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经世派的先驱——严如熤

乾嘉之际 ,考据学仍占据思想、学术界之主流地位 ,但已有一批学者开始关注经世之学 ,他们是道咸经世思想的先驱 ,严如即为其代表之一。严氏之经世思想主要体现为 :以经世致用为著述之主旨 ;充分发挥史学的经世功能 ;以舆地之学为经世之具 ;关心民生疾苦 ,探求解决之道。严氏之思想言行 ,对当时的学术思想界特别是魏源、陶澍等人 ,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魏源与经世思想复兴

经世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但清朝建立以后,为巩固异族统治,对经世思想进行百般摧锄,致使知识分子的思维指向和学术作风走进了驳杂细碎、与世无补的逆流中。鸦片战争前后,魏源异军突起,高扬经学经世、史学经世、学术经世的大旗,并究心现实问题,拉开了经世思想复兴的契机。从此,一股生机勃勃的经世思潮蔚然兴起.魏源的经世思想既是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中的一排巨浪,也对经世思想的复兴具有启动之功.     

试论经世之学向考据学演变的内在原因

学术界一般认为清初经世之学向考据学的演变主要是政治权力的外部压力所致，本文作者则认为，经世之学所以衰亡，更主要的原因是其内在的逻辑矛盾给外部侵袭留出了空隙。作者在考察了这一内在逻辑矛盾后认为，经世之学在本质上仍是为君权政治服务的儒家学术思想，这种思想在清政权尚未取得文化统治权力时还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而在清政权掌握了文化统治权力后，除了归附清政权或消亡外别无他途，因而经世之学的消亡是必然的。     

从《教学通义》看康有为早年思想

<教学通义>是康有为早年思想的重要反映.但此书不是讨论经学的书籍,也不是对教学问题的诉说,而是借所谓周公教学之法来论说王者经世之法的政治学著作.其基本内容是礼教伦理与事物制作并重,官师合一,六官皆学,公学与私学并立,虚实兼有,道器皆备,以实现王者经世、治国安民的目的.康有为据此认为,从孔子到清代汉学的儒家经学,皆为务虚不务实、离器言道的空疏之学,失落了王者经世之法,是造成中国二千余年的学术衰败与国民不治的根源所在.所以,康有为后来的思想并不是梁启超说的尽弃旧说,而是与早年的基本思想合逻辑的一脉相承.     

曾国藩与理学、经世之学略论

曾国藩以理学信徒自我标榜,宣称“一宗宋儒”(《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表彰他“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御制碑文》: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但他又同时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李元度说他“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曾文正公行状》,《天岳山馆文钞》卷十四)。对于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今人论及较多,对其经世思想则谈得甚少。有的同志更断然否认曾国藩与经世致用之学的联系,否认他有经世思想的存在,说曾国藩“成年累月研究的是天理、人性、三纲五常、‘主静’、‘静坐’、格物致知”(董蔡时《左     

归有光的文学思想与欧阳修经学的关系

归有光的文学和经学思想都从欧阳修的经学中吸取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归有光文学理论的主干是文章自得、诗者出于情等命题,强调文学个性、尤其是内容的独特,主张文学表现亲情和仁民爱物之情,推崇文学的内容充实和真诚自然;其经学思想的核心是以自得之见求圣人之心,提倡独立见解、重视以普遍人情为本的仁政。归氏的上述思想都渊源于欧阳修本于人情、六经非一世之书的经学和文学主张;归氏还对欧阳修的思想加以发展,在爱亲之心一端突破了礼教的限制而纯任自然人性,并强调爱亲之心与仁政的内在联系。归氏的经学和文学思想堪称明清之际文学理论革新和清中叶儒学改革的先导。     

李顒"明体适用"说刍议

李顒合陆王程朱学说为一体,将阳明之学与其末流区分开来,以阳明的"致良知"为本体,以朱子"主敬穷理存养去欲"的工夫对其加以补救,对阳明之学予以了深化.他提倡"实心悟体,实证实修",以"开物成务"、"明体适用"的经世学说,宣扬"敛华就实,志存经济,务为有用之学",从而使他的思想站在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前列.     

论王安石“择术”与“理财”思想的统一——王安石熙宁变法思想轨迹寻问

继胡瑗"明体达用"之学与范仲淹"庆历新政"的革新政令之风,王安石是北宋开讲论道德义理之学风的第一人.他坚持"经术者,所以经世务"的经世致用思想,其义理道德性命之学和经世之术在荆公新学中相互发明.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是历史上试图将"内圣"与"外王"真正结合于社会现实的划时代变革,在王安石变法中,以"回向三代"为标志的"择术"思想与作为治国核心的"理财"思想是相互支援,且互为表里的.     

理学经世路线与曾国藩的理学经世

晚明以降,理学的空疏一面受到士子们猛烈地批判,理学主流的经世意旨却因此被忽略。其实理学主流无论程朱抑或陆王从未背离儒学经世的传统。曾国藩不仅对理学经世的精神意蕴多有阐发,而且尤其注意理学经世的路径。他明确揭橥“礼学经世”口号,不仅廓清了理学末流,恢复了理学经世的原旨,而且发展了理学经世路线,无疑是经世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理学经世的价值取向所蕴含的活力因素（务实精神、变易思想）深刻影响了曾国藩在近代社会中的所作所为     

黄宗羲经世之学刍议

黄宗羲之学并不是我们理解的经世实学。他追求的是一种整体天理之学,其特征是理气合一、道事合一、知行合一、万物一体。而任何分离理与气、道德与事功、知和行之学皆是伪学、虚学。单纯的经世之学也是这种分离的产物,黄宗羲对之持明显的批判态度。     

新出土徐浚墓志考述

论证了《徐浚墓志》四个方面的史料价值: 第一,记录了徐氏家族的情况,可以订补史籍记载的阙漏; 二, 记载了开元、天宝期间吴越地区的文人群体活动情况,文学史料价值很高;三, 本志由著名书家徐王 寿所书, 具有较高的书法史料价值;四, 记载了徐浚明经及第与调选情况,具有一定的科举史料价值。     

徐树铮与第二次南北战争

第二次南北战争是段琪瑞政府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结果，徐树铮的政治观与该政策一致。在段祺瑞的支持下，徐树铮积极布置对南作战计划，他拉拢曹锟、张作霖、吴佩孚等实力派人物来支持武力统一政策，操控着第二次南北战争，使得第二次南北战争得以持续进行。但最终因徐树铮本人恃才傲物、坦白率直的性格等原因导致皖系内部发生分裂，以及在处理张敬尧督湘，支持曹锟、张作霖当副总统，联络昊佩孚等有关重大问题上操控失当，导致第二次南北战争以失败告终。     

史公和时势——论《史记》对武帝时政的委曲批评

以前的学者谈司马迁的思想时,比较喜欢提出他对儒家和黄老的意见。本文则重点考察司马迁怎样通过多样化的撰写技巧,表明自己对于汉武帝时政的评价,指出司马迁既反对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也反对武帝任用酷吏。他所采取的是一种委曲批评的方式,即所谓"继《春秋》"之"忌讳之辞"。     

潘耒史学思想探源

清初潘耒以"史才"鹤立于词科。其求学与成才之路固然受到家学传统之影响,但论及师承关系,潘氏乃集众家史学之长于一身。其师如顾炎武、徐枋、戴笠诸辈之治学偏重不同,皆对潘氏影响至深。但由于时代变迁,潘氏所处的社会地位发生剧烈变化,导致其史学精神出现了"变调"。     

论爱国潮侨许雪秋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若干问题

许雪秋出身于新加坡华侨富商家庭,他放弃优裕生活,立志“逐满兴华”。自1905年起,先后发动了潮州起义、饶平黄冈起义、汕尾接械之役。这些起义虽然失败,却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因此许雪秋反清斗争的突出贡献和辛亥革命功勋的重要地位必须充分肯定。汕尾接械失败有多方原因,然而胡汉民为推卸责任,却将错误全归于许,在同盟会中极力排斥许雪秋。许本是“醉心革命”之人,在万分失落的情况下,转向光复会,以求有所作为,亦是被迫无奈之举,不能视为对孙中山和革命的背叛。辛亥革命后的潮汕,民军林立,派系纷争。省督陈炯明则利用动乱,翦除异己,在汕头纵容前清降将吴祥达捕杀许雪秋。论者曾以许带兵抄抢商会会长赖礼园为罪,然此说无确实依据。故许雪秋被害,亦有莫大冤屈。     

清代戏曲家吴恒宣家世新考

对清代乾隆年间江苏戏曲家吴恒宣的家世提出不同见解，认为邓长风先生《明清戏曲家考略》对其家世的考证值得商榷。通过对吴恒宣的《关中阡表》及《云台山志》、《朐海诗存》、《海州直隶州志》等史料解析，认为吴恒宣的父亲由于考试而入籍淮安府山阳县，由于这一层缘故吴恒宣称自己的籍贯是淮阴，而事实上其家自歙县迁朐后一直居住在海州经营盐业；吴恒宣父亲的原配、继室皆程氏，吴恒宣当为其父原配所生；吴恒宣与吴用晦应为堂兄弟，并非同父异母关系。     

吴瞿安先生和20世纪的中国戏剧研究

在加世纪中国戏剧研究中,吴瞿安先生无疑是最值得瞩目的学术大家之一。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吴瞿安先生对于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的独特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终生专注于戏曲本体研究,对后来有示范导路之功;秉承传统的学术立场和思维方式,在今日启人思维;以栽培后进为己任,为20世纪中国戏剧的研究培养了大批曲学的布道者和接班人。     

吴澄《别赵子昂序》的文论价值

《别赵子昂序》是吴澄散文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其文学思想的最早最集中的阐述,其中蕴涵了以“文本乎气”为核心的文原论、以唐宋“七子”为标志的文统论以及以“通经为本”为宗旨的作家修养论等文学理论,在元代乃至中国古代文论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徐志摩诗歌音乐美的欧洲文化借鉴与“志摩特色”

徐志摩是十分强调诗歌音乐性的诗人。他的诗歌中体现的音乐性与他本人深厚的欧洲文化渊源是密不可分的。他的诗在内在音乐性方面表现出浪漫主义气质和唯美主义倾向,在外在音乐性方面表现出欧化的格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徐志摩诗歌的“志摩特色”。     

青史凭谁定是非——评宋齐丘的历史功过

宋齐丘一生历经磨难和坎坷，曾四为宰相，贵为三公，助徐知诰“兴利除害，变更旧法”，并提出和推行了具有远见卓识的税制改革，戮力劝农，对吴、唐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他从此居功自傲，挟旧邀功，贪权固位．并长期卷入朝中朋党之争，最终葬送了自己。宋齐丘一生有功有过，但功大于过，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应给其以公正的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