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东第一次全省商民协会代表大会

1926年5月广东第一次全省商民协会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是国民党初期推行商民运动取得重要成效的具体表现之一。本次会议不仅发表了大会宣言,通过了10余个重要议案,而且还成立了广东全省商民协会,颇受国民政府的重视,也得到舆论的肯定与赞扬。在此之后,更多的商民开始关心政治、积极参与各项政治运动,使广东省的商民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本次大会的召开与广东全省商民协会的成立,并没有完全消除各地商民协会之间相互纷争的混乱状况,甚至全省商民协会内部还曾发生纠纷,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所设之商民部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理顺,最后经国民党中央商民部的直接干预和安排,广东全省商民协会接受了广东省商民部的统辖指挥。     

国民革命时期武汉地区商民协会与商会的中突及合作

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商民运动中,武汉地区的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曾经发生比较激烈的冲突,在汉口和汉阳相继出现商会领导人被强制关压的事例,从全国范围看类似的事例也不多见.但是,也不能就此认为武汉地区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关系仅仅只有矛盾与冲突.实际上,两者之间在某些问题上也曾有过合作,特别是共同筹备和召开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值得肯定的作用与影响.     

论1929年的沪总商会风潮

沪总商会风潮是指1929年4月上海发生的国民救国会和商民协会与沪总商会的纠纷,它是上海商民协会与商会矛盾的直接表现。纠纷发生后,沪总商会与救国会互相指责,都要求严惩对方。风潮的最终结果是沪总商会被改组,商民协会被撤销,商民运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大革命初期的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

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广大中小商人参加商民协会,开展商民运动,与工人农民一道为北伐的胜利和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商民运动以广州为嚆矢,1926年前主要发生在广东。初创时期的商民运动巩固了广东革命政权,使广东成为国民革命的大本营与北伐的根据地。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是商民运动的纲领和指导方略,确定了商民在国民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后,广东商民协会和商民运动蓬勃发展,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向全国蔓延。     

上海商民协会成立的一波三折

上海商民协会的建立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诸多特点.例如在商民协会的成立过程中即出现了各派商人之间,借创设商民协会以争权夺利的现象,不得不由上海特别市党部出面进行协调,使之合二为一.上海商民协会从1926年最早开始筹备,到1928年3月初正式建立,经过了将近两年的五个历史时期.上海商民协会的筹备员直接由中央党部委任,上海商民协会的章程也直接报请中央党部审核批准,也属前所未有.上海商民协会在筹备建立阶段即与商会出现某些纠葛,其筹备处动员商民起来组织商民协会分会的宣传,就注重说明商会的种种缺陷,从而将商民协会与商会置于了严重对立的地位.     

商民运动期间国民党对待商会政策的发展变化

国民党在开展商民运动之初,确定了对商会予以改造,并最终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方略,但在商民运动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却又实行了左右摇摆,或是不断变化,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商会政策。国民党中央希望对商会进行改造与利用,甚至试图以制订新商会法的方式,使商会获得合法存在的依据,避免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但各级党部中的商民部却一直倾向于取消商会,由商民协会取而代之。因此,国民党中央与各级党部的商会政策也不完全一致,仍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商会与商会协会之间的矛盾。     

近代上海商民运动中的店员工商界限之争

有关店员以及店员工会的归属,一直是商民运动时期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国民党起初要求店员加入商民协会,导致同一商民协会内部存在店员和店东两方面的竞争;稍后又决定使店员脱离商民协会而单独组织店员工会,隶属于总工会之下,归各级党部工人部管辖.但店员与店东的纠纷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较诸此前大量增加,上海等地的商民协会又要求将店员划为商人,加入商民协会.国民党中央先是强调与商店资本有关系之店员,可以加入商民协会,无关系者加入店员工会.但不久之后又规定,店员为商民协会成分之一,店员总会隶属于商民协会.如此反复变化,说明商民运动时期的国民党对店员与店员工会的归属,并没有全面统一的认识,缺乏一以贯之的政策,只是根据实际情况作临时性的应对,推行一些权宜之策.     

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方略

1926年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制定了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方略,在此之后的商民运动进入渐进发展时期。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方略的制定,体现了当时国民党在重视农工运动的同时,也开始真正重视商民运动,反映出国民党急切期盼扩大国民革命阶级基础的愿望,与以往相比较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但国民党的商民运动方略也表现出过于偏激和简单化的趋向,特别是对商会、商团的定性以及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政策脱离实际,不仅影响了商民运动的发展,也给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带来了一系列复杂问题。     

民国时期苏州商会组织系统的变迁(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商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苏州商会从外部名称到内部结构以及选举制度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改革的目标则是为了应对国民党的强势控制以图自保.本文以实证方法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组织系统的变迁,并证实国民党强势控制的现状与商会从权应变的特征.     

从会长负责到委员主持:1927年上海律师公会改组述论

民初确立的以会长制为中心的律师公会制度,初步实现了律师职业自治.随着律师职业的发展和律师公会规模的扩大,会长制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1927年,国民党为了加强对上海地区社会的控制,要求上海律师公会进行改组.国民党对上海律师公会的强势介入反映了国民党对律师职业进行控制的强烈欲望,但同时也在客观上为上海律师公会进行改革创造了条件和契机.委员制在上海律师公会的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律师职业自治进入一个新阶段,反映了中国律师职业自治模式发展的新方向.     

论国民党政权覆亡前的天津商会与工业会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国民党政权的覆灭，表明近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制度向人民民主的新制度的嬗变。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与社会中介的实体和工商界枢纽——商会、同业公会和新组建的工业协会、工业会的构成状况如何？...     

国民党与“九一八”时期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

"九一八"事变前后,上海等地爆发了对日经济绝交运动。运动的肇因是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后韩国境内发生的排华暴行。上海各界组织了"上海市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为运动增添了薪火,上海各界将反日援侨会扩大改组为"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这两个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开展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是这一运动的领导力量,中央党部认可并支持各地党部积极介入运动。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虽然认为运动是民众爱国热忱的反映,但它站在行政机关的立场,需要面对日方不断要求取缔经济绝交运动的压力,在体认中国尚无力立即与日本开战的现实下,由对运动表示"忧虑"转向压制是其逻辑的合理展开。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过程中,国民党党、政方面的分歧表现得甚为明显。这种分歧始终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困扰它的严重问题。应该说国民党压制运动及对日妥协有其现实上的无奈,但这极大地损害了国民党的声誉,而这正是国民党在历史上的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商民运动中商民的角色与地位

以商民协会为依托的"商民运动",时间限于1924—1930年。1924年商民协会成立以前和1930年商民协会废止以后商人的活动称为"商人运动",其中的"商人"涵盖一切革命不革命的大中小商人。事实上,在国民革命政府管辖的区域内和北伐势力所及之处,许多中小商人、店员和摊贩都被发动起来,加入商民协会,投身商民运动,从而成为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民众运动的组成部分。革命势力所及,大商人也有不少参加商民协会开展商民运动的,但中小商人是商民协会和商民运动的主体,商民运动特别强调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的苛捐杂税、反对买办大商人,主要也是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诉求。所以,在商民运动中,"商民"的主体和主导,应该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空间”视域下的晚清成都想象——以李劼人“大河”三部曲为考察对象

“文学中的城市”既是一种城市经验的记录，同时也是把城市作为一个文本来重构与想象。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关于中国西南内陆城市成都的文学想象。在小说文本构建的晚清内陆都市空间“成都”，不仅生产出了新的城市地理、社会关系、空间权力与身份认同，而且“成都”作为地域空间、内陆城市文本等也与晚清中国的历史境遇、空间政治、民族国家想象等构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丰富了晚清中国的城市书写与城市想象。     

民国时期潮汕商人的跨域互动及其影响

民国时期,潮汕商人跨域经营明显,旅外潮商遍布上海、香港、新加坡、马来亚、暹罗等地。由于旅外潮汕商人力量强大,且与家乡往来密切,使得旅外潮商的跨域互动成为影响汕头政局和政商博弈结果的重要因素。旅外潮商常常为本土商人提供舆论支持和资金援助等,成为其重要外援。当汕头商人内部分裂,旅外商人与汕头商会利益相违背之时,也会指责商会,请求政府介入,以维护商业稳定。透过民国时期潮商跨域互动及其影响,可以发现域外力量往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政商力量的消涨。     

中国商民运动的阶段性分析

商民运动是国共合作的产物,颇具阶段性。1926年前商民运动主要发生在广东,随着国民党“二大”《商民运动决议案》的颁布,以商民协会为依托的商民运动,始由广东一隅逐渐随着北伐进程推向全国。大革命时期,商民运动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由广东迅速发展到两湖及长江流域,兴起了大革命史上中国商民运动的高潮。随着“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事变的发生,宁汉合流,商民运动渐趋衰亡。探讨商民运动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对于了解军政到训政过渡期国民党中央对于民众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态度具有重要意义。     

论五卅运动前后上海学生运动的统一和分化

国民党改组以后，通过青年党员们的积极宣传和组织，上海地区的青年学生们认识到参与政治运动以及与政党（特别是改组的国民党）进行联系的必要性，改组了包括同乡会在内的各种各样青年团体及各校学生会、上海学联等组织，学生运动由此向国民革命运动转化，同时上海学生界由此也出现了“国民革命参与派”和“非政治性的社会运动派”的分野①。但不久上海学生界又重新走向组织和理念的统一。上海地区青年学生们是如何在组织与理念统一情况下，成为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主要社会势力呢？对此，笔者试图从五卅运动入手进行分析，着重研究五卅运动…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适——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改组探析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是民国时期活跃在我国蚕丝改良舞台上的重要民间团体,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其进行了改组,提高了中方的地位,加强了政府的控制,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温和的对外政策和结束列强在华特权的努力,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政府重新走向强势的趋向,也有力地推动了江浙地区的蚕种改良。     

廖仲恺维护国共联合战线的努力与贡献

廖仲恺是鼎力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首次国共合作联合战线的主要助手,在国共联合战线实现后的新形势下,他又模范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忠诚地与共产党人携手合作,为巩固与捍卫两党联合战线,努力奋斗,以至献出生命. 1 还在国民党酝酿改组之时,廖仲恺同共产党人的合作就已开始,而且这种关系还随着改组工作的进展及完成日趋亲密. 1923年10月,孙中山将筹划国民党改组的具体工作付托给新组织起来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并由廖仲恺全力主持这一工作.当时身为中共中央驻粤委员、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谭平山也是临时中     

国民革命时期的武汉店员工会

国民革命时期武汉店员人数众多,店员总工会的组织系统也较为严密,并积极组织广大店员开展经济斗争,导致店员与店主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对商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影响。武汉国民党中央及汉口特别市党部不得不约束店员工会的某些偏激行动,并督促总工会、总商会、商民协会协调劳资纠纷,通过召开工商联席会议,成立工商俱乐部等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有关店员是否应属于工人,是否应组织工会,以及店员工会的隶属关系等问题,仍一直存在着争议。武汉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一种折衷解决方案,将店员总工会改名为店员总会,直接隶属于商民部,当时虽未能切实执行,但在其后仍为南京国民党中央重新确定。直至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规定店员总会隶属于商民协会,这一争议才告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