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基于合肥市调查数据

2013年,国家出台了"单独二胎"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调整将会对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当前农民工群体对生育意愿的态度如何?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课题。通过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主要针对农民工的意愿子女数、性别偏好、生育时间等现状及其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进一步了解到农民工的意愿子女数大幅减少,性别偏好相对弱化,婚育时间进一步推迟的结论。这一变化的背后,蕴含着深层次的原因,综合分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由此,可以归纳和总结出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不够强烈、生育行为不够积极,他们更加重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理性决策生育行为。     

社会性别意识在生育行为和生育观中的重构

在社会性别的视角下,主要通过对不同经济收入村民、不同文化程度村民和不同年龄村民的微观实证考察的结果,尝试性地概括影响生育行为和生育观中社会性别意识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以及社会性别意识在生育行为和生育观中的重要作用。     

媒体曝张艺谋三子女2012年均已上户口

12月2日晚，无锡市滨湖区委宣传部官方微博发布，张艺谋、陈婷违法生育的事实已查实，两人生育的三个子女均在两人婚前已出生，属非婚生育。     

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使用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研究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同时将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究生育政策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生育政策会影响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一类、二类生育政策较严格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1个孩子,三类、四类生育政策较宽松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2个孩子,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KHB方法验证了生育意愿的中介效应,发现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也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高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这解释了生育政策放宽后,我国的生育率短暂上升后又下降的现象。总体而言,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受家庭、社会和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应创造"生育友好"的家庭、社会环境并完善生育福利政策,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     

房价与流动人口再生育意愿：一个社会融入的视角

人口增长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已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之一。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庞大，曾被称为“超生游击队”，但近年来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下降明显，探寻他们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紧要而迫切。使用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从社会融入的视角实证分析了房价、城市购房与流动人口二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房价上涨通过提升流动人口收入和降低失业风险渠道对流动人口生育第二胎的总体意愿产生了积极影响，呈现一种“财富效应”；城市购房对流动人口再生育意愿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城市购房会削弱房价对再生育意愿的正向作用；进一步地，社会融入程度可以调节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对房价上涨的敏感性，这意味着高度城市融入的人口的生育意愿更容易受到房价的影响。从结论出发，提出实施“生育友好型”住房政策建议，保持房价和经济平稳的同时不断减轻城市新移民住房负担，从而提高流动人口乃至常住居民的生育意愿，这也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实现“共享发展”的应有之义。     

中国生育保障制度改革研究

生育保障是提供生育期间医疗费用和劳动中断收入补偿的一个社会保障项目。我国现行生育保障制度存在着“碎片化”、公平性不足、实际惠及人数不多且运行效率不高等问题。根据“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精神,应当确立全民生育保障权益,建立覆盖全民的生育保障体系----生育津贴制度+基本医疗保险中的生育医疗保障。建议将现行生育保险制度分拆,其中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同时建立生育津贴制度,补偿生育者因生育而中断劳动的基本收入,并将覆盖范围由工薪劳动者扩展到全体国民。经测算,生育津贴制度资金需求量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维持在较低水平,将生育医疗费用部分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没有明显加重用人单位缴费负担,因而此项改革必要且可行。     

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研究及其政策意涵

低生育目前正呈全球蔓延趋势，人口转变论等旧有理论已经无法对低生育现象做出合理解释，理论创新需要更为关注微观层面育龄夫妇自身生育意愿。中国当前极低生育率形势客观要求生育意愿研究重点转向生育意愿的有效测量、低生育意愿成因以及基于生育意愿视角的公共政策制定这三个方面。首先，生育意愿可以拓展为包括生育动机、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的序列性指标体系，并且测量技术呈现量表化趋势。其次，“低生育陷阱假说”、计划行为理论和TDIB模型是目前对于低生育意愿形塑机制的三种主要理论解释。最后，基于生育意愿视角的公共政策应致力于减少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之间的差距，并将个人全生命周期、社会全人群、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这三个视角融入政策全过程。     

从意愿到行为: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抉择——基于吉林省496位城乡居民的调查分析

为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2015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以来,吉林省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生育潮.为了解我省城乡居民的二孩生育行为及相关影响因素,我们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形式对吉林省496名城乡居民进行二孩生育意愿行为进行调查.在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中,重点选取社会地位、家庭内部因素、性别偏好和情感需求4个主要变量对"有生育二孩意愿但无生育二孩行为"的居民和"有生育二孩意愿并且已经生育二孩"的居民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从生育意愿向实际生育行为转变的过程中,这4项因素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其中情感需求的满足超过了其他的因素,成为影响生育抉择的最重要因素.     

农村独女户生育意愿与动机的变化--宜昌市调查报告

根据“宜昌市农村独女户家庭生育意愿与行为研究”专题调研获得的有关数据 ,讨论分析了该市农村独女户家庭群体生育意愿与生育动机的构成 ,揭示这一特殊群体在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时间与间隔、优生等方面的意愿、态度、知识与行为的变化 ,以及在生育上将家庭幸福和对社会的责任结合起来的开明、进步思想。调查结果反映出农民群众的生育意愿、生育动机和生育观念开始向现代文明进步方向转变     

房价收入比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3—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研究了房价收入比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二孩政策背景下,房价收入比显著抑制了育龄人群生育意愿。通过工具变量方法和各类稳健性检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房价收入比对未婚、主观幸福感低、租房和拥有一套住房、东部地区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更大。此外,房价收入比显著降低了育龄人群生育男孩的偏好。据此,政府应积极调控房地产市场、倡导新时代生育观、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以提高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调控出生人口性别比。     

生育数量趋同行为研究的理论架构与实证分析

生育数量趋同表现为一孩、二孩和多孩趋同。生育数量趋同受社会、家庭和个人因素影响,根据2000年福建省第二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除了物力资本,生育政策、生育文化、女性家庭地位、家庭背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对生育数量趋同行为产生影响。创造良好的社会、家庭和个人条件,塑造良性的生育数量趋同行为,是事半功倍地解决人口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基于河南省南阳市H镇的调研分析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是预测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参数。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普遍较强,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空间。他们的男孩偏好表现比较明显。子女的养育费用、照看孩子的精力和计生政策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应切实维护并保障女性农民工的"二孩"生育权益,加强出生人口监测和风险控制以防止"二孩"出生性别不均衡,以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实施。     

农民生育成本分析：城乡比较的视角

从生育成本与收入比视角,对我国农村居民的生育成本进行分析。指出：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化发展,使城乡生育成本出现趋同;与市民相比,农民生育成本相对较低,但收入更低,结果是农民的生育支出与收入的比值更高。因此,仅从生育绝对成本出发,得出农民因生育成本低而倾向于多生的结论值得商榷。     

论中西生育伦理之差异

关于生育行为,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天生的权利,也有人认为这是每个人对自己、家庭、社会应该履行的义务。中国文化认为“生”是一种义务,“育”是一种权利;西方文化认为“生”是一种权利,“育”是一种义务。在生育政策方面,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而西方则鼓励生育。了解中西生育伦理的异同及其发展走向,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人类生育伦理的丰富内涵。     

基于"全面二孩"政策下的房价波动、收入水平对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最新的2016年CFPS微观家庭数据,人群可分成中高收入和低收入两部分,通过建立Logit模型等来研究房价对于收入水平不同的家庭生育行为所带来的抑制效应和收入效应,同时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的产生,选定了相应的工具变量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表明,生育行为因房价上升得到抑制,这一影响机制在中高收入人群当中更为显著,房价每上涨100元,低收入生育一孩的人群约减少1.29%,中高收入生育一孩的人群约减少2.66%。同时,房价波动的收入效应对于一孩、二孩生育的影响也具有异质性,对于一孩生育的收入效应不显著,对二孩生育的收入效应较为显著。     

我国城镇居民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近10 年文献的调查分析

近年来国家逐渐放宽生育政策以应对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等问题,但政策的实施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生育意愿作为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而备受重视。通过对国内自2010年以来有关生育意愿的文献回顾发现,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子女数近年来呈降低后趋于平稳的态势,意愿生育时间逐渐推迟,动机日渐多元化,部分子女性别偏好表现为儿女双全和无所谓的双峰态势。生育意愿受多重因素影响,经济因素尤其重要。基于综述以期在新的政策背景下展望未来,深入了解人们的生育意愿。     

低生育率背景下生育转变与经济发展：滞后还是超前？

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生育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利用181个国家1987年以来的数据，研究了不同国家生育与经济关系变迁过程及模式。研究发现，大多数国家生育水平的下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生育水平下降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同步发生只存在于少数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但生育水平却在持续下降，甚至低于部分发达国家，出现了生育转变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中国生育转变超前于经济发展，生育率在经济腾飞的早期就已经下降到较低水平，而且在生育下降到较低水平二十多年后才成为中高收入国家。一方面，未来中国需要警惕生育水平继续下跌或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是生育水平依然有继续下跌的风险。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治理问题探讨——以徐州市为例

徐州市相关统计数据表明,该市已持续多年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并具有偏高程度严重、持续时间较长和各孩次出生性别比都偏高的特征。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主要是偏紧生育政策挤压、现实生活需要以及违法应用现代医学技术和检测手段等原因所致。治理这种失衡应从提供政策和机制保障解决群众现实需要、调整监控重心、建立双向处罚制度、加强部门和区域协作、加大新型生育文化建设和打击“两非”行为力度等方面寻求突破。     

中日两国生育意愿、生育水平及影响因素比较

利用中国和日本的现有资料,分析两国已婚妇女的生育意愿、生育水平、意愿与行为的差距及部分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约十年前,两国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都高于现实的总和生育率,且日本妇女期望子女数远大于其现实的生育水平。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类别、闲暇时间、本人兄弟姐妹数量对两国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有影响。个体生育意愿是动态的,与个体所处生命历程阶段相关。在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下,了解真实的生育意愿和行为,掌握两者差距的特点,才能够准确预测生育水平,制定有效的人口发展政策。     

当前农村妇女生育中的自我意识——来自湖南省某村农村妇女的调查

女性在生育中的自我意识表现为女性对自我生育角色的认知、对生育选择和生育行为的控制,以及生育行为与生育性别数量带来的生育体验等三个方面。当前农村妇女在生育中的自我意识凸显其矛盾性,一方面农村妇女内化传统的生育观念,对生育无条件地接受,＂男孩偏好＂仍然左右着其生育行为;另一方面,农村妇女又不再甘心充当生育的工具,开始要求驾驭自己的生活,对生育行为更趋向理性控制,其主动性的发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男权文化的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