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与西晋初期政治

关于九品中正制，学界已做过许多深入研究并有诸多精辟论述。本文所要讨论的不是九品中正制构成本身，而是试图从分析西晋初年反对九品中正制的原因着手，探讨西晋初期的政治形势和统治特征。一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①，设置于魏国建立时，是曹魏初期急需选拔各种人才...     

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

任何制度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与这一时代相始终的九品中正制度不可能不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制度进行分阶段的历史考察。在这篇文章中,只讨论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一、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正式创立于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在西晋一朝遭到了大规模的抨击。当时许多人上疏指责中正制度,其中尤以刘毅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一语最具代表性。涉及到九品中正制度的论文或专著,大都据此得出结论:当时世家大族垄断了上品。本文认为,这一结论仍有值得商榷之处。晋武帝时,段灼上表:“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     

试论西晋九品中正制的弊病及其作用

西晋时期 ,随着门阀势力的兴起 ,九品中正制的种种弊端已暴露无遗。诸如选举专重门第 ,不重才能 ;中正徇私舞弊 ,趋炎附势 ,贪图贿赂 ,定品不实 ,以致中正权力极度膨胀 ,威福自专 ,使得选举腐败 ,世风颓毁。尤其是当门阀制度确立之后 ,九品中正制亦蒙上一层浓厚的门阀色彩 ,并具有垄断性和封闭性两大特征 ,从而成为巩固门阀政治和士族世袭特权的重要工具。     

党代会常任制能够实现党员民主权利上“选”和“议”的统一

党代会常任制作为党在执政以后,组织建设方面的一项重大政治设计和制度创新,对于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实现党员民主权利上的"选"和"议"的统一,具有重大的制度贡献、现实启迪、历史意义。从制度安排上看,党代会常任制保证了"选"和"议"的统一;从操作层面上看,党代会常任制克服了非常任制"选"和"议"分离的弊端;从历史探索上看,党代会常任制继承了年会制"选"和"议"统一的优良传统。     

北魏中央与地方中正组织的分张及其意义

世入北魏,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发生了历史性嬗变,正式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两大中正组织系统.中央系统的中正组织依旧分为州郡两级,地方系统的中正组织则分为州郡县三级.北魏中央与地方中正组织的分张,不仅有助于克服以往中正制度的一些弊端,使九品中正制的品评机制更趋完善,而且也将传统的州郡辟召之制纳入到中正制度的选举体制之中,使九品中正制对地方选举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大为增强.随着北魏选官制度的这一变化,也标志着北朝一系的九品中正制已初步形成,在九品中正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从任官及乡品看魏晋秀孝察举之地位

魏晋时期,尽管九品中正制已成选官的主导,但承自汉代的秀才孝廉察举制度依然存在。魏黄韧二年定制郡国口满十万岁察孝廉一人,西晋未见变动。晋太康中口约1616万,则年举孝廉约160人左右。又太康中19州,年举秀才约19人,加上“八公”所举,年约20余人。合计秀孝年举约180人左右。共数量不可谓小。更重要的是,虽共时由察举入仕者也必须经中正品第,因而形式上也被纳入九品中正制的制约之下,但它仍然具有与九品中正制度不同的选官标准、作用与倾向性;并且,魏晋南北朝中察举制度在不断变化,最终成了科举制度的前身。所以,对此期察举制度的研究是颇有意义的。本文便准备从其任官及其与中正品第的关系这一方面,对魏晋时期秀孝之举在选官体系中的地位,加以考察。     

试析我国古代荐举与科举选官制的利弊

我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历史悠久,经历了禅让制、世袭制、军功爵制、荐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取士制等发展阶段。以隋唐为分界线将其分为"荐举"与"科举"两种制度,比较分析两者之间的利弊得失,以期对今天的用人制度有所借鉴。     

魏晋南北朝选举用人制度述论

中国古代自两汉设立察举、征辟等选举制度以后,便形成了由中央政权和地方官吏、大族共同掌握选举用人的制度.进入魏晋南北朝,汉代的选举制仍然延续,但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状况,出现了地方大族把持选举用人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同时,由于九品中正制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巩固"门阀制度"的作用,从而促进了这一时期官僚"贵族化"的倾向.     

北齐政权选官制度辨析

九品中正制为曹魏政权的巩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进入两晋南北朝时期已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北齐政权对原有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进行了调整改革,采取举荐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官制度。这种改革是因为东魏北齐统治区域由于文化发达,士族阶层以外的人们也以习读儒家经典为荣,进而要求仕进,并且一部分人已进入统治核心;同时,士族在北齐政权统治核心中的势力逐渐削弱。北齐选官制度的变革,不仅为废除九品中正制奠定了基础,也开了隋唐科举制度之先河。     

“廉政风险”及其防控机制建设的价值取向

"廉政风险"是"风险社会"的表征之一。面对"廉政风险"在我国发生的可能性,它的防控首先需要澄清其价值取向,才能确保其制度建设有正确的方向。具体说来,"廉政风险"防控的基础价值取向是廉洁执政,核心价值取向是为民执政,目标价值取向是长期执政。     

试析我国古代荐举与科举选官制的利弊

我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历史悠久,经历了禅让制、世袭制、军功爵制、荐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取士制等发展阶段.以隋唐为分界线将其分为"荐举"与"科举"两种制度,比较分析两者之间的利弊得失,以期对今天的用人制度有所借鉴.     

古代皇太后“称制”制度存在、延续的基本原因

尽管先秦儒家经典强调"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但我国古代王朝在幼主继位时,长期实行的基本上仍是皇太后"称制",即掌握统治大权的制度。这是由于在家天下和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太后"称制"具有最关心巩固幼主君位这一无可替代的优越主观条件所决定的。     

论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之关系

九品中正制与考课制的关系,本质上是门阀制度与皇权政治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能够起到某种形式的考课作用,对于皇权政治的恢复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皇权政治的恢复能有效制约地方的分裂倾向,有利于国家的再统一。     

由乱世之教育看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选举制度,是由其特定的教育环境所决定的.曹魏之初,随着整体社会教育的衰微、门阀士族的形成,朝廷在与大族相妥协的情形下创立九品中正制;晋时,由于士族家学独盛,门第被无限夸大,九品中正制又独为士族所把持,将维护士族利益之功能发挥到了极点;南北朝时,君权回归、教育复兴、士族衰微,作为士族阶层把持选举工具的九品中正制便自然地退出历史舞台.纵观其演变历程,实是选举制度在乱世教育衰微情形之下的一种病态反映.     

九品中正制的名称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曾出现过世袭制、军功爵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多种选士制度，在这些选士制度中，唯有九品中正制拥有诸多的异称，例如：九品官人制、九品、九品之制、九品中正官人法、中正制、九品及中正等，迄今未有统一、规范，为学界共同认可的名称。在这些名称中，哪个最能反映这一制度的本质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这一制度应以何命名，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概括起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应为九品中正制，一是认为应为九品官人制。前者可参见张旭华《魏晋九品中正制名例考辨》，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后者可参见陈长琦《魏晋九品官人法再探讨》，栽《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两文对各自的观点做了较为完备与深入的阐述。     

论师生交往中“师爱”发生的价值秩序——以霍懋征、斯霞“师爱”实践探寻“师爱”发生机制

"师爱"是教育成功的前提,是优秀教师的核心价值品质;同时,"师爱"也是教育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理论界对"师爱"的认识比较模糊、研究缺乏深度,特别是对其发生机制的研究更少。著名的情感现象学家舍勒认为,在整个价值王国中,价值的相互关系具有一定的"级序"。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一个价值比另一个价值"更高"或"更低",那么,就形成了价值秩序。价值秩序是支配一个人行为的价值品质秩序。爱作为师生交往的核心价值,教师爱的行为同样受爱的价值秩序的支配。从国内"师爱"名师霍懋征和斯霞的"师爱"实践来看,"师爱"的发生机制具有层次性或秩序性,它依次呈现为人性之爱、教育之爱,以及学生种种具体的爱,如公正、尊重等。     

从荀子“心”与“道”的关系探“伪”的来源

荀子的人性论不能很好地说明礼义法度的来源问题。荀子在《解蔽》篇中系统阐述了"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心达到一种特殊的状态———"虚壹而静"之后就可以对道有发现和把握的能力。虽然"心"与"道"关系确立的前提是"心"的"大清明"状态,但是,这不代表人人都可以见道,只有圣人对道才有所理解。但是,这至少可以在理论上为礼仪法度的来源提供说明。同时,荀子承认"心"对于道有学习和接受能力。由此开始,圣人施教,后天之"伪"就建立起来了。     

东吴九品中正制初探

三国时期,建国于江左的东吴政权曾经仿效魏制,建立了九品中正制度.东吴的九品中正制虽然在组织设置、中正职权及其选任方面均是因袭魏制,但在某些地方也略有变异.东吴将九品中正制移植于江南,既和魏、吴两个分立的政权有着相同的历史渊源和历史条件有关,同时也是东吴政权在实现其全面江东化过程中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东吴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不仅确保了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的仕宦特权,而且也兼顾到淮泗集团和流寓大族的利益,从而对巩固东吴政权及其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品式”和西晋《户调式》研究

西晋赋税不入"律"、"令",视作"常事",制订有"品式章程"。"式"即"样",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用作"比",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式"方面的规定,与"户品"等配套,作为划分户等、按等纳税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包括"户样"和"调样"两项内容。杜佑写《通典》,不知"品式"为何物,把西晋《户调式》中"占田"、"课田"规定误为土地制度,从"式"中抽出,放在其《田制》篇中,剩下的内容生硬缝缀,当作赋税的"令",归入《赋税》篇。《通考》沿袭杜佑的错误观点,仍视"占田"为国家授田,虽认为"课田"系"租税",按户缴纳,有一些进步,但无法解释"式"。现今治史者或是遵从杜佑的思路和方法,或是遵从马端临的思路和方法,也有进步,却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石勒——我国少数民族中的法家人物

西晋王朝自司马炎建国后,即推行了一条“以孝治天下”的儒家反动政治路线。他大搞亲亲主义,大封司马氏子弟为王,一连封了二十七个王。这些王国都占有形胜之地,握有军事、政治、经济大权,实际都是独立王国,这就埋下了封建割据混战的祸根。同时,西晋各级政权都掌握在腐朽的门阀地主手中。在九品中正制的保护下,“上品无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