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知识分子身份早期构建:美国文学的影响

考察郭沫若知识分子身份的早期构建,不能忽视美国文学的影响。通过分析郭沫若接受美国文学影响的多元语境,以及惠特曼、辛克莱与郭沫若的新诗人身份、革命文学家身份构建之间的关系,认为研究美国文学在郭沫若的知识分子身份早期构建不同阶段所产生的影响时,既要分析郭沫若身份认同及其认同变化的表现形态,也应注意"变"中的"不变"成分以及"不变"的深层原因。     

论郭沫若与东方文学

该文主要论述郭沫若与东方文学的关系,着重分析印度"诗圣"泰戈尔、伊朗中古诗人莪默·伽亚谟以及日本文化与文学,对郭沫若思想和创作所给予的影响.探讨郭沫若如何融铸和吸纳东方文学的长处,形成其独具特色的创新精神和艺术风格.     

生命的文学:郭沫若与厨川白村

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说指向对生命冲动、个性舒展和个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强烈关注,他以生命哲学为基点建立的"生命的文学"观在郭沫若这里得到了强烈的回应。但郭沫若与厨川白村对于"生命的文学"的具体内涵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吸收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郭沫若早期文学观的形成既与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多的则是与五四启蒙思潮的共振。     

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郭沫若文学观嬗变新论

从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到风光无限却寂寞惆怅的蹉跎老人,郭沫若的文学观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中,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文学观念所包孕的范围在逐渐缩小,作家创作才能趋于钝化,艺术生命亦渐萎顿。郭沫若所走的文学道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从胎动腹中到苦涩青春的曲折历程。     

“创伤经历”与幻想记忆——藏边社会民间叙事研究

民间叙事有两类文本,一种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社会文本,一种是具有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文本,对一个族群而言,两种文本都是不可或缺的社会记忆。本文以保安族民间叙事为例,探讨社会文本和文学文本的关系,尤其从族群民间叙事角度重点探讨社会创伤事件如何进入文学文本,或者说文学文本是如何"消解"或表达社会"创伤经历"的。     

中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三重维度——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布拉格汉学研究

布拉格汉学派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研究中国文学,同时也将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他们认为现实主义描写并非是机械的记录真实,而是描绘出社会发展的现实倾向。布拉格汉学派将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创作分为三重维度:第一重是客观现实中人与人的关系,即茅盾所述;第二重是作家本身与现实的关系,即郁达夫所述;第三重是所有主观和客观特点在社会和人物方面即将展开的发展趋势,即郭沫若所述。布拉格汉学派总结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倾向,也正是预见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     

胡适与郭沫若译诗比较研究——以《鲁拜集》中两首诗的汉译为例

胡适译<鲁拜集>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第四版第七首与第九十五首,曾引起许多同时代人的关注,并将之与郭沫若的译文进行过对比.探索胡适与郭沫若译文间的差异,进而探讨胡适与郭沫若译诗的相关问题,对于我们研究现代翻译文学及与之相关的一些翻译问题和论争问题,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翻译问题论争探源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间的论争实肇端于翻译问题.早在两大文学社团成立前,郭沫若与郑振铎在翻译问题上就已构成对垒.<创造季刊>创刊前,茅盾、郑振铎对郭沫若的译介活动的批评力度和强度远高于郭沫若的反批评.茅盾和郑振铎等宣扬的翻译经济论和系统论,对郭沫若等人的译介活动构成了压抑.话语权问题、翻译情趣的分歧及译者个性气质等差异,使茅盾和郭沫若引领的两大文学社团在翻译问题上逐渐走上了对峙,进而扩展至其他问题.拥有<创造季刊>等话语阵地后,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在翻译论争中由被动转为主动,为现代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开拓了新的话语空间.     

郭沫若族谱

郭沫若的自传文学是郭沫若著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郭沫若的自传文学,不仅对研究郭沫若有重要意义,就是对研究中国现当代自传文学也有重要意义。而搞清楚郭沫若这个一代文化伟人的族谱,则是研究郭沫若及其自传文学的重要一步。郭老在自传文学中并未陈述其家谱,父、母以上长辈姓名完全讳去,连亲戚姓名也很少提及;但又依照自己及其亲族才懂的习惯用法来称呼族人上下、左右。因此,不了解他的族谱,对他的自传文学中的有关部分,简直无法读懂。比如,笔者访问过郭老的大侄女郭珩英(即郭琦,郭老的大哥郭开文的长女,仅小郭老四岁。1978年访问她时,她虽已82岁,而记忆     

“马克思是否能进孔庙？”——1925年一场争论引发的思考兼及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融通问题

在中国20世纪社会和文化变革中,马克思进入中国是一个关键事件,曾在文化意识形态场域引起长期争论和博弈。正是在这个过程,郭沫若在1925年发表的《马克思进孔庙》,掀起了当时文学、乃至文化批评领域的一个波澜,其不仅反映了当时思想界和文化界争锋、争议的一个重要界面,且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之关系的深层次矛盾和融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论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

郭沫若是“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代表。本文在较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上,着重从郭沫若所提出的“艺术是我的表现”、文艺是“天才的自然流露”“没有所谓目的”、形式上应该“绝端自由,绝端自主”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的复杂内涵和特色,并揭示了郭氏浪漫主义文学观形成的原因。     

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郭沫若论辩

堪称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的只有鲁迅、胡适、郭沫若三人,要认识和了解20世纪的中国,势必要了解鲁、胡、郭三人。作为"中共文化代表"的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旗帜"。新世纪以来,思想文化多元化,原有价值观、价值体系受到海外思潮猛烈冲击。国内丁东等人以反思之名行否定郭沫若之实,诬其"政治投机"、"文学侍臣"、"无独立研究精神"、"学术抄袭"等,笔者以为,有失偏颇。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持从"既有的事实出发",给予历史的公允的评价。据此,本文着重对上述论点开展批评、论辩。作为乡梓,爱戴崇仰郭沫若是很自然的,但决不"圣化"、决不回护,而是给予历史的尊重。     

论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

郭沫若是“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代表。本文在较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上,着重从郭沫若所提出的“艺术是我的表现”、文艺是“天才的自然流露”“没有所谓目的”、形式上应该“绝端自由,绝端自主”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的复杂内涵和特色,并揭示了郭氏浪漫主义文学观形成的原因。     

创造社主将笔下的漂泊者形象

创造社作家的漂泊小说,是一份独特的文学成就,尤以两位主将郭沫若、郁达夫的创作更为突出.由于他们去国留学的个人经历不同以及其写作风格的差异,他们各自笔下的漂泊者形象又各具特征.郭沫若笔下的漂泊者是"苦旅者"的形象;郁达夫笔下的漂泊者是"哀旅者"的形象.这类形象以其独特的韵味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人物形象的画廊,同时也以其形象魅力的展现,彰显了漂泊小说独特的文学价值.     

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冲突和纠葛——建国后郭沫若的身份困惑

建国后,担负政治要职的郭沫若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窄,他的功利化、工具化的艺术主张也越来越趋向极端,这种在文学创作中高度体现政治第一、政治正确的政治性要求,导致了一种歌颂光明、拒绝灰色、反对悲剧的“欢乐颂”式的文学观。然而,郭沫若文学家的精神气质,又使得他内心渴求“本真”,厌恶“虚伪”,于是在私人世界里,郭沫若显得焦躁、懊恼和痛苦不堪。郭沫若的公众形象与私下形象的巨大反差正是政治家与文学家两种不同身份冲突的表现,而建国后的他正身陷在这政治与文学的漩涡中无法自救。     

“开辟荆榛千秋功业,驱除荷虏一代英雄”——简评郭沫若的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

郭沫若写过电影文学剧本这件事,除郭沫若研究者外,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即使在郭沫若研究这一学术领域,也很少有人提及他的电影文学剧本。发表在1963年2、3期《电影剧作》上的《郑成功》是郭沫若唯一的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它,由于生不逢时(因为当时正是大刮“大写十三年”之风,历史剧命运都不甚佳的时代)而没有被拍成电影,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评论。今日研读这一电影剧作,我觉得它不仅是郭沫若个人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电影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欣赏。     

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中的"郭沫若现象"

中国传统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暴露出了诸多矛盾,"郭沫若现象"的出现是"五四"新文学解决自身矛盾、摆脱尴尬处境的必然.郭沫若敏锐的时代感知,火山爆发式的激情,绝对自由的诗体不仅推动了新文学运动进程,完成古典文学的近现代化转型,而且建立了一整套现代自由诗的规范,给文坛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神话的世界》：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一面镜子

《神话的世界》,作为郭沫若唯一一篇以神话与文学关系为中心话题的文艺论文,其特殊性和典型性不言而喻。它既是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诗人正面探讨神话与文学关系的重要文献。结合郭沫若同时期各类创作的实际,进入《神话的世界》,在神话的概念,科学与神话、民俗的关系,异域神话资源整合等有价值的命题上均显示了郭沫若不拘泥、不困囿的开放心态。对《神话的世界》进行整体研究成为考察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中,有关神话思维与诗性特质关系问题的重要依据。     

生命宇宙化和郭沫若早期创作

中西文化中的生命宇宙观深刻影响了郭沫若的文学审美建构。郭沫若认为生命与文学同样归属于一个具有本体性质的＂Energy＂,即宇宙意志。郭沫若笔下个体生命与宇宙的关系无非两种：一是用宇宙的无限来充实和扩张个体生命;二是个体生命向宇宙与永恒的融入。在郭沫若早期创作中,生命宇宙化是生命本体的＂主观的燃烧＂,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的呐喊,彰显了个体生命超越现实、超越自我、超越时空的精神。     

郭沫若早期美学观与雪莱《为诗辩护》

郭沫若早期美学观受到雪莱美学名著《为诗辩护》很大影响。郭沫若把雪莱强调的想象、感情情调结合起来,再加上雪莱所说的"诗的才能所含有的"本能性与直觉性"以及"武断地由想象产生的"语言,构成了他认为是诗的"本体"的几个因素。郭沫若的艺术社会职能观,在总体性的性质和特点上,同样受到雪莱明显而直接的影响。然而郭沫若也并没有以学院派的方式完整地接受雪莱的理论体系,两者在某些方面有着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