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形修辞方法研究

借形是一种值得关注的修辞方法,借形的分类、特点和具体应用都是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借形有汉字借形与字母借形、简单借形与复杂借形之分。借形主要的特点是以所借字(母)形与描写对象之间的相似性为客观基础,以及所选取的汉字多是常用字等。借形的宗旨是追求直观形象、经济简省、准确逼真。通过与借形有关的相近修辞方法进行比较区分,可以看出借形是形貌修辞中修辞效果最明显、应用范围最广泛的一种修辞方法。     

为“假借”正名

学界一般认为,汉字的假借是通过借字表达词音("依声托事"或"借字表词")来实现假借的目的,但事实上假借是汉字所兼有的一种表达职能,只有形义统一、以形别(表)义的汉字才具有假借的职能;而汉语单音节词自身不能独立地区别(表达)一定的概念,又不能区别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因此汉语的词是不具有假借职能的。所以,汉字的假借,既不是"依声托事",也不是"借字表词(音)",而是"依形托事"。     

论借形

借形是人们不太热悉的形貌修辞手段。它是以汉字的形体来描写事物的修辞方法,只利用汉字的形体却不利用字义。用作借形的材料不仅仅是汉字,也可以是拼音文字的字母,借形的心理基础是想象和联想,其修辞作用为形象生动、简省明白。     

简论汉字形音义的层面关系

汉字的形音义是三个不同的层面,义处于底层,是内容;音和形处于表层,是两种形式。音是词的听觉形式,字是把词的听觉形式由线条变为平面、由瞬间变为永恒的视觉形式。汉字的形音义三个层面的变化形成了各种复杂的文字现象。     

释臣

《说文》：“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甲骨文、金文臣字皆作竖目形。研契诸家释其本义为奴隶,但殷商人何以必用竖目形示意奴隶,诸家说则颇纷纭。郭沫若先生以为“人首俯则目竖,所以象屈服之形者,殆为此也”①。于省吾先生则认为：“臣字的造字本义,起源于以...     

电脑汉字的“形序”与快速输入

汉语字典检索的方式分为音序和形序,音形互映的两种检索形式给学习和使用汉字提供了方便条件。所谓音序是利用汉语拼音的形式检索汉字;形序主要是指部首检字法。由于部首检字法“意形”并存,仅确定部首就是一门学问,况且还要从部首目录到检字表再到正文的复杂程序才能查到汉字。“汉字难,查字     

朱熹视阈中的《周易》"本义"

朱熹的易学易学集中体现在对<周易>"本义"的回归.在朱熹的视阈中,<周易>"本义"分为"精"和"蕴"两个层次,"精"是圣人本意,体现为"理一"."蕴"是"精"的发用和流行,体现为"一理".朱熹通过区分"四圣易"和借用"占筮"之法对<周易>"本义"进行解读.无论是对<周易>"本义"的理解还是解读,朱熹都显示了一个学者的敏感和创见.     

文字发展定律及其对分化字的影响

文字发展求区别、求表达的特性是分化字产生的重要原因,要实现视觉符号与听觉符号间的协调统一,汉字常常通过分化字来调节二者的矛盾。从汉字的记录职能来看,在文字发展定律的影响下,分化字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为分别广义而成的分化字,为分别本义与引申义而成的分化字,为分别本义与假借用法而成的分化字。此外,文字发展定律伴随着分化字始终,既凸显分化的规律,又优化分化的结果,同时也通过大量分化而来的形声字提升了汉字整体的系统性,更加完善了其记录汉语的职能。     

《周易》本义三例

自《周易》问世以来,对其卦辞爻辞的释读,虽有《易传》为基准,历来仍多有分歧,误读、过度释读亦多。其中《乾》卦九四爻辞、《咸》卦卦辞、《未济》卦上九爻辞,是长期以来被误读的典型。“或跃在渊”的本义不是待时而起,而是高位者如临深渊的忧患意识;“取女”的本义不是占断能否娶新妇,而是指男女谈恋爱应以婚娶为目的;“濡其首,有孚失是”的本义不是指失节违礼,而是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不仅有信心,更要有力量。只有把握住每卦的特殊语境、每爻在其特殊语境中的特定位置,才能对借譬取喻的卦爻辞的本义有一个放心的解读。     

《诗经》中"将"字用法考析

"将"在<诗经>中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象声词等多种词性,通过分别阐述它们在句中的词义和用法,考证"将"的本义,并探讨了它的本义和其它义项间存在的发展关系.     

释"燮"

本文分析了“燮”字的甲骨文形体,其形体构成为从又,从,从四火的会意字。“燮”字的形体义为手持刀具并把它置于火中之状,即人在锻造刀具时所进行的热处理工艺。     

“形借”说辨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提出了形借理论,并列举出五组例字,这五组字或本为一个字,或本为依声托事,或一字为另一字之义项,皆非因形近而相借.     

《汉语大词典》“封”释义考察

通过对《汉语大词典》中“封”字条释义的考察与分析,发现《大词典》对“封”各义项的设立、分合、归并不尽合理。从“封”字的古文字字形的比照和前人对“封”义注释的分析来看,“封”的本义当是“聚土植树以为地界”这一动词义,而不是《大词典》中列于第一个义项的“疆域、分界”这一名词义;同时,在《大词典》“封”的诸多义项的释义中,存在着引文注语与义项不能完全对应的矛盾;此外还讨论了“封”跟“丰、堂、葑、窆”等诸字之间的关系问题。     

“汩”之音义关系考——兼论古书混淆“汩”“汨”字形之误

＂汩＂与＂汨＂本不同字形,但由于都与水有关,又加上篆书隶变的原因,古籍多有混淆。＂汩＂之音有三：＂于笔切＂、＂古忽切＂、＂胡骨切＂。古代辞书中＂汩＂之音义搭配有时出现龃龉现象,原因是＂于笔切＂、＂古忽切＂、＂胡骨切＂三音实为一声之转,其最初读音为＂于笔切＂,最初的基本意义为＂治水＂,＂沉迷＂、＂疾行＂、＂水流＂、＂光洁貌＂、＂涌波＂等都是其引申的结果。汉语中,＂汩汩＂,同＂＂,表＂水流动的声音或样子＂,本应读＂于笔切＂,即＂yùyù＂,由于受俗音＂古忽切＂的影响,今音已约定俗成,读为＂ɡǔɡǔ＂。     

从《齐物论》看“天籁”的原初意义

在古、今汉语中,“天籁”一词都很常见。人们或用以指称自然界和谐美妙的声响,或用以形容来自于人的悦耳动听的声音、音乐或自然天成的文学作品,用法和意义都很明晰、确定。但若追根溯源,即把“天籁”一词放回其所出自的文本《庄子·齐物论》中,则会发现,其原初的意义和后来的应用义之间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试析莫里斯符号学的意义观

美国行为语义学家莫里斯明确提出了符号学三大分野:语义学(semantics),语构学(syntac-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还进一步把语言符号的意义分为三大类:所指意义;言内意义;语用意义。这三类符号学意义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符号的总体意义。莫里斯这一意义观的研究对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意义则更加深远。     

同义义场义位的配价研究

主要依据商务印书馆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对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张斌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邢福义主编的《现代汉语》、杨润陆编的《现代汉语》、唐朝阔、王群生主编的《现代汉语》等6部高校教材中所收同义词的配价情况进行穷尽性研究,得出结论：两个或以上义位的本体和本体之间、本体和变体之间、变体和变体之间,均可构成同义义场。因此,我们研究同义义场,应该明确是此义位的哪个体与彼义位的哪个体构成同义义场。词性不同的各个词,不能构成同义义场,因为在语义领域,它们的主要语义特征不同。无论是哪一种同义义场,属于同一同义义场的各个义位的本体或变体,它们的配价都是相同的。     

论语境意义的理解

语言的意义有静态和动态两个不同的层面。动态的语境意义与静态的语言意义的不同表现在概括与具体、泛指与特指、显示与暗示、规范与偏离、原义与增义、直接与间接、意在言内与意在言外等方面。理解语境意义需要依据语境进行“语义线索推导”,其具体途径有依据语境,从社会意义、联想意义、情感意义、违背原则的意义、预设意义、言语行为意义、暗示意义等不同角度对话语作出理解。     

论古汉字构形变化的规律

“汉字构形学”是王宁创建的理论体系,它适合于分析各类汉字的构形模式,便于对不同形制的汉字进行比较。本文以汉字构形学理论为指导,利用计算机数据库技术,对古汉字构形变化做从定量到定性的研究,总结出汉字构形在古文字阶段的变化规律义化、音化、记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