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跨越理论在东方的发展

一、马克思跨越理论的内涵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欧洲革命的沉寂,亚洲革命风暴的兴起,马克思把理论研究的兴趣从西方转移到东方。马克思和亚洲革命者一样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在西欧资本主义已经充分暴露其固有矛盾与弊病的情况下,东方国家能否避开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什么条件?通过对俄国社会的考察,马克思认为俄国存在着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这些思想具体体现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给查苏里奇的信》以及信的三篇草稿中。其基本思想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是社会…     

马克思有无主张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重新解读马克思给查苏里奇的信

马克思给查苏里奇的复信共写了四稿,前三稿为草稿,最后一稿为定稿,是正式的复信.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在第一稿中提出来的,而在正式的复信中却只字未提,我们研究思想家的观点当然要以最终的定稿为准,决不能把在定稿中已放弃的观点仍看作是作者认可的观点,过去的研究者把马克思已放弃了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把马克思降低到俄国民粹主义者的水平,这是对马克思的大不敬!马克思为什么在初稿中提出的观点却在定稿中放弃了呢?这就是本文想要探究的问题.     

智能司法模式理论建构

从司法活动的信息化、司法裁判的智能辅助到案件的人工智能裁判反映了智能司法模式的形成路径。司法活动的信息化只是传统"粗放式"司法向"精细式"司法的转型;司法裁判的智能辅助是现阶段学界和实务对司法人工智能的定位;人工智能对司法的实质性改变则应表现在强司法人工智能。假使如此,智能司法模式将呈现数字案件、在线审判、模拟裁判、同问题同判、虚拟法院、极速司法、法官中心的未来图景。对于司法人工智能及其作用下的智能司法模式,带有怀疑和实用色彩的保守主义立场的局限性明显;相比之下,可以提倡更具理论预见性和包容性的乐观主义立场。     

马克思对东方不发达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重新解读马克思给查苏里奇的信(续)

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的观点可分为两个阶段,给查苏里奇的信属第一阶段,《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属第二阶段,也就是马克思跨越说的精华部分,因为第一阶段并未解决如何把这一来自俄国民粹主义的课题改建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问题,这是在第二阶段中解决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跨越说还留下一个他们没提出来却隐含在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东方落后国家中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由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来解决的,他们的基本方针是建立一个由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为主导的保留资本主义成分的经济制度,使资本主义继续完成其历史使命——发展生产力。     

中国红色政权照搬俄国苏维埃政权模式的教训

照搬俄国苏维埃政权模式,给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留下了一些沉痛的教训,如效仿苏联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导致苏区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照搬苏联的政党制度,造成苏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严重后果;照搬苏联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有可能加剧民族分裂活动;照搬俄国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关系模式,使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富农在很长时期被当作革命的对象.     

论列宁主义的历史轨迹和演进特点

列宁主义发源于俄国;俄国于1905年革命之后走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战场”。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转向革命的前哨战;1921年之后指导建设社会主义的攻坚战。它的演进特点是:勇于接受革命低潮的考验和革命高潮的检验,反对两种错误思潮,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重点反右,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重点反“左”;发展中的务实性和灵活性。     

契诃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契诃夫丰富的文学遗产中。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占有突出的地位。契诃夫将其创作视野投向知识分子群,大约始于1886年。八十年代中期,无论对于俄国社会,还是对于契诃夫的创作,都是至关重要的转折时期。由于民粹派的失败,使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俄国的第二次革命高潮被镇压下去,革命运动转入低潮。亚历山大三世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加强了残暴统治,疯狂地镇压进步力量和革命活动。这个时期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的“停滞时代”。     

少数民族地区双语司法探析

近年来,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各种形式的双语案件有所增长。双语司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应用和推广不仅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司法活动的现实需要,而且也体现了双语司法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活力。国际法、我国宪法和三大诉讼法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政策法规是双语司法活动的法律和实践基础。双语司法有利于保护各民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体现司法的正义。     

评亚历山大二世的俄国大改革

亚历山大二世的大改革是各种对立的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 ,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但仍然是当时最适宜的选择 ,因为不彻底的改革也比农民暴动要更能为社会所接受。大改革最大的缺陷是改革的领导者对改革缺乏一种长远的、总体性的、动态的把握和认识 ,对稳固政权考虑较多 ,而较少考虑改革对俄国社会发展的长远影响 ,尤其是不肯进行政治改革 ,最终引发革命。     

1917年俄国工农掌握政权的必然性——列宁与列甫·加米涅夫的意见分歧

列宁1917年4月提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局面决定了俄国革命必然要走向“第二阶段”，使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可是加米涅夫认为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完成，不可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列宁认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吗？

对革命性质的判断,直接影响着革命策略的制定及革命力量的定位。关于列宁对俄国三次革命（1905-1907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性质的判断,传统观点认为前两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较新的研究则倾向于认为,十月革命胜利之前列宁对三次革命性质的判断都是民主革命。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十月革命的定性上。列宁对革命性质的判断,始终围绕如何使俄国革命尽快走向社会主义这个中心。立足经济发展状况,列宁认为俄国三次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基于无产阶级同盟者的成分分析,列宁断定俄国三次革命都属于民主革命;以政权更替为标准,列宁肯定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     

列宁在1917年革命中的政治智慧

1917年革命是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政治领袖列宁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以俄国革命唤起欧洲革命的坚定信念;"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口号的灵活运用;瓦解旧军队策略的综合实施;抓住机遇不言弃的坚强意志.这些政治智慧是保证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论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主题

作为主旋律电影的一种主要类型,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最高目标必然是反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国家政权的政治诉求和思想观念。新世纪以来,多元价值观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坚持继承传统,牢牢把握住政治主题,充分发挥其意识形态导向作用,主要表现在对执政党政治诉求、政权合法性的反映。与传统主旋律电影革命有所不同的是,历史题材电影还积极弘扬包括爱国主义、革命精神等内涵的民族精神,同时,为了在经济市场化和影视产业化转型中生存与发展,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更着力于人性内涵的表达,努力开掘出更具普世价值的主题。     

理性的诘问:死刑案件中的刑事和解

作为程序性解决机制,刑事和解反映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它的运作契合了司法改革的目标,也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由于我国缺乏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重罪乃至死刑案件均可以和解,这必然对刑罚公正性产生巨大冲击,也容易滋生新的司法腐败。因此,在刑事和解推行过程中,应对其进行必要的规范与引导,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     

列宁与巴黎公社原则——纪念巴黎公社120周年

列宁是巴黎公社原则的忠实继承者,他始终把俄国革命看作是巴黎公社事业的继续,指出:“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是在另一个环境和另一个条件下继续着公社的事业”。并说:巴黎公社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条路上走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走了第二步”。列宁对巴黎公社原则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     

1926-1927年共产国际对建立中国革命政权指导思想的演变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进行了探讨和指导.在大革命高潮和大革命紧急时期的1926、1927年两年中,却出现了几番有关政权性质解释的反复,从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的肯定,到过渡政权的认定,再到建立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的指示.这种反复,既折射出当时背景之下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党内的斗争,也反映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认知过程.     

邓小平生产力理论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生产力理论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丁义照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几十年间，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证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是能够成功的。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宝贵...     

俄国“宫廷党”——沙皇制度腐朽的明证

俄国沙皇制度经过极盛时期后,到20世纪初巳极为衰败。1905年革命猛烈冲击了专制制度。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沙皇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了一定的变革。10月17日宣言后,俄国成立了国家杜马(所谓议会),改组了国务会议,建立了内阁,这意味着俄国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迈出了一步。沙皇制度披上了立宪的外衣,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企图维持政权的长治久安。1907年后俄国的政治趋势表现得异常清楚:沙皇竭力死保专制主义,同时实行某些微小的改革,以避免更大的社会风潮;资产阶级自由派力     

俄国立宪派政党与二月革命

在对俄国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研究中,关于资产阶级立宪派政党的活动仍是一个有待于深入的问题。苏联学术界对此一般都作否定的介绍和评价,(1)而一些西方学者则比较强调这一政治力量对革命的领导作用。(2)本文认为,立宪派政党在本质上是主张改良而反对革命的,并且在革命发生之后竭力阻止它的深入;但他们同沙皇政权的矛盾及其利用革命运动向政府施加压力的策略又使他们对革命进程产生了独特的影响。自1916年以来,     

司法改革视野下中国民事案件管理制度的构建

案件管理的改革之所以成为全球性趋势与许多国家的民事司法制度都在面临某种危机密切相关.在中国,随着市场交易活动的频繁与民众权利意识的勃兴,法院受案数量大幅增长,迫于受案的压力,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场审判方式的改革在中国法院系统内展开并逐步演变为全方位的司法改革.在这之中,以司法公正及司法效率为直接目的的案件管理理念也影响到中国并逐步成为现实的制度设计.中国多数法院已基本建立了有关案件审理具体排期的管理制度,但由于欠缺系统性与整体性的考量,这些制度大多存在内部不连贯和不协调.因此,中国司法机构在设计案件管理制度时应当具备整体性眼界,既要确立起指导作用的诉讼理论以及基本原则,也要制定并不断完善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