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对文化的意义观“族群边缘论”的神话——对王明珂《华夏边缘》的辩驳

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出现似乎渗透了社会/文化人类学所有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社会/文化人类学从二元对立观到二元融合的兼容并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学科.尤其在心理学、认知理论等后结构主义流派出现后,语言、文本、历史对文化之研究变得更加复杂和多维.以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的学术脉络和研究范式——“透过边缘见‘中心’来看,其学术思想无不受到后结构主义的严重影响.因此,考察其试图运用二元对立与兼容史观来构架一个有着客观和历史文化特征、主观认同、相互指认并跨越边界、以“华夏”和“异族”千年互动庞大案例为叙事主体的“概念化族群”研究,一定要放在后结构主义方法论之下才可能从根源上去理解和释疑,并藉以辩驳一个没有“中心”意涵的“族群”和没有结论的“民族史族群边缘理论”,其实只是一个历史先验论的神话.     

从“少数民族文学”到“多民族文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

结合经验材料梳理“少数民族文学”概念范畴下对少数民族文学独特性、差异性的强化以及由此形成的隔阂与不调适,分析“多民族文学”实践与理论探索的新拓展。指出“多民族文学”的命名是对“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超越,在思维方式上体现了由二元对立向多元一体的转变,在心理认知上体现了由民族视野向国家视野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     

历代边疆屯垦治策对边缘空间的突破与演进

边缘是空间研究中的重要具象概念，以中国边疆屯戍史所呈现的“点型空间”嵌入路径与斯科特的“佐米亚”山地文明观构建的远离国家中心的“游离型”边缘空间进行对照辨识，可以从建构方式和内容结构两方面突破“佐米亚”边缘空间的“游离”性界定，形成对边缘空间中“点型嵌入”模式演进认识，并据此深入探索空间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样态，理解“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脉络。     

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兼谈“共存共生”论对两者关系协调的启示

如何协调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把两者之间的张力控制在适当范围之内,是当今世界每个民旋国家都要应对的重大课题.通过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这两个概念的比对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存在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之内.纵观近年来学界对两者关系问题的研究,可以按对两者关系性质的不同理解和把握而将其研究取向分为“对立冲突”和“共存共生”两种.分析表明,承认两者间的共存共生关系,要远比强调两者间的对立冲突更有利于两者关系的协调.只有在承认两者共存共生的前提下,对两者关系协调的讨论才是现实的和可行的.     

“边界”：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

从20世纪60年代起，“边界”（boundary）日渐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在诸如集体认同、社会分层、等级、阶级、族群性、民族主义、性别与性别不平等，以及共同体、地方性等课题的研究中，这一概念不可或缺。在社会人文学科里，“边界”往往用在象征的层面，因而是观念性和心理性的。文章先就“边界”概念及其相关学说作梗概性讨论，继而就人与动物的边界以及文野之别、社会空间里的边界、仪式与边界等问题略作探讨。     

广西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发展问题

马克思曾经提出过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广西各族人民获得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性机遇，在很短时间内一跃而成为社会主义民族，并建立了民族经济体系和统一的民族市场，顺利地实现了自治区域经济起飞的目标。但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后的广西各民族面临着区域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技术积累和资金积累能力低，在亚洲金融风波影响下对外开放事业发展缓慢，大西南出海通道对经济的烘托作用不突出，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但回报率低等问题，如不实行有效政策，广西将又失去一次发展机遇。作者提出了认真贯彻实施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提出的区域经济、开放带动和重点突破“三大战略”，同时要在对自治区民族问题的认识、民族经济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建设等方面实现新突破等对策性建议。     

明中期粤桂边界山区汉瑶族群冲突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及启示

以往针对岭南地区汉瑶关系影响的研究侧重于中央一地方的视角或批判“古代国家民族政策”.以明朝万历时期的罗旁起义为例,论述了从明初到明中期,两广边界的族群关系经历了从稳定到对立的过程,这既与汉瑶双方突破了各自设置的“边界”紧密关联,也是明中期全国性的流民危机对岭南地区带来的影响.     

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关系

本文针对多年来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两个概念存在许多含糊之处的现实 ,提出“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同属民族心理学范畴的两个不同的概念。民族心理是特定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 ;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 ,即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等心理现象产生的先天条件     

从国家主义到世界主义

“世界政府”的观念乃出自西方 ,哲学家康德认为“世界联盟”和“世界政府”最终会形成。世界主义的倡导者主张对武力进行国际管制 ,组织“主权国家联盟” ,共同维护和平 ,消除战争 ,这是先哲的理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祖国”是历史的概念 ,共产主义实即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     

“跨界民族”改“跨界人民”仍会造成新的歧义——与朱伦先生商榷

作为《世界民族》的读者 ,笔者一直关注着朱伦先生和乌力更先生有关“跨界人民”概念的讨论 ,颇有收益。在读了朱先生的两篇文章后 ,笔者也有一些疑问冒昧向先生提出 ,谬误之处 ,还请朱先生和读者指正批驳。一朱先生主张将“跨界民族”改译为“跨界人民”的根据之一是汉语中“民族”与西方语言中“ｎａｔｉｏｎ”的概念一致 ,而西方语言中“ｎａｔｉｏｎ”意指国家或国民 ,所以“跨界民族”之说不能成立。但朱先生却避开了汉语中“民族”一词除广义概念之外 ,还有狭义概念 ,而狭义概念中的“民族”并不是指西欧语言中的“ｎａｔｉｏｎ”。汉…     

“本民族内部事务”之我见——兼与赵学发商榷

读罢贵刊今年2期赵学发的《也谈如何理解“本民族内部事务”》一文,很想谈点浅见。一、把“本民族内部事务”等同于“实行自治的自治地方内部的一切事务”,当然不妥,但把“本民族”理解为在任何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都是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而言的解释,也是十分欠妥的。     

“擂背节”与“布侬”壮人

壮族是全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由于分布范围广,各居住区域地理环境、民族结构不同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而分成很多的支系。其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林县与云南省广南县边界一带,居住着一支自称为“布侬”的壮人,他们在语言、服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与其他壮人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他们每年逢七月十五日“擂背节”的习俗更著异彩。笔者身为“布侬”人,曾多次参加“擂背节”活动,近年来从事地方工作,又对“擂背节”作了一些调查,现将所了解的两省边界“布侬”人“擂背节”的情况简介如下:     

“跨界民族”辨析与“现代泛民族主义”问题

汉语“民族”一词具有英语ｎａｔｉｏｎ或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的部分含义。政治统一性与地域一体性是“民族”的基本特征，因而“跨界民族”之说是不能成立的。将“民族”与英语中的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或ｐｅｏｐｌｅ概念联系起来，是产生“跨界民族”说的根源。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是文化人类学概念，ｐｅｏｐｌｅ则是历史学概念，这两个概念不可等同于ｎａｔｉｏｎ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因而不可译为“民族”，可考虑分别译为“族群”和“人民”；由此，“跨界民族”亦应改称为“跨界族群”和“跨界人民”。“跨界人民”是一种业已分化的“历史民族”，不再具有现时的民族同一性。现代泛民族主义者试图重建“跨界人民”的统一是不现实的和反历史的，成功的可能性极小     

作为一种“研究方式”的民族教育田野研究——基于教育研究方法论层面的思考

基于民族教育学“跨学科”的综合属性,对作为一种“研究方式”的民族教育田野研究给予方法论层面的思考.首先从本体论层面厘清民族教育“研究方法”与“研究方式”的区别,把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的“跨学科”方法体系命名为“民族教育田野研究方式”,进而从认识论层面超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两极对立,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民族教育田野研究方式“两个着力点”,进一步从价值论层面突破“主客二分”的传统思维方式,剖析了民族教育“客体主体化”现象对田野研究方式的投射,最后通过辨析“多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之别,论证了民族教育田野研究方式不仅规避了“方法中心倾向”的局限,而且进一步确证了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合法性”.     

人类学与“我们的人类学”

欧洲人类学曾以三个世界来形塑其研究的地理视野,包括古典世界、欧洲民俗世界及原始人的世界。中国人类学也有过依照三个世界来圈定认识范围的阶段,其面貌与欧洲人类学的三个世界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三圈说”的提出,一方面与西学有关,是西方“古典时代”人类学观的转化版;另一方面它与我们所处的文明有关,是为了整理人类学之“国故”而提出的。当下,三个世界的视野对于人类学思想体系的生成和再生成仍旧是有积极作用的,它使我们能够把自我与他者都放在世界之中,能够同时展开田野工作的凝视与“世界学”的环顾,避免以民族志为方式反复制造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     

探寻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之“道”与“路”——民族理论与政治学科的思考

民族政治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界重视，但是这一学科的定位、学科的建设在学界还缺乏明确的界定。民族政治学不应该是将政治学的概念、范畴简单转换并套用于民族学，而是应该将民族理论的既有研究范式、成果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有机结合，从这个角度，“民族理论与政治”学科的称呼更为确切。民族理论与政治学科从政治哲学角度，应该聚焦于民族政治文明等价值、理念，研究民族政治之“道”；从政治科学角度，应该聚焦于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事务治理政策、方法，研究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之“路”，总体上，应以“道”为本，“道”“路”结合。本文将以族格、民族政治身份、民族精神共同体等创新性概念做出示例性探讨。     

看“九五”云南的民族自治地方

“九五”是云南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全省民族自治地方各族人民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的十五大精神和中央关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打基础，兴科教，调结构，建支柱，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国际通道”的三大战略目标，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主要理论渊源和政治化效应——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考察

概念是理论的基石、思想的出口和“公诸众人的意义参照”。“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新概念，已在新时代演化为中国学术、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研究发现，这个概念的提出、传播及政治化，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结果。政治化使其从最初仅在学术领域使用的描述性概念，发展为在学术、新闻、教育、政治领域同时使用，兼具描述性、规范性、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概念。相比“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等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既能把由我国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含义和价值导向更为清晰地表达出来，也能把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结构之国家民族的含义，和“一体”对“多元”的统摄性、“多元”对“一体”的支撑性表达出来。它蕴含的思想、实践引导动能的释放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要以其作为核心概念、理论基石重构关于中国民族的知识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化边界”上的“文化嵌入”与民族交流、交往——以丝绸之路“洮河岷”段为例

“洮河岷”既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自然边界,也是信仰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民族与宗教的“文化边界”,这里突显的是文化差异,而不是文化碰撞与对立;是文化相遇、相识与尊重;是文化嵌入、交叉、叠加、重合,而不是文化悬置.在文化边界上,各文化主体之间具有敞开、宽容的胸怀及“和而不同”的特征.     

也谈如何理解“本民族内部事务”

读了贵刊去年10期赵健君《如何理解“本民族内部事务”》一文,我有几点不同的看法,提出来商榷。一、自治法序言第二段的意义是什么?赵文说“……也规定了实行自治的基础--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从行政区域上规定了自治权行使的范围,也就是说从总体上划出了民族内部事务涉及的范围”,从而认定“本民族内部事务”是指实行自治的自治地方内部的一切事务。我觉得这种解释超出了“本民族内部事务”之“本”的固定含义。“本”在任何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都是有固定的具体对象的,是对应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