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月派的节制情绪到新生代的冷抒情

诗是主情的。但在中外诗史上，都有主张对情感予以控制的诗歌流派。在西方诗史上，从19世纪初浪漫诗歌的主观抒情到30年代开始出现的诗由主观抒情向客观化描写的转化，直到本世纪初艾略特极力主张的非个人化诗论，形成了诗歌艺术表现的新潮流。在我国新诗史上，新月派在艺术表现上节制情绪，倡导新古典主义诗风，直到80年代中后期，新生代（又称第三代）诗人举起客观主义旗帜，在艺术表现上主张冷抒情，同样形成了诗艺发展的新流脉。从新诗现代化角度探讨新月诗派和新生代诗人这方面的艺术特色，无疑是有意义的工作。反叛自我表现新月和新生…     

《中国现代乡土诗史略》简评

由延边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现代乡土诗史略》,是潘颂德同志在写作《中国现代诗论四十家》(此书即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同时,为给当代诗歌创作提供历史的借鉴而撰写的一部富有特色的著作.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历史进入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当代诗苑也广泛引进了西方诗论诗作,许多诗人从西方诗作中汲取了有益的艺术养料,从而开创了当代诗坛的新生面.但是由于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当代诗坛上出现了“全盘西化”倾向.一部分诗人与诗论家盲目崇拜西方现代派诗歌与诗论.他们轻视乃至蔑视我国民族诗歌传统与“五四”以来进步的革命的诗歌传统,主张诗与政治绝缘,要求诗淡化生活,一味地追求“自我表现”.这样,近几年来我国当代诗坛从理论到创作,都出现了倾斜.     

袁枚诗歌理论评述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论诗主张独抒性灵,与赵翼、蒋士铨齐名,号称三家。在清代乾嘉诗坛上,理论和创作首推袁枚。他所倡导的性灵说在当时影响最大,其性灵派也是当时诗歌的主要流派。对袁枚的诗歌理论作一番探讨,将有助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对袁枚诗论的研究,许多人都持肯定赞扬的态度,认为袁枚的性灵说是一种进步的文艺观,但却把袁枚所说的“情所最先,莫如男女”、“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予最爱言情之作”斥为为宫体艳情诗和封建统治阶级及士大夫知识分子奢靡淫逸生活作辩护,具有明显的消极意义。我认为这正是袁枚诗歌理论的核心,是性灵说的根本,也是袁枚对中国古代诗歌     

论戴望舒与中西诗歌文化

论戴望舒与中西诗歌文化李怡（西南师大中文系）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戴望舒的形象包涵着一系列有待清理的异样因素。一方面，他以《诗论零札》建构了现代派诗歌的艺术纲领，以自己的创作实践着“散文入诗”的新路，从而突破了新月派唯格律是从的僵硬模式，他尽力译介法国...     

中国现代派诗歌的精神天地与情感教育

在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的理论著作《诗论零札》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派诗歌的核心,是情绪二字。诗的内容是表现诗人的情绪,诗的外在形式也决定于情绪,诗歌中意象的罗列也是以文字来表现的情绪的。情绪在现代艺术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诗人的世界观,也是诗人的创作追求．中国现代派诗人在作品中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一方面亲近自然,一方面躲进个人的情感世界,在个人的爱情世界中自我麻醉,寻找慰藉。这一派诗人的作品既有很强的感染力,更易对人们的情感进行熏陶。如何正视作品中的消极情绪,把握作品中的自我情感的宣泄,因此,在这类作品中的情感教育显得颇为重要。     

元好问论苏轼诗新解

元遗山在他的诗文中,多处论到苏轼。后人对这些论述,认识上颇多分歧,众论纷沓,以至于今。甚至有个别地方完全把元氏的意思误解了。这既是元氏以诗论诗阐说不够明白具体所带来的后果,亦是在元氏诗论的研究中,从宏观上概括的多,从微观上求实的少所带来的缺陷。笔者就自已有限的历览,也妄谈一点拙见,以供治元氏诗论者参考。     

新时期十年诗论综述

<正> 新时期诗歌的诞生一般都是从1976年“四五”诗歌运动算起,因为诗的本质、源泉、力量在那次“火山爆发”中得到了最光辉的显示。其实,它的意义更多是政治上的。要让“四五”精神转化为文学上失而复得的内质,产生出真正属于新时期诗歌的品格,不仅要等到结束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金十月之后,而且要等到解除两个“凡是”禁锢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是在两年以后了。作为诗的内质与品格的理论概括的诗论,也难以超越时代,走在诗的前面。因此,从1976年底到1978年底这两年的时间内,诗论还只是作为毛泽东同志1957年给《诗刊》与1965年给陈毅同志的两封信的阐释展开的,解决的是诗歌创作中的艺术规律问题,如“形象思维”、“比兴”、“诗味”等。讨论有成效,也有局限:大跃进民歌仍被树为诗歌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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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是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中的两个重要刊物．围绕这两个杂志形成了一个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中国新诗”派或“九叶诗派”．通过对这两个杂志的细读分析，作者认为，这两个刊物无论在理论倡导、诗歌译介及诗歌创作上，都体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取向。他们反思象征主义“浪漫感伤”和“脱离现实”等弊病，广泛借鉴里尔克、艾略特、奥顿等现代主义诗风：“从浩无涯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狱”，追求“雕塑般的凝静致远”，从而表现出中国新诗“坚定的成熟期的反映”。《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取向代表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和方向。     

先秦儒家《诗》论之产生和发展

我国号称“诗的国度”,诗歌创作极其发达。在有文字记载的三千余年历史上,曾经产生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六朝古诗、唐诗、宋词等一系列诗的高峰。从西周到两宋,诗一直雄霸文坛,下及清代,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可忽略的。古代诗歌的发达,必然地带来发达的诗论(即诗歌的理论和批评)。诗论在古代文论中的重要地位,与诗在古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是相互呼应的。从孔子论“诗三百”,到王国维的《人间     

论王夫之诗乐合一论的美学意义——兼评王夫之诗论研究中的一种偏颇

近年来王夫之诗论研究普遍出现了偏于其情景关系的倾向。在认真阅读了王夫之的有关诗论以后,笔者认为“诗乐之理一”也是王夫之诗歌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他将诗与乐的关系明确表述为:“乐与诗相为体用者也”、“诗与乐相为表里”。乐为“体”、为“里”,诗为“用”、为“表”,王夫之如此强调诗歌与音乐的内在联系,把音乐视为诗歌的本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在“明于乐者,可以论诗”口号的指引下,王夫之的诗歌理论出现了与传统言志观诗论大异其趣的三种变化。其一,以形式融化内容;诗的整体结构(即形式)上升为诗的本体。其二,以内在转化外在;诗的内在节奏统一外在声韵格律。其三,以时间率领空间;诗的节奏串连诗的意象。王夫之的这些新观念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度理论总结,也是对诗歌审美派理论的发展,更是对前后七子格调说与诗法论的纠正。     

论儒家诗教论在明代诗学中的影响——兼论明人观念中的形式理论与诗教论关系

明人对诗歌形式技巧的探索让人产生一个误解,认为明代是一个艺术批评的时代,一个温柔敦厚诗教传统失坠了的时代。通过对明人诗论进行历时性和诗歌流派两个维度的考察获知,在明代,诗教论依然占据诗学批评话语主导地位。明人诗学观念中,形式技巧的探索和传统诗教论并不是一个探讨层面上的话题,而这一点却常常为人所忽略。学科建设中创新性的过度要求无疑在误解的产生过程中起了不良影响。     

以理为宗 以实为式──论翁方纲的理性美学观

翁方纲（1733－1818）是清代理性美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理性美学观主要体现于“肌理”说，高扬了理观意识和求实精神，对艺术理性的内涵和表现方式作了富于个性的理论阐解。他既是清代考据派诗论代表人物，也是清季来诗运动的理论先声。本文专题阐析其理性美学观。一、“形上形下”和征实致密：肌理说的基质和取向翁方纲生当乾嘉朴学鼎盛时期，作为考据学家他将朴学的精神和方法引入诗论和创作实践中。他为了辟易神韵论和格调说的虚灵空寂和浮响联廓之弊，试图从艺术机制方面确立一种理性主义的创作范式而提出“肌理’说，“诗必研…     

郑板桥与沈德潜诗论主张之异同

通过对郑板桥与沈德潜的诗歌观念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二者的诗学观在诗歌价值、题材内容等方面具有较多的共同性,只是在诗歌的风格取向、艺术表现上存有较大分歧.笔者认为这代表了儒家诗学传统在清代的两种发展状态.     

20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的复兴

兴起于17世纪的玄学派诗歌给当时的英国诗界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但是,其特立独行的风格却在以后的近三百年间鲜被关注。20世纪的人们却在玄学派诗歌中找到了共鸣,并把玄学诗歌称为英语诗的最高峰。本文拟从玄学诗歌的历史背景和艺术魅力以及新批评派的影响等三个方面,对玄学派诗歌在20世纪复兴的根源加以探究。     

朱光潜的诗论

1931年前后,正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读书的朱光潜,写成了我国第一部《文艺心理学》。之后,他就着手对于平素用功最多的一种艺术——诗——进行理论的探讨。不久,就写成了《诗论》纲要。1933年回国后,曾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开授《诗论》课程。后来将讲稿多次修改,于1943年出版了专著《诗论》。作为著名学者、美学家,朱光潜以他有关古今中外诗歌的丰富知识,在《诗论》中分析了诗的起源、诗的境界,诗与散文、音乐、美术的区别与联系,并对我国旧体诗的节奏、声韵等问题作了详尽的探讨。朱光潜也关注新诗,从三十年代起,先后发表了多篇新诗理论批评文章。朱光潜留给我们的诗学遗产,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     

儒学诗教与诗歌典范的选取: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徂徕派诗学略论

本文重点考察了日本徂徕诗派的诗学认识、诗歌理想、诗歌特点及诗学本质.在诗学认识上,徂徕派“主情”,反对以意为诗,非常强调诗歌的情感特征,但认为诗歌情感应当受到儒家诗教的节制.徂徕派的诗学理想则是盛唐格调诗歌,追求格调健康、情感丰富、表现典雅.     

比兴与写人

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历来就是把比兴作为诗歌的正宗表现手法来对待的。从《诗经》开始,一直到近代的诗歌,都继承了比兴手法。朱自清先生认为,《诗》中的赋、比、兴是我国古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这当然是对的。不过,若从美学的角度看,比兴除了是古代诗论的“开山纲领”外,它     

有关《烦忧》的三个圈套

《烦忧》一诗无论是在诗歌意象还是文本的叙事策略上都受到了保尔.福尔诗作的影响;《望舒诗稿》中对《烦忧》诗的音律的修改这一事实说明,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戴望舒就已经开始了对早期诗歌观念的自我修正;对《烦忧》一诗的思想性在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突出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传统批评意识的某些弊端。     

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论

当戴望舒从新月诗风中回到自由体时,与其说他是将一定的格律因素揉合到自由体中,不如说他是将散文因素融入了韵律之中。后一说法才能揭示出现代诗派从格律派中蜕变出来的情状,并且也才能说明它所体现的新诗史前进的实质之所在。新诗研究界所盛行的将《雨巷》与《我的记忆》按追求音乐性与反对音乐性的区分而割裂开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现代派在其兴起中与当时诸诗派有着清楚的蜕变、讨伐、别异的关系。《望舒诗论》便是这一派诗人寻求自立的理论表现。如果说《望舒诗论》是这一诗派诗论的第一阶段,那末施蛰存、金克木诸人之论便代表了它的第二阶段。在对于诗的认识上,在诗的表现艺术上,施、金之论,确实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深刻的影响。不过,中国现代派强烈的散文化倾向,并不与西方现代派相符。在西方现代派所优厚的声音与意象两项中,中国现代派取了意象,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舍去了声音,至少是在格律的意义上舍去了诗的音乐性。在意象上,则又主要是取了一些表现技法,而取不来其宗教感与对于世界的一种博大而苍凉的荒原感,也缺乏对于现代都市病态的深刻揭示。     

张力与平衡--新批评诗学理论与玄学派诗歌

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歌曾经被德莱顿、约翰逊等人认为取喻怪诞,古奥晦涩,太过学究气和思辨化,而二十世纪盛极一时的新批评理论诸将都不约而同地推崇玄学派诗风,认为玄学派诗歌将思想和情感完美结合,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独创性,堪称英语诗的最高峰.这与当时的文艺背景有关,也与新批评派的诗学观和文学批评思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