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名与国号

国名是国家的名字,代表着国家;而国号只是政府为国家所起的官方称号,在特定时期内可以代表国家,但所代表的主要是政府.一个国名就只能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主权,在一国内部出现两个以上对立的政府时,国际社会只会选择其中一个政府作为国家的合法代表.在政治、法律和国度意义上,中国才是我国的国名,而其他的称呼都是国号.     

三国蜀汉政权国号“汉”考论

三国分魏、蜀、吴,其中魏、吴是国号,但蜀不是国号,而是地域号。《三国志》陈寿开始正式用地域名称"蜀"代称刘备建立政权的国号"汉",以与建都长安的西汉王朝以及建都洛阳的东汉王朝区别,但在行文中仍然保留不少反映蜀汉政权国号"汉"的记载。裴松之的注、《三国演义》也保留一定数量的记载,后人对"汉"作为蜀汉政权国号进行了研讨。     

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古代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与＂中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古代的国号只代表某一个政权,而＂中国＂的涵义则有很多,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即使用来指称政权,也常常不指一个政权,或指同时并立的几个政权,或指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的多个政权。经过元朝和清朝的转换,到中华民国定国号为中国,＂中国＂与＂国号＂最终实现了统一。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元朝和清朝除外）都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也不是以国号为代表的某个政权的疆域,而是包含了为中国所继承的当时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所控制的疆域。     

成吉思汗的遗产──蒙古汗国的父权封建制及其特点和内在矛盾

成吉思汗的遗产──蒙古汗国的父权封建制及其特点和内在矛盾白拉都格其（Ｂａｙｉｌｄｕγｃｉ）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贵族政权“大蒙古国”，在正式改国号为元之前的阶段，一般被称为蒙古汗国、蒙古帝国。这个由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制度。体制和仪礼习俗与中原汉地及...     

论三国鼎立之际的国家重建思想

184年黄巾大起义后,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在军阀混战和割据中,三国鼎立之势逐渐形成。与此同时,对东汉政权的批判和否定、对改朝换代的认同和解释、对未来国家建立方式的选择和强调,构成了这个时期丰富的国家重建思想。     

“日本”国号东亚登场时间考——对中国实物资料及中日文献的比较

国内发现的记载有日本国号的最早实物资料为《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早于记载日本国号的《井真成墓志》二十一年。《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所载日本遣唐使赴唐朝贡之事与中日两国的文献记载可相互印证。日本国号诞生于八世纪初,而非七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与西方古代国家

从全球视角看中国，古代中华文明具有显著的政治统一性。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统一的帝国以来，2200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中华民族虽然也多次经历战乱、分裂和改朝换代，但总能分久必合，统一的时间远远长于分裂的时间，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人心所向与大势所趋。这在西方古代的国家群落中是独一无二或绝无仅有的。这是古代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最显著特色之一。     

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这是一篇通过比较中日传统政治文化，来分析中日政治文化结构性差异的历史学论文。论文从三个角度讨论这些结构性差异及其带来的影响。上篇《皇权与革命》从儒家“汤武革命”的理论说起，以历史上中国不断“改朝换代”与日本所谓“万世一系”,来分析传统中日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与政治权力结构上的差异，政治伦理中绝对性与相对性的不同，以及政治变革的路径究竟只能依赖改朝换代的“革命”还是可以依赖“维新”;在中篇《郡县与封建》里，则指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国家与地方关系上的差异，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国国家权力，借助郡县制、由科举提供的官僚制度，如毛细管全面管控地方，但日本尽管也有“公家”与“武家”,古代日本也曾试图建立律令制国家，但地方上却始终有着类似诸侯的强大势力，那么，这种国家结构的差异在中日走向近代过程中，导致了什么样的命运差异；在下篇《王权与神佛》中，则借用两国历史上的宗教资料，讨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政教关系上的差异，指出中国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只能是“方外”,而日本宗教则在历史中形成势力极大的“寺家”,并且对政治影响极大，从这一点继续延伸，文章进一步讨论走向近代过程中，这种有差异的政教关系，...     

北魏的历史记忆整合与国家认同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探究

北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从族源、国号、习俗等方面对北疆各族早期历史记忆进行整合与重构,建构拓跋鲜卑源自黄帝、居于北土、与中原华夏同源共祖的族源叙述体系,采用"代""魏"双国号并用的做法,实行兼容北土旧俗与中原礼制的国家祭祀礼仪,既积极融入中原文化,又尊重和珍视北疆各族对拓跋祖先、云代乡里和北土旧俗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认同,体现了北魏统治者对北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整合。通过系列文化整合举措,北魏统治者增强了华夷各族对北魏政权的政治认同、民族身份认同和历史文化认同,为建构北魏的国家认同、巩固北魏统治奠定重要基础,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其中蕴含丰富的历史经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西藏佛教的神秘法器——统领释教大元国师青玉印

在西藏博物馆＂元明清玉器精品展＂展厅内,展示的第一件文物就是这件＂统领释教大元国师青玉印＂。该印为八思巴文,青玉质地,玉质温润,印背精雕细刻有一对卧龙,配红色丝绶带（有磨损）。1271年忽必烈始定国号大元,此印印文有＂大元国师＂四字,当在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之后封绶。释教，即佛教。在元代，具有统领全国佛教权利的大元国师大多来自萨迦派宗教首领。     

哪位皇后最抢手

历史上迷倒君主的美女不计其数，然而，历经多次改朝换代．还能让君主倾心的女人，恐怕寥若晨星。萧皇后就是这样一位奇女子，一举摘下了历史上“最抢手皇后”的桂冠。     

徐寿辉政权名称辨

杨讷同志专门写丁一篇文章《释“天完”》。文中认为:元末农民战争中建立的几个政权都有自己的国号,其中多数以恢复汉族的统治为标志,如韩林儿的“宋”,明玉珍的“大夏”,陈友谅的“汉”。张士诚取国号“大周”,袭用过去历史上的国号,也不难懂。“唯一费解的,是徐寿辉的国号‘天完’。”然后他根据明人赵士喆写的《皇纲录》的解释:“‘天完’非国,寿辉取以为号者,以字形压‘大元’也。”从而受到了启发,于是从“汉     

纸业行业——就业天地大 实习机会好

近年来,中国纸张年产量和年销售量均达到两位数的增长,纸张的消费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上海纸业行业协会秘书长孙昌龄说:"目前,因为市场需求量不断膨胀,造纸企业规模在步步扩大,需要大量职业院校毕业生加入。"恰逢"改朝换代"之时     

从国号的变更看古代日本的华夷意识

当今日本人常自称为日本或大和民族,但在古文献中,往往自称为"倭国"或"大倭".日本人是从何时开始,出于什么目的改国号为日本的?基于此点,探讨日本国号的形成与其国内"华夷意识"之间的关联.     

都督中外诸军事考论

都督中外诸军事关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央中枢体制、宰相体制和军事领导体制。它缘起于三国时最高武职如太尉、大司马、大将军的逐渐虚职化。加此衔或任此职者，既统领京城禁卫军队，又是全国最高军事统帅，通常权极人臣，并是其控制朝政乃至改朝换代的一个重要阶梯。     

再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中从未提及中国古代科技自某时期就衰落下去，而是说与西方国家相比没有15世纪之前的发展势头。无论在何种意义下，“李约瑟难题”都是成立的。它由两部分组成，彼此呈并列关系，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因此，解答“李约瑟难题”非同一般命题。近代科学技术未能在中国产生，其根源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具有游牧特点的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并统治全国；其次是农民起义造成的改朝换代。在“后李约瑟时代”国人应追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积极创造条件去超越“李约瑟时代”。     

陈胜里籍与“张楚”国号辨正

本文综述了陈胜里籍的若干说法和“张楚”是否国号问题,提出了作者多年研究的个人看法。     

魏末之赋首─—阮籍赋试论

魏末之赋首─—阮籍赋试论王琳公元三世纪中叶，以景元末（２４０年）魏明帝卒为标志，曹氏政权步入衰亡阶段。在这个即将改朝换代、政治异常险恶黑暗的历史时期，当年曾热情颂扬曹魏政权的名士领袖何晏、夏侯玄等相继被司马氏屠戮，《景福殿赋》、《皇胤赋》等一系列歌颂...     

魏碑的笔法和结体

<正> 一、关于魏碑晋室东迁,南北对势已定,南方刘裕受禅于晋,国号曰宋,自宋而齐而梁而陈,谓之南朝;拓拨珪翦灭诸胡,雄据北方,国号曰魏,人称北魏(后魏),后分为东魏、西魏,继之以北齐,而北周,谓之北朝。自公元386年北魏建立始,至公元589年南朝陈灭亡止,共计二百零四年间,南北对峙,各自为政。     

老鼠“消灭”了明朝？

1644年的中国，正是明清交替期。历史舞台上有3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其实，还有一位主角一直为人们忽略——小小老鼠。后人在讲到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这段历史时，往往都注重讲政治大势、军事攻防，历史学家们很少有人关注到这场发生在崇祯十六年前（1643年）北京城的惨烈大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