年是清朝封建统治向民国时代过渡的一个转型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的儒学在这一时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受西学影响,中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从器物到制度最后到思想进行了全面置换。儒学在图新求变以求救亡启蒙的新形势下,随着自身生存依托环境的改变,不幸成为攻击的目标,丧失了其在教育、政治、文化方面的优势地位。     

论宋恕对理学的批判及其改造儒学的思想

宋恕利用儒学对国民深刻的影响,试图通过对理学的批判并将儒学加以改造,以恢复儒学的经世实质；他更希望将西学与传统的儒学相结合,利用西学中的改革和民主思想,促进儒学的近代化,从而成为批判社会现实的思想武器。事实上他这一思想与当时戊戌维新的变法主张是一致的,皆为“中体西用”的模式。     

儒学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例

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构成儒家文化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梁漱溟着眼于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熊十力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推进了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马一浮认为西学冲击下的中国学术正处于末世,因而以存留读书种子的心态倾心儒学的精英化.     

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状况渗透着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以及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取决于中国对西学的取舍、加工和改造 ,而不是对西学内容的机械应对 ,反映出中国近代政治力量更替和兴衰的历史必然性。适于民主的政治文化 ,只能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逐步发展 ,逐渐成为国民的政治和政治行为准则。     

清末“排孔”思潮的兴起

随着科举制度的停废、新式学堂的出现和新式知识群体的形成,儒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动摇了.那些接受了西学新知的近代新式知识群体.开始用近代民主自由观念及进化论为武器,提出了"订孔"、"无圣"和"排孔"等口号,倡言三纲革命、孔丘革命、祖宗革命,对孔子及儒学的进行了猛烈抨击,掀起了一股"排孔"思潮.这股社会思潮,初步动摇了儒学的独尊地位,成为五四时期更加猛烈的"反孔批儒"思潮之先导.     

二十世纪儒学回顾

儒学在过去的二十世纪走过了非常艰难崎岖的路。二十世纪之初,儒学还安坐在庞大中华帝国的官学位置上,支配着社会意识形态、国家教育和社会道德风俗。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帝制社会瓦解,儒学失去政权的依凭,地位迅速下降。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儒学被视为封建文化的代表,受到先进思想家和进步青年的猛烈批判多人忘记。“文革”中的批孔反儒运动,才使人们想起了儒学,但已经是被严重曲解的儒学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行和文化的多元发展,随着东亚的兴起及东方文化的复兴,随着时代主题由社会斗争向着和平与发展的转移,随着人们对人类文明危机和转型的深入探讨,儒学的深层价值和未来意义重新得到揭示和评估,儒学的思想资料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开发。于是又渐渐有了生机,开始了“回归中     

熊十力与儒学哲学化的向度扭转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在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中增强与西学的对话能力和互动生成。论题侧重分析其在文化批判、文化价值、文化主张和文化转型诸层面的理论特点,以期反观现代儒学哲学化进程中的熊十力及其哲学贡献。     

论梁漱溟新儒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辨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     

论晚清儒学政治社会化危机

晚清 ,儒学的政治社会化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其核心内容即儒学政治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因无法应对现实的挑战而失去合理性 ,其主要实施机制即儒学教育逐步被新式教育所取代 ,其动力机制即科举制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而最终被废除 ,其强抑制机制即严禁“异端邪说”因西学的涌入而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