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参与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作为“铸魂”工程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当前,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中呈现出传统文化传承断裂、落后观念仍然普遍存在、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其中乡村人才缺乏以及乡村人才如何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是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新乡贤作为乡村精英理应成为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有生力量,并可以基于自身情怀、责任及资财禀赋,通过嵌入式“在场”参与到乡风文明建设中,如通过开展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活动提升乡村民众的文化自信,通过挖掘和弘扬乡村礼俗促进乡村善治,通过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的实践等,由此助推淳朴民风与和谐乡风的形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安置社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

民族地区安置社区治理创新,不仅需要帮助安置群众实现“安身”,更要促进他们“安心”,以“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本文通过对中西方传统身心一体哲学思想的理论探讨和整体性治理理论在基层的实践探索,从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与功能出发,提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应根据安置群众的发展与适应需求,整合党政部门资源、干群治理潜力和区域内外专业力量,形成“协调-整合-互嵌”的整体性治理机制,在培育安置群众积极向上社会心态同时,实现共同体的目标参与。最后,基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经验和“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的理论构建,民族地区安置社区可从强化政策供给、健全社区组织体系、推动由心而治及激发内生动力层面开展治理创新,为民族地区安置社区振兴发展探索可推广的治理路径。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边界表达与可行路径——基于民族地区4省12个乡镇的调查

基于2022年8—10月在青海省、甘肃省、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12个乡镇开展的“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调查所收集的935份农户调查问卷,以及针对部分农牧民、村干部、乡镇和县级领导干部的深度访谈资料,在综合考察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认知和理解基础上,借助实地调研案例深度呈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践的多维现实表征,重构建立在增长主义视域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践的逻辑,审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表达与边界约束,最后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可行路径,冀求突破“增长的胜利”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标准路径”。     

乡村振兴视域下 新时代民族地区移风易俗路径 ——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J、Y县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移风易俗行动有其独特性,研究基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J、Y两县的实际调查,对影响民族地区移风易俗行动的主要因素思想意识包括传统观念影响、思维定势等进行剖析,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移风易俗行动在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基础上,要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多语言（方言）语音科普推广等方式积极推进,既保障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激发中华文化的内在活力,弘扬时代新风行动,助力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兴边富民行动的实践进路

兴边富民行动是党和国家对于边境地区施政的重要方针，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解决新时代我国“三农”问题的重大部署，兴边富民行动与乡村振兴战略在本质要求、历史时期、施政客体和发展目标上存在交集。乡村振兴战略下兴边富民行动在边境乡村的开展面临人口资源、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现实困境。为此，应采取重视乡村人口资源保护、加大人居环境改善力度、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完善边境乡村产业结构的策略来补齐短板，使兴边富民行动和乡村振兴战略形成合力，加快边境乡村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实现进程。     

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赋能乡村振兴：作用机理与发展策略

依托中越边境地区的资源优势，加快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发展，是助力沿边地区文化和旅游产业共同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旅游发展能够通过绿水青山、产业融合、文化传承、社区参与、增收就业等优势推进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乡村的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使其建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美丽乡村。在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进程中，需要采取强化规划引领、提供政策保障，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打造系列特色旅游品牌，创新旅游发展模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区域旅游发展、深化协同合作等强有力的策略。     

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多维耦合机制与融合模式构建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点,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产业要振兴,人才必先振兴。农村职业教育具有为当地农村发展提供人才保障、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之作用。然而,由于农村职业教育存在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导致当前农业产业发展面临人才短缺困境。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多维耦合机制体现在背景耦合、目标耦合和供需耦合三个维度,通过识别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多维耦合机制,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两者的融合发展模式。基于对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多维耦合机制的深度识别,提出从建立“农村职业教育院校与乡村企业”联合体、“农村职业教育院校与乡村产业相关政府部门”对话平台、“农村职业教育院校技术认证平台”联盟和完善国家及地方层面的政策支持系统四个方面来构建民族地区产业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的融合模式。     

文化软实力绘就武陵山区美丽乡村新图景 ——以石柱县金铃乡银杏村为实践标杆

位于武陵山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金铃乡银杏村,是集少数民族、革命地区、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一方面该村以自然山水风光为资源禀赋,以培育民族文化精神高地为乡村振兴“铸魂”、“赋能”;以“非遗文化+扶贫”的路子,激活了乡村的内生动力;文化扶贫直抵人心取得了“点石成金”的效果,让土家人充分享受到文化释放的红利。另一方面,该村作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以做深做实民族团结工作为抓手,充分让民族政策惠及土家万户,生动地实现了民族团结之花在土家大地上常开常盛。一个个串联成珠的实践案例,为武陵山打赢脱贫攻坚战更好地接续乡村振兴发挥了活标杆的示范引领作用,向世人展示一幅色彩斑斓的美丽乡村新图景。     

赋权视角下社会组织承接民族地区乡村扶贫研究

在乡村扶贫进入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治理,社会组织将继续深度参与民族地区乡村相对贫困治理。民族地区乡村相对贫困治理具有脆弱性、动态性的特征,需要激发贫困主体的内生动力和社会组织的深度参与。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在对象、目标、内在逻辑方面与赋权理论拥有高度的一致性。运用赋权理论,通过实施自我赋权、个体赋权、组织赋权、社区赋权,探索社会组织承接民族地区乡村扶贫的路径,提升民族地区乡村相对贫困治理效能,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发展。     

乡村振兴、内循环与民族地区红色旅游融合发展——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

党中央根据我国当前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势提出了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乡村振兴是构建内循环的关键要素,在资源既定的条件下,推进乡村振兴则需要发挥旅游业的带动作用。尤其是地处老少边穷的民族地区,如何利用好红色旅游资源和政策协同作用带动产业协同发展,发挥红色旅游的正外部性效能,这是解决制约当地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也由此促进了与内循环的衔接。本研究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样本,分析民族地区红色旅游融入地方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参与国内大循环的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地区的系统性发展对策。     

乡村振兴视域下桂滇黔民族地区传统体育的价值评估

桂滇黔民族地区传统体育资源禀赋丰富,其作为群体文化记忆的特殊载体和身份识别的重要依据,对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价值判断、审美情趣、人际交往等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文章在对桂滇黔各民族地区传统体育进行调查统计基础上,基于乡村振兴视角,运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从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维度,构建传统体育价值评估体系并进行实证测评,研究认为:桂滇黔民族地区传统体育种类多样、分布广泛、文化内涵丰厚,在乡村振兴中富含多元价值,对促进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应把握好不同类型传统体育的特点,深入挖掘其当代价值元素,精准制定价值发挥路径,科学合理地加以转化利用.     

西南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及其防范机制研究

西南民族地区是传统集中连片贫困区域,后脱贫时代的脱贫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仍然面临严峻挑战。脆弱的农户生计资本、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未形成规模优势的农业生产、反复无常的疫情风险等,给巩固脱贫成果和全面乡村振兴带来挑战,西南民族地区的规模性返贫风险依然存在。与个体农户的家庭突发风险不同,规模性返贫风险具有涉及人口数量大、覆盖地区广、发生机率高、溢出风险多元及难以防范等特征。民族地区的规模性返贫风险必须以预防为主,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同时注重扶贫治理的长效机制。规模性返贫风险防范首要积极建立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其次应依托乡村数字化治理平台进行新脱贫人口的返贫预警系统;另外还需在民族地区建构托底发展型的社会政策体系,保障民族地区民生事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最后应建立上下联动的民族共同体发展格局,提升民族地区韧性发展集体规模优势。     

从脱贫到振兴：民族地区人口内生动力的理论缺口与研究

个体内生动力归根到底是人格动力的议题。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接续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使民族地区人口自身具备持续向上提升的内生动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需要和认知两个视角来厘清西方的动机理论,发现其深具西欧与北美白人社会的文化价值与色彩,这些理论与中华民族地区的现实之间存在着“接口悖论”。故而民族地区扶贫与振兴语境下的“内生动力”,有别于西方心理学语境中自我决定理论所指的“内在动机”,它是一个中国化的心理学概念。从科学哲学的视角来看,若要为民族地区脱贫与乡村振兴提供有效的心理学理论,采用行动研究来构建民族性或地方性知识不失为一条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路径。     

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新思路

民族地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资源禀赋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战略面临严重的挑战,培育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新的国内宏观经济形势需要的区域竞争优势,显得非常迫切和重要.制定以持续竞争优势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战略,加速本区产业转换和升级,是新形势下振兴民族地区经济的必然抉择.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基层少数民族精英的融入机制与作用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国家—民族精英—少数民族群众”的结构框架下,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根据村庄人口外流程度和村庄内部机械结合强度的不同可将村庄分为四种类型。类型不同,村庄内部民族精英的存在状态及相互关系也不尽相同。民族精英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要注意人的参与和规则的供给。民族地区的乡村能否振兴,一个“度”的把握很关键,即少数民族民众的动员程度。民族精英的重要性恰在于组织与引领少数民族民众。国家要依赖民族精英,但同时也要注意民族精英挟“民族话语”自重的动机与目的,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规范民族精英的活动,防止民族精英的利益集团化。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法治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探析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是各民族的权利,也是各民族的义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认同的物质文化基础,为之提供法治建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破解民族问题、推动各民族地区从“自我意识”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法治建设。《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有利于规范、强化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巩固精准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间的法治关系、法律维度与建设进路。     

面向扶贫与振兴的西部民族地区文化资源开发——以凉山州为例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大国,近些年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经济的增长,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推动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西部民族地区作为全国扶贫工作攻坚难点地区的同时,也具有丰富的各类形态的特色文化资源,因此西部民族地区通过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文化资源的开发带动脱贫工作并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可行性。但是,西部民族地区因历史地理等原因,生态系统脆弱、社会文化复杂多样以及文化资源本身的特点等客观因素决定了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开发必须考虑生态系统和当地社会的承载能力。因此在扶贫视角下,西南民族地区通过开发文化资源脱贫并实现文化振兴,应当将以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效用放在首位,杜绝过度开发。     

民族院校服务基层干部培训实践初探

民族院校是党和国家为解决我国国内民族问题而建立的综合性普通高校,在办学定位、师生构成、学科建设等多方面都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等有着密切联系。就服务民族地区基层干部而言,民族院校也有其独特优势,如专业和学科设置更切合民族地区实际、具备开展民汉双语教学的师资条件、便于落实后勤食宿安排、培训成本较低等。因此,整合民族院校优势资源,找准培训需求定位,探索多元培训途径与方式,与民族地区的产业发展升级、社会经济形势等密切结合,能够突破当前市场化培训产品的均质化特点,使学校干部培训工作深深地融入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契合、互促、共生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是实现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两项基础性工程。以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在“理论—历史—现实”三条线索的契合逻辑困惑为切入点,试图从学理层面、实践层面阐释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的多维联系及其在现实交织中互促互进的多重演绎。由此预见,二者的共生价值不仅能够体现在缓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民族地区的呈现态势,也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同时也有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推进。     

加快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也是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支撑。研究发现，民族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内在的逻辑，当前民族地区乡村产业振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基础设施瓶颈问题突出、产业融合深度不够、要素分配不协调、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等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下一步，应加快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坚定走高质量发展、特色发展、融合发展、富民之路，推动乡村产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乡村产业振兴中促进各民族走向共同富裕、实现现代化，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