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明代以前的地方志考论

由于年代久远,世间沧桑巨变,扬州明代以前的地方志书早已散失殆尽,而今要窥其概貌,只能从一些旧典籍的注录中去探寻。又由于历史上行政区域统隶分合多变,政区名称亦屡屡更易,历史上的地域概念与现今的扬州往往名实不符,加之我国早期志书有多种表现形式,因此,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     

吴舞初探

作为体现长江流域舞蹈艺术风格之一的吴舞,是中国舞蹈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它的渊源流变和舞式舞容,还是它的历史价值和影响作用,都有探讨和研究的必要。1 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虽然都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但是由于风土人情、劳动方式、地理环境、自然生活迥殊,因而各自形成的文化艺术的风格也不同。吴舞也就是在吴地范围内,所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舞蹈艺术。关于吴国的确立和地域范围,用纪仲庆先生所言为“南至浙江,北达江淮之间。”《越绝书·纪策考》载伍子胥言:“吴、越为邻,同俗共土。”同书《记范伯》载范蠡言,“吴、越二邦,同气(《史记·吴     

必须贯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原则——评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科书已经全部出版。这部书在内容安排上,采取以古代交人作品为主,形成一个作品、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教学体系。这个体系,比一九五八年以前各综合大学所编的教材的体系,确实有所改进。但是,这部教科书却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点:没有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原则。现在,我们就这一点提出一些意见,与王力先生商榷。不对之处,请王先生和同志们指正。     

《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

《孔丛子》是一部记述孔家人物言行的书,全书二十一篇,记事自孔子至于孔鲋,旧题孔鲋撰。据《史记·孔子世家》,“鲋字子鱼,孔子八世孙,曾为陈胜博士,死陈下”。是其生在汉兴以前。由于《七略》及《汉书·艺文志》不著其书,加之书中记事或有舛误,记鲋的文字也非自述之辞,所以自宋以来学人即多言其伪,并对其时代与作者作了种种推断。今日流行的观点,便是认定其书为汉魏间人王肃所伪造。“铁案”已定,很少再有不同意见。笔者近治《小尔雅》,欲求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得不对这部“伪书”下一番工夫。考读之间,不意对这桩成案发生了怀疑,遂不揣浅陋,撰成此文,欲就《孔丛子》一书的撰作时代与作者问题求正于当今学界。寡闻浅见,所论必多有失,望学人方家不吝正之。     

茱萸湾古今

“半逻莺满村,新年人独还。落花逐流水,共到茱萸湾。”出扬州往东北行六华里,有一环境幽美、街市繁荣的古镇一湾头镇。它便是唐代诗人所记赏花观水的胜地茱萸湾。茱萸湾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汉代。1980年,湾头镇发现两块石碑,皆长一米左右,宽三十公分。其中一块是清道光甲辰八月著名学者阮元手书“古茱萸湾”;另一块仅残存一半,据辨认,碑文记载的是古茱萸湾的地理形势、历史变迁和景物。这里汉时称茱萸村,因遍植茱萸而得名。每逢重阳节,这里的小伙子就佩带盛着茱萸的香囊,姑娘们则折茱萸饰首,以避邪恶。石碑所记不无根据,重阳节佩茱萸之风在我国已流传千年。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汉吴王濞开邗     

《倭名类聚抄》与中国典籍

源顺所作的《倭名类聚抄》作为日本以“倭名”命名的最早的类书，借用了多种中国 古籍，在日本流传甚广，目前有十卷和二十卷两种传本。何为源顺原作，迄今难以定论，所引中 国典籍是否出，原文，也存在种种疑点。从两种传本征引中国古籍的情况的比较分析入手，可 以为研究这部类书提供一些解决疑难的可能性。     

道不远人 在学与用——写在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出版之际

受有关方面委托,我有机会参与了李瑞环同志的《学哲学用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一书的选编工作,较早接触到书中的内容。在这部凝结着作者和编者大量心血的著作问世呈献给大家时,我想就这部书谈一些认识和感受。这是一部风格独特的哲学著作。作为哲学工作者,我们都读过许多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自己也写过或参与编写过一些哲学著作。当我们翻开上下两册的《学哲学用哲学》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部哲学著作,而且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哲学著作。作者由衷地热爱哲学,几十年如一日,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始终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     

班超《西域风土记》佚文蠡测——兼析甘英出使大秦路线

《西域风土记》本名应为《西域图》,即甘英出使大秦见闻的汇编,其书包纳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甘英出使大秦路线,即《后汉书》载及皮山至安息路线,《汉书》之中乌戈山离至安息路线为其中支线,乃后人不经修改搬入《汉书》,以致与原文文句出现抵触;二是甘英葱岭之西的所见所闻,隐含在《汉书》之中,明载于《后汉书》《后汉纪》《魏略》之内。《汉书》之中西域史料如此丰赡,其中部分史料或由班超采摭而来。     

民国时期中甸县志中的民族资料及其记载特点

云南中甸民国时期曾出现了5部县志,目前仍存的有成书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及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的三种。这三种中甸县志均对当地的民族状况作了记载。从志书中民族种类、居住年代或迁徙来此时间、民族风俗与文化等几方面所记来看,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中甸县志编纂者随着时间推移对当地民族情况越来越重视。从其记载特点来看,编纂者从不设专门篇目到专设篇目,所记资料凸显本土特点,而且具体、全面,并加大文化方面内容的比重。民国时期中甸县志所记的民族方面资料,对当时滇西北地区民族史及藏彝走廊边缘的民族流动及族际关系等研究有着重要价值。     

《土官底簿》广西部分订误

明无名氏《土官底簿》一书,为研究明代土司制度的史料之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书备载明正德以前诸土司官爵世系,承袭削除。观其命名与缮写之式,疑当时案牍之文,而好事者录存之也。”故“是编调虽俚浅,而建置原委,一一可征存之,亦足资考证焉。”作者曾将书中所载广西诸土官的袭职年代与《明实录》中土官朝贡时间相参证,知是书所记大多确实可信。因此,此书对研究明代土官的传袭,具有十分重要之价值。然该书流传已久,传抄错误难免。作者搜集《明实录》、诸本省志、府志及县志材材,对书中年代、     

略谈《周易》的美学价值

《周易》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其成书年代,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载:“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这话不一定可靠,但从中可以看出这部书是经过长期的流传、演变、增补,直至春秋末年才最后定型的。它原是中国古人进行卜筮之书,然从内容上着,却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书中也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并对后代中国文学、艺术和美学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文想就《周易》美学价值中的几个问题,简略地谈谈个人看法。     

谈《鹭江志》及其文献价值

清乾隆间薛起凤等纂辑《鹭江志》5卷,虽然不是厦门志书的藁矢,却是目前流传下来的最早志书。关于厦门建城时间、郑成功部将陈永华等人物、厦门古代物产和厦门名胜古迹诸方面,它所保留的珍贵史料,多为其他史书所缺载.本文谨就以上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登科记考补正》进士史料三补

本文利用近年来出版的唐代墓志,补充《登科记考补正》一书中已载之31位进士出身者的生平事迹与家族背景资料。     

漫议蒙古“倒喇剧”

自蒙古窝阔台时代起至清中叶康熙末年 ,曾盛演蒙古“倒喇剧” ,本文初探其概貌 ,以求方家斧正。一、诗词纪文所记“倒喇剧”概貌吴长元《宸垣识略》载 :“倒喇金 ,元戏剧名也 ,似俗而雅。”从名称上看 ,“倒喇金”蒙古语doolajin ,即歌唱者之意 ,亦有《译语》载记“倒喇黑赤”作参证 ;还有说“倒喇”是一种弹唱歌舞的 ,并认为此称已是明代弹唱人的代称。可见蒙古族入主中原后 ,其独具特色的剧种已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元代史料里却不见有此剧名。中国戏剧史也不载其剧名。明代竟陵派文学家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曾详载明代北京风物。其云 :“…     

花甲笔耕结硕果——读《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孙子兵法>》

这是一本印制精美的图书,书名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孙子兵法>》,由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正式推出。如果不先读这部书的“前言”“后记”和三篇序言,读者恐怕会以为这是一位军事家的专著。错了。这部专著的作者杨万强既非军人,更谈不上是军事家,整个工作经历与军队无缘,而是一位业已退休的基层领导干部。由于和作者相识多年,这部书在出版前,他就让我看过原稿,正式出版后,又承蒙他赠书让我先睹为快,对这部书就有了些感想要说。     

简评《古突厥时期的南西伯利亚民族》

《古突厥时期的南西伯利亚民族》,Д·Г·萨维诺夫著,列宁格勒大学1984年出版,共175页。论述中世纪南西伯利亚民族文化史的专著,当其以这一广阔地区的民族发展史为基础时,必须具备坚实的历史编纂学和史料学传统。民族文化史这一课题看来在不同程度上吸引着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和语文学家的注意。然而这个重要课题中仍有许多方面,特别是与古突厥民族形成及其文化史有关的方面,还研究得很不深入。因而本文所评论的这部书的出版自然受到人们的欢迎。这部书篇幅并不长,约12印张,但史实材料丰富,收纳了有关中世纪     

严复在西方逻辑再输入上的重大贡献

自1631年李之藻翻译与出版《名理探》之后,西方的逻辑学开始传入中国,然而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西方逻辑并没有在中国真正扎下根来。当时实际上很少人阅读过和能理解《名理探》这部书,而且,这部书本身也没有对西方逻辑作全面的介绍。到清代初期,诸子学开始兴起,严格地说,它只为以后中国逻辑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奠定一个基础,它既未受开始传入中同的西方逻辑(如《名理探》)的影响,也未真正从逻辑的角度来探索中国古代的名辩之学。     

裴庭裕与《东观奏记》

裴庭裕所撰《东观奏记》一书是研究晚唐史的一部较为重要的著作,它很早就引起了治唐史者的注意。宋人欧阳修、宋祁修《新唐书》时多采其事,因之纠正了《旧唐书》的舛误,丰富了其内容;司马光编写《通鉴》,也采摘其中三十多事。然在两《唐书》中,立传者多达二千余人,却未能给裴庭裕以一席之地。因而,就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对裴庭裕的生平事迹略加考证,对《东观奏记》一书的内容及史料价值作一评介,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迷楼考

扬州北五里,有旧观音山寺,寺踞蜀冈东峰,相传为隋炀帝迷楼故址。但官修史书对此无只字记载,地方志虽有所记,而语焉不详,且有牴牾。如清嘉庆《重修扬州府志》载称:“摘星楼在城西七里观音阁之东阜,即迷楼故址。”①而在此之前,乾隆年间修的《甘泉县志》却称:观音山寺“即古摘星亭址,俗传为隋迷楼故址者讹也。”②唐人韩偓所撰《迷楼记》为官修史书外有关迷楼的记载,但全文只字未提到扬州。从文末“唐帝提兵,号令入京,见迷楼,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为,乃命焚之’”等句来看,韩偓所记的迷楼当在长安。因此,有人就对扬州之有无迷楼,持怀疑态度。     

从《元本琵琶记》看明人对原作的歪曲

元代末年高则诚创作的《琵琶记》,现在有两个系统的传本.接近原貌的清陆贻典钞校的《元本蔡伯喈琵琶记》、明嘉靖年间苏州坊刻《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及凌蒙初翻刻臞仙本《琵琶记》等是一个系统;而经过明人删改的通行本《琵琶记》又是一个系统.这两个系统的版本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从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一般认为,《琵琶记》版本的差别,总不至于影响到对它的总体评价.所以,不久前出版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所收的《琵琶记》,就是用通行本系统的汲古阁刊《六十种曲》本为底本向读者推荐的;现在有些研究者的文章,也还在使用这种通行本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