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城市政府行为的成本-效益分析

有效控制政府成本 ,提高政府绩效是城市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目标之一。政府成本应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社会成本。政府成本和政府绩效在指标界定以及计量上都存在着诸多困难。但文章认为可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指标来进行衡量 ,从而得出政府平均成本和政府平均绩效 ,进而求出政府的“投入 -产出率”。目前需加强相关的制度创新来提高政府的平均绩效     

政府成本管理环境演进与模式选择的动态关系研究

与现代企业所采用的间接控制模式相比,现有政府成本管理模式是一种外部预算管理取代内部成本管理的直接控制模式,其成本管理有效性较差。政府成本管理模式的选择主要受政府成本管理技术环境、激励环境和约束环境的健全程度的共同影响。随着政府成本管理环境的演进,政府成本管理模式将经历外部成本管理模式转向内部成本管理模式,再从内部成本管理模式转向绩效导向的成本管理模式的演进过程,成本管理有效性也将不断提高。把建立绩效导向的政府成本管理模式作为政府成本管理发展的最终目标,可以为一个国家的政府成本管理的长期规划和发展提供战略性指导。     

基于成本收益法的食品安全监管绩效评估研究

从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与“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现状,结合理论分析我国食品安全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背景,指出基于成本收益法的食品安全监管绩效评估可使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理性回归到科学监管模式.进而详细构建这一评估体系,通过对其成本与收益指标内容的深入分析,结合量化建模,探索食品安全监管绩效评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公共管理视阈下西方国家政府成本问题分析的全景式展示

政府成本是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的基本命题,是当代世界公共管理面临的一个带有共性的现实难题。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与政府成本问题的大量出现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新公共管理主要从现代经济学中汲取理论依据,揭示了相关政府成本问题分析的适用与可行性,进而提出和归纳了有效管理和控制政府成本的政府改革途径,对于当前我国建设绩效型政府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丰富的现实意义。     

政府治理范式的成本分析

政府治理范式的区别会导致政府成本的差异。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政府治理范式显得僵化、迟钝,容易导致高成本、低效率。建构现代责任政府、创新政府治理范式、优化政府治理的成本结构,是中国降低政府成本,提升政府绩效的基本实现路径。     

政府成本控制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政府成本控制是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重要目标和内容.控制与降低政府成本,优化成本结构,有利于提升政府绩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供制度保障.在新公共行政体制下,政府通过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合理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实现决策与执行相协调,创新行政组织结构;加强对行政决策的约束,可以有效控制和降低政府各种成本.在政府管理系统内,通过创新政府的管理方式、管理机制,运用流程再造、政府超市、政务公开、电子政务等先进的管理手段,能够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生产中,确立市场导向,引入竞争机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缩小政府规模;克服政府垄断导致的制度缺陷,实现公共资金的价值最大化.福建省地方政府在降低政府公共服务成本过程中,采取多样化的市场化工具和形式,锐意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目前,改革深化呈现出向部分公共服务提供主体,政府对自身提供的内部服务,向社会发展领域的市场化拓展的发展趋势.公共财政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制度改革实践作为规范政府及其财政活动的一种方法,为政府成本控制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当前,在各级政府构建公共财政制度框架过程中,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会计集中核算、绩效审计等项制度的改革,是有效控制政府成本的重要举措.     

政府成本管理激励机制研究

由于企业的激励机制较为完善,企业成本管理中的激励问题对于企业来说不是一个太重要的问题。然而,对于政府来说,由于激励环境存在重大缺陷和激励机制不完善,决定了激励问题对于政府成本管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政府成本管理面临的三个重要的激励障碍决定了政府成本管理代理人特有的行为取向,这些行为取向与政府成本管理的目标是相背离的。     

政府治理与公司治理约束机制比较

无论是政府治理还是公司治理,约束机制对治理绩效起着核心作用。美国公司治理能取得良好效果,是由于其约束机制相对完善。因此,我们要达到改善政府治理、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绩效的目标,可以在借鉴美国公司治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约束机制的创新来实现。     

改革政府:降低运行成本

目前我国政府的运行成本无论是与历史相比,还是与国际比较,都处于过高的状态,以至影响着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为此,必须推进政府改革。合理设置政府机构、控制政府运行成本的初始规模;建立规范、有序的政府运行机制,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减少和消除政府中的隐性成本;改革预算管理体制,增强预算对政府运行成本的约束力。真正做到从制度上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提高政府运行的效力和能力。     

我国政府运行成本过高的原因与对策

政府运行成本是政府履行组织与管理社会的基本职能,矫正经济领域中市场失灵现象的客观基础;同时,不断提高的政府成本也会对社会经济资源产生替代和消耗效应,影响社会发展。在我国,经过不断的行政改革,在削减机构、人员精简和转变职能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是,总体上看,政府运行成本仍然未得到有效控制,主要表现为机构增长和职务消费引发的公务成本、行政管理过程与环节中的内部成本,以及制度变迁和实施成本等居高不下。从原因上看,政府运行成本的提高既与政府的非市场缺陷,如成本与收益分离、内部性和政治张力等客观因素有关,又与我国现行财政预算体制、政府结构功能和管理手段等主观因素有密切联系。在我国现实的政治生态条件下,必须从财政预算制度、政府组织架构与运作和管理工具革新等不同层次上进行比较全面的改革,才能有效控制目前政府的高成本运转状态。     

构建人大在政府绩效评价中的主体地位

"谁来评估"是政府绩效评价的核心要素和逻辑起点。作为政府绩效评价最主要的类别分析对象,政府综合绩效评价具有独立的论域和典型的本土化要求。本文立足于中国行政生态,基于评价对象和评价动力机制分析,提出了构建人大在政府综合绩效评价中的主体地位,开辟并确立人大评价模式的理论观点,并探讨了相应的行动策略。人大评价模式将能够有效促成政府绩效的改善及政府内部评价模式的深入,可作为中国政府综合绩效评价制度建设的重要方向。     

论绩效导向型政府与现代民主的关系

绩效导向型政府有着良好动机促进现代民主,它是一种责任政府,要向公民负责,对于民主的要求不能忽视.政府的责任机制是沟通绩效导向型政府与民主的桥梁.但在政府实践中,出现了三种冲突:它并非以一种民主的方式去实现政府治理和公民的全部角色和责任;它依赖市场体制下的交易,限制了积极治理和积极的公民权;它的努力主要是以制度或管理为核心,实践中的绩效导向型政府的建设容易流于形式,无法实现其具体目标.三种冲突,使绩效导向型政府与现代民主出现了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要切实实现绩效导向型政府与现代民主的和谐同步.本文进而分析了相关的解决三种冲突的思路,提出公民参与绩效管理、多元共治等解决途径.     

明代“重役”体制的形成——以白粮解运为例

明代白粮解运,开始为粮长督率运夫解运,后变为粮长自雇船只和人夫解运,再变为官府督催粮长解运。一般来说,以"区"佥点粮长,每名输纳白粮数目较大;以"里"佥点粮长,其输纳白粮数目较小。白粮解运正米1石所需费用,宣德为3石左右,成化为3-4石;正德、嘉靖时为4-5石;到万历时以5-6石为常,明末飙升到8-10石。北运白粮之重役的形成,核心原因是粮长在解运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有"官辖",处处受官吏节制,使费繁多。由此可见,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辖环节不宜过多,否则弊端重重。     

论政府信用建设

加强政府信用建设不仅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政府信用是公众对政府能力和政府信誉的主观评价。政府信用是政府能力的真实反映,是社会信用系统的核心,是政府职能实现的催化剂,更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我国目前政府信用的总体形势是好的,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政府信用建设。     

地方政府强制拆迁的成本收益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伴随城市化进程而来的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强制拆迁行为。地方政府进行强制拆迁面临着有形成本、交易成本、风险成本和公信力成本;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通过强制拆迁又可以获得"第二财政"收益、政绩收益、制度租金收益、灰色租金收益和威慑收益。地方政府之所以采取强制这样"非常规"的拆迁方式,是基于收益最大化或者至少预期拆迁收益大于预期拆迁成本的考虑,地方政府实施强制拆迁行为的动力源在于将收益为正并使之最大化。     

试论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形成

新民主主义宪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伟大创举。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是经过长期艰难探索才逐步形成的。民主联合战线的“革命的民众政权”的构想和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的实践 ,是中共早期对政权模式的探索 ;“人民共和国”及“民主共和国”方案的提出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萌芽 ;基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政权模式构成了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雏形 ;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提出和建立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形成的标志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制定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更臻完善的体现。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形成与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相因相成。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府官员规模研究

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机构庞大,人员臃肿"。通过国际比较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城乡社会结构、政府能力以及政府职能、政府财力、公务员薪酬水平等是制约政府官员规模的主要因素。中国在政府官员规模方面的主要问题不是绝对规模过大,而是比例、结构不合理和"运行性过剩"。对政府官员规模的研究,要打破"数量屏障"的思维定势,理性分析政府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短期"适度从紧",有条件时"适度扩张",要重视调整公务员在政府部门之间的配比关系。     

政府与公民的和谐:政府管理视野中的和谐社会

自中共十六大,特别是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全党和政府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从政府管理的视角分析,和谐社会即是政府与公民之间和谐相处、共同治理的社会。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关系主要是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之下,通过公民参与的制度创新、实现透明和公开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等路径来实现。     

美国联邦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基础及其效用分析——兼论对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实践的启示

政府绩效评估工具之所以能有效增进美国联邦政府公共责任、提升公共部门绩效水平、推进民主行政治理,关键是依赖于美国联邦政府顾客至上理念、结果导向制度、分权制管理体制以及完备的绩效评估制度本身。这些理念和制度为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有效运行起着基础、激励与保障作用,是联邦政府绩效评估实施的基础、运行的保障、成功的关键。借鉴美国联邦政府绩效评估经验,不能单纯停留在制度移植与照搬层面,必须着眼于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基础的短缺,运用系统、反思与超越的眼界,来推进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基础的夯实与营造。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六大关键问题

当前,在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研究和澄清其中的关键性问题,对于推进这一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主体方面,应强调政府与社会"双向互动";在政府纵向间分工方面,应强调合理划分职责,减少"职责同构";在政府横向间分工方面,应强调充分发挥所有国家机关和国有事业单位的作用;在时空布局方面,应强调这一建设是有前提、有条件的,要逐步推进;在切入点的问题上,应强调不同层级的政府抓的"事"应有所不同,地方政府要善于抓"小事";在服务型政府的规模方面,应强调避开"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努力建设规模适度的"强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