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汤显祖与江南

汤显祖与江南关系极为密切,在江南修学,入仕,上奏了震惊朝野的《论辅臣科臣疏》从而贬官徐闻。他与江南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剧作家屠隆等人交游,在思想与文艺趣味上受到深刻的影响。他的第一部剧本《紫箫记》创作于江南,成名之作《牡丹亭》凭借江南人的频繁演出、不断改编、多次出版、士女评点、曲家配曲,而声名远扬,历久弥新。江南文化给汤显祖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他的剧作也成了江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阮元卒年质疑

关于清代学者阮元的卒年,《清史稿》、《辞源》、《辞海》及有关文史书籍都无一不说是1849年。但笔者最近在查阅清代另一位学者梁章钷(1775一1849)的《称谓录》(杭州贾景文斋本)时,从该书的自序中发现阮元的卒年并非1849年。阮元卒谥文达,但这篇写于“道光二十八年戊申霜降之辰”的序言却有“忆昔尝与阮文达师谈艺及之”云云,且结尾又叹:“惜文达早骑箕天上,不获与之商榷。”道光二十八年即公元1848年,那么据此可以认为,阮元的卒年应在1848年霜降(农历9月)之前。 梁章钷与阮元交谊很深,阮长梁十一岁,梁尊阮为师,他们二人常在一起“辨证金石,讨论隶古”(见林则徐《梁章钷墓志铭》),应该说,梁章钷的序文是可信的。还应该说明一下,《称谓录》刊刻时,曾经梁章钷之子梁恭辰校勘,这种可靠性程度就更高了。     

魏源易学初探

本文对魏源的易著、易论以及《周易》经传对魏源思想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魏源的《易象微》一书虽已佚，但可考知其主旨是批评东汉古文易蔽于象数，肯定西汉今交易的通经致用，其写作时间当在道光十年以后，其《庸易通义》一文当作于道光元年左右。魏源对《周易》的作者、性质、哲理、易学的源流诸问题都有许多深刻的论述，其中以论《易》与《老》、兵家、黄老之学的关系最为精辟。他的改革思想、实学思想、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是《周易》的交易观、实用操作性和阴阳说。研究魏源思想，应该重视魏源的易学。     

鲁迅与果戈理的《死魂灵》

鲁迅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时,果戈理即已进入他的艺术视野。不独鲁迅的创作深受果戈理之影响,而且在他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中经常引用果戈理,并致力于翻译果戈理。他以中国没有《死魂灵》译本为耻,在晚年以健康与生命为代价译成此书,成就了"艰苦的奇功,不朽的绝笔"。他之所以如是为之,不仅因该作巨大的思想与艺术价值,更因鲁迅认为它对于中国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它可以作为中国人认识自己社会的参照。鲁迅还高度重视《死魂灵》的插图,为搜求各种插图而不遗余力,并自费出版了《死魂灵百图》。鲁迅认为这些插图能使中国读者更明白19世纪上半俄国社会情形,又可给中国的插画家提供借鉴。《死魂灵》中译本与《死魂灵百图》均已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珍品。     

晚清名士咏叹录——《饲鹤图》题跋初探

《饲鹤图》三卷，除画作本身有可能是目前仅见的林宾13、林则徐父子绘画作品外，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附于每卷画作后面共六十五位清代政治、文化、艺术精英的题跋了。这些题跋始自林宾日绘制《饲鹤图》二十二年之后的道光庚寅（1830年）的曹振镛，至道光庚戌（1850年）的林昌彝，时间跨度逾二十载；而如果从林宾日绘制此图第一卷的嘉庆庚...     

论侯方域明末江南之行的文学创作

河南著名文学家侯方域在明末时期多次游历江南,深受江南文化的熏陶。他在江南参与的政治文化活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他与江南的官僚、复社名士以及秦淮歌妓广泛交游,深深影响了他文学创作的内容与艺术风貌。其诗歌和书信等作品,是他在江南多姿多彩的人生实录,真实反映出明末江南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侯方域作品中的政治豪情、风雅情怀与乱世哀愁相互交织,既反映了早期的个性特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末江南的文化精神。     

周梦颜与《苏松历代财赋考》

"不著撰人名氏"的《苏松历代财赋考》作者实乃清人周梦颜。是书的编辑源于康熙三十八年周梦颜等人的扬州请愿,它是清初"浮粮之议"大背景下的产物,也是周氏积善追求的集中体现。该书是道光九年刻本《苏松财赋考图说》的康熙刻本之一。二者相较,存在明显的增删痕迹。其原因主要是两个版本所针对的读者不同。《历代》所针对的对象是江南的地方官,而《图说》则是针对朝廷大臣甚至皇帝,作者为了避免文字之祸,对可能触犯忌讳的地方做了删节和改动。然而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对于了解围绕减赋问题清代江南士绅与地方政府、朝廷的博弈过程,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予以重视。     

曾国藩何绍基交游考论

曾国藩与何绍基都是晚清文化名人,又都在政坛有不同影响,两人交游数十年,共同见证了时代巨变和文化风貌。曾、何二人因诗文创作上的志同道合才真正相识相交。道光二十四年以后,二人由"亲密"走向"疏离"。何绍基在咸丰五年离开官场,曾国藩则致力于江南战事。江南平定后,何绍基的金陵之行成为二人友谊的融冰之旅。《十三经注疏》的"志同道合"是曾国藩与何绍基最后的默契。     

姚莹治民思想述论

鸦片战争时期的姚莹是晚清经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作为晚清重要的封疆大吏，姚莹任职长达30余年，期间，他的治民思想和采取的一系列治民政策，不但使其治下存在的一些积重难返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稳定了属地的社会秩序，也为后世积淀出丰富而自成系统的治民思想。     

论姚莹边疆史地研究的世界史眼光

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具有恢廓的世界史眼光,由《识小录》到《康纪行》等史地著作反映了其视野渐趋开阔的发展过程。姚莹呼吁人们了解世界,从世界范围内认识夷情的变化。他还重视西方科技和舆地知识在世界变动中的重要作用。     

《复活》的文艺生态价值解析

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而生态批评以研究文学、文化与自然关系为课题,把生态与文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文学批评带来了一股新鲜活泼的自然之风。《复活》对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以及它们对人物思想、性格和行动等的影响的描述,为我们勾画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二元矛盾的搏斗图,体现了较高的文艺生态价值。     

《红楼梦传奇》在红楼戏曲改编与传播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针对戏曲在《红楼梦》由小说文本,向一种社会性文化现象的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清代道光年间泰州人仲振奎创作的《红楼梦传奇》,以及由之引发的其他清代红楼戏曲最终能够蔚为大观的现象进行了论述。进而全面阐述了仲振奎《红楼梦传奇》在红楼戏曲改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说明其在《红楼梦》改编与传播史上的地位显著,影响深远。     

剑态箫心 回肠荡气——关于龚自珍的诗

龚自珍生活于清嘉庆、道光年代。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原因,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萧”(《又忏心一首》。本文所引龚氏诗文,均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龚自珍全集》),就是他内心深处情感波澜的真实写照。“剑”与“萧”反复在他的诗句里出现,甚至有人给他作过一幅“萧心剑态图”(参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这决非偶然。因为龚自珍一生就是在慷慨激昂与缠绵哀怨两种情感的交织中度过的。他的思想感情始终存在这样两种矛盾:一是看透了腐烂的“天朝”,对其进行愤怒的揭露与谴责,同时     

唐寅《花月吟》连珠体七律组诗论略

唐寅是明中叶时期吴中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名列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他精心创作的《花月吟效连珠体十一首》七律组诗及有关花月诗,是诗人诗酒自娱、任情自适生活情景与美好理想的形象体现,也是诗人力图摆脱困境、追求个性解放时代精神的强烈反映。组诗思想之恬淡闲逸,结构之严密完整,语言之清新圆畅,修辞之活泼灵动,意境之澄明幽雅,无不彰显出诗人天才创造的魅力,是江南文人生活情趣、诗学水准、诗意人生与自然意识的典型代表。唐寅"花月诗",以其特有的创新精神、审美价值与诗学意义,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郁达夫对现代小说理论的贡献及其艺术论探析——兼论郁达夫小说创作中的江南时空故事书写

郁达夫在现代小说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是成功地借鉴西方文艺理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现代小说理论体系,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他小说实践中的理论价值亦不容忽视,如《沉沦》中的"西方化"意识,《春风沉醉的晚上》叙事模式的创新以及其小说善于把自然景物人格化、使其达到一种主观抒情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艺术境界等。此外,郁达夫小说中的江南时空之故事书写模式也颇具特色。郁达夫对现代小说理论的建构、实践及其小说中的江南时空故事书写模式的突破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从"濠梁之辩"到"渔樵之隐" ——论恽寿平鱼藻图中的庄学意蕴

《庄子》是乱世中明遗民思想的寄托。遗民画家恽寿平熟读《庄子》,在诗词题跋中以庄论画。恽寿平将庄子的"濠水之鱼""相忘之鱼""逍遥之鱼"等"鱼"意象融入他的鱼藻图中,以庄子的"濠水之鱼"自比,借庄子的"相忘之鱼"以期摆脱困境,通过庄子的"逍遥之鱼"追求渔樵之隐,进而寻求身心的自由与解放。作为遗民群体的代表,恽寿平在面对国家覆灭以及个人生存价值重新定位的时代变迁当中,通过饱含丰富庄学意蕴的鱼藻图,进一步抒发了遗民群体的抑郁之情,为逐步走出精神困境展开了艺术实践与美学探索。     

《清尊集》与“东轩吟社”

清代道光年间活动于浙江杭州的“东轩吟社”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史上的重要社团之一,创办人为吴衡照、汪远孙,社址在著名的汪氏振绮堂“静寄东轩”。自道光四年甲申(1824)至十三年癸巳(1833),历时十年之久,集会唱和超过一百次,成员超过八十人。社集之作由汪远孙选编为《清尊集》16卷,社员兼著名画家费丹旭绘有《东轩吟社图》正本、副本各一帧,汪远孙侄子汪曾唯又辑有《东轩吟社画像》一书。借助《清尊集》和《东轩吟社图》等文献资料,可以理清该吟社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同时更正各种相关的错误。就清代诗词研究来说,将总集与结社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也是一项积极的探索。     

陈樵诗歌中的隐逸思想

陈樵乃元代江南隐逸诗人的代表,其《鹿皮子集》今仅存四卷,计诗281首,仔细寻绎,我们可窥其隐逸思想之一斑,即避乱终老之隐、山水田园之隐与游仙之隐。陈樵选择隐逸,有着时代、家庭、师承以及人生观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他身在山林,心念苍生,专意著述,以理学家、经学家自任、自许甚至自负。陈樵思想复杂,兼容并蓄,然观其一生,儒家思想是立身之本,释、道思想终究是"治心"之术。     

钱钟书与中国现代批评的困境

作为批评家的钱钟书,对中国现代文学却一向甚少评说。但从早年对《落日颂》的批评,到《围城》等作中的"小说中之谈艺",再到20世纪50年代围绕卢弼诗评价的书信往来,以及晚年奖掖后人时的"语多夸饰",亦可见出一种曲折的批评心理和批评策略。中国现当代的文学批评,常摇摆于美学原则与某些特定的伦理要求之间,自其摆脱简单的比附政治要求之后,各式各样的人情困扰渐成陷于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钱钟书始终是现代中国坚持将美学原则放在第一位的人,虽然亦不免屈于语境、多有曲折,但他在各种场合中对"谈艺之公论"的坚持,对当代批评如何突出人情之围,有效维护批评标准的美学有效性与绝对性,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唐寅《花月吟》组诗的诗学意蕴及其价值发微

唐寅是明中叶时期吴中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名列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他精心创作的《花月吟效连珠体十一首》七律组诗及有关花月诗,是诗人诗酒自娱、任情自适生活情景与美好理想的形象体现,也是诗人力图摆脱困境、追求个性解放时代精神的强烈反映。组诗思想之恬淡闲逸,结构之严密完整,语言之清新圆畅,修辞之活泼灵动,意境之澄明幽雅,无不彰显出诗人天才创造的魅力,是江南边缘文人生活情趣、诗学水准、诗意人生与自然意识的典型代表。唐寅"花月诗",以其特有的创新精神、审美价值与诗学意义,奠定了中国诗歌史上里程碑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