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广东省FDI利用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从长期和短期分析了人民币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分别与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均衡关系。结果发现,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远大于名义汇率波动所带来的影响;而短期内则刚好相反。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波动均是外商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人民币汇率无论是名义贬值还是实际贬值都能够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基于Gonzalo—Granger方法的长期均衡汇率的估计

研究人民币应当升值或贬值就是研究实际汇率是否存在高估或低估的现象,实际汇率浮动应以均衡汇率为中心。为了分析长期均衡汇率的估计问题,文章通过均衡汇率决定模型—MacDonald(1998)模型,利用国际先进的计量方法Gonzalo-Granger的长期共同成分分解方法来研究人民币长期均衡汇率。结论是人民币名义汇率存在低估,当前人民币升值是正确的,是大势所趋,出于外汇制度改革的战略性考虑,应适当地让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     

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FDI的影响

本文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根据我国1979-2004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实际汇率等数据,实证分析了实际汇率变动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1%,将使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83%,人民币贬值的短期效应明显,但从长期来看,实际汇率的贬值对我国FDI并无明显促进作用。     

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错位程度测算

文章从实际汇率出发,运用均衡汇率模型和协整理论,并通过实际汇率错位测算公式测算了1980～2005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错位程度。结果表明,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在此期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币值低估和三个阶段的币值高估。实证结果也显示,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自2002年以来确实被低估了,但并没有被严重低估。因此,人民币在目前情况下没有必要大幅度升值。     

几种不同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的测算与比较

一、人民币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名义汇率是指两国货币的相对价格,名义汇率可分为双边名义汇率和名义有效汇率。双边名义汇率是指外汇市场上两种货币之间的兑换牌价;名义有效汇率是用贸易权重、进口或出口权重对双边名义汇率加权计算后得到的汇率。1994年前,人民币官方名义汇率主     

人民币名义汇率的购买力平价假说检验——基于中美1994-2009年间月度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1994—2009年间中美两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及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月度数据,并结合ADF单位根检验、Engel-Granger两步法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等方法对购买力平价与人民币名义汇率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不仅单变量模型和两变量模型下相对购买力平价对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变动不具有解释力,而且三变量模型下国内外消费价格指数对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变动也不具有解释力。此外,还对购买力平价在中国失效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     

石油价格波动、人民币汇率与宏观经济相互影响的机制分析

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和石油价格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本文首先从理论机制上分析金融危机发生前石油价格、人民币汇率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影响。再通过建立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石油价格上涨会推动我国的通货膨胀上升;美元贬值会使得石油价格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石油价格与工业经济三者保持长期稳定关系。     

基于STAR模型的人民币实际汇率走势研究

文章采用平滑转移自回归(STAR)模型来揭示中国实际汇率的动态行为,对其进行分析和预测,检验结果表明,以logistic函数作为过渡函数的STAR模型能很好地描述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行为,中国实际汇率走势是非线性的并体现了非对称性.基于此模型得出的汇率预测显示,2009年人民币汇率将基本保持稳定,会出现小幅贬值,波动区间为6.79-6.96.     

人民币汇率波动与我国出口贸易的关系研究

文章运用ARDL-ECM模型对1992～2006年的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论表明:从1992～2006年人民币名义汇率波动和实际汇率波动和我国出口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波动会带来我国出口的减少,对此文章给出合理的解释.     

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非对称机制研究

通过运用双门限值的SETAR模型来分析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的调整机制。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波动程度与调整速度在人民币升值和贬值时具有非对称特征,且波动幅度处于两个门限值之间时,人民币汇率波动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发散特征;此外,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在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持续小幅升值是一种均衡状态。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价格水平的传递效应

 本文运用长期约束的结构VAR,试图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实证考察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我国价格水平的传递效应。文章特点在于考虑了汇率和价格可能都是受各种宏观经济因素影响的内生变量,以深入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1）当发生汇率冲击时,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国内各价格水平的传递是不完全的。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的影响强于对消费者价格的影响;（2）而一旦考虑了经济体受到其它类型的宏观经济冲击后,估计的人民币汇率价格传递率则显得更为明显;（3）汇改后我国汇率传递效应趋于强化。本文还分析了实证结果背后可能的深层次原因,并讨论相应的政策启示。     

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与中国通胀率的状态转换特征研究

通过扩展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对名义汇率升值和通胀的相互替代作用进行了理论解释。使用马尔科夫状态转换模型研究了1983年1月至2010年11月间人民币/美元汇率和中国通胀率的时间序列行为。研究显示：在缩小中美两国价格差距的过程中,结构性通胀与名义汇率升值有着相同的作用。人民币外在升值压力与国内通胀并存的问题,对于宏观经济平衡和货币政策制定者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所以,通胀与名义汇率升值的合适政策搭配会降低人民币升值预期,并逐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汇率变动、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内生结构突变检验与考虑结构突变的ARDL-ECM方法,并同时将货币政策变量纳入模型中从而把汇率变动、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联系起来重新对汇率传递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分别在2003年4月和2005年9月发生了结构突变。在此背景下,本文发现汇率传递效应仍是不完全的,但其长期传递弹性却由2005年9月结构突变前的0.065迅速增大到了结构突变后的0.118,且与现实中自2006年开始的较高的通货膨胀环境也相当吻合,支持了Taylor(2000)提出的观点,但比起施建淮等（2008）得到的传递效应依然较弱,表明其所建议的可以通过人民币升值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的观点值得商榷。而体现货币政策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对CPI的长期传递弹性为2.254,远远高于汇率传递弹性,这显示完全可以运用独立的货币政策来稳定通货膨胀水平且相比于通过人民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具有更好的效果。     

人民币与国外主要货币的尾部相依和联动

文章选择1994年1月到2014年11月的人民币、美元、英镑、日元、欧元和港币等六种货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月度数据,首先采用AR-GARCH-t过程对收益率进行过滤,然后运用规则藤Copula函数对标准化残差序列进行建模,探讨人民币“第一次汇改”前后六种汇率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汇率之间的尾部相依和联动现象。研究发现：“第一次汇改”前后,人民币与其它五种货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相依结构发生了变化,且联动中的主导货币也由美元变为以人民币,但仍可用同一类型的规则藤Copula结构来描述;人民币与其它货币之间都存在对称的或非对称的尾部相依,其中人民币与日元之间存在对称的负尾部相依,而与欧元之间则存在负的上尾部相依。“第一次汇改”后,人民币与美元实际有效汇率之间正的尾部相依程度有所增加,且相依性最大,而港币与美元之间正的尾部相依性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此外,人民币与日元之间负的尾部相依关系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人民币汇率真的被低估了吗？

本文运用Bai-Perron内生多重结构突变检验方法和结构突变协整方法,针对2000.01－2008.12的月度数据,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有效汇率及其失调程度进行了重新估计。发现样本期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确实发生了两次结构突变,突变时点分别为2002年12月和2007年4月。进一步分析发现,实际有效汇率数据生成过程为均值突变单位根过程,这意味着2005年7月汇改对汇率数据生成过程确实产生了结构性变化的冲击,其结果是使得汇率均值无法回复到突变前的水平,此外,样本期内汇率仍各发生了两次明显的低估和高估,但其失调程度却并未像一些未考虑结构突变的研究得到的那么严重。而本文最重要的发现则是,升值性汇改政策的实施,不仅基本扭转了汇率长期处于低估的局面,还导致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高估(截至2008年底,约高估10%)。这与胡春田(2009) 、刘玉贵（2009）等最近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相当的一致,故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时期以来的（汇改后近年来的绝大部分时期内）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低估,更不存在欧、美等国最近以来一直所指责的被严重低估。     

汇率预测及其经济基本面：基于多元自适应可变窗算法的构建

在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推进、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加强的背景下，构建具有优良预测能力的人民币汇率预测模型意义重大。参数模型对汇率预测的能力不仅取决于模型设定是否正确，同时还取决于能否迅速探测参数的结构性变化以使用最佳信息估计模型参数。本文构建了多元自适应可变窗算法以及时监测模型参数的时变特征，探测最大化参数同质区间。结果显示：①在中长期（3至24个月）的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样本外推预测中，多元自适应可变窗算法能显著优于随机游走模型、购买力平价模型、弹性货币模型、利率平价模型、泰勒规则模型与偏移型泰勒规则模型这六种汇率预测主流模型，其预测能力也显著优于实时窗宽选择算法与自回归模型；在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长期（3至24个月）预测中，其预测误差MAE度量相比于次优模型能降低 25%～50%。②多元自适应可变窗算法能迅速捕捉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拐点，预测人民币汇率走向并刻画人民币汇率的周期性变化，其长期（向前9个月）方向性趋势样本外推预测精度比次优模型提高了16%～40%。③断点前后的汇率动态结构性变化显示“811”汇改促进了经济基本面对汇率预期重要性的显著提升与市场风险偏好的转变。“811”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预期更易受外部冲击影响。加速利率市场化建设、提高国内收入、稳定物价、坚持带管制的浮动汇率制度与有效的资本管制相结合等措施对促进汇率市场化、防止汇率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币汇率应对美国非对称冲击的缓冲机制及效应分析

 本文依据汇率决定理论,构建包含人民币汇率、中美两国GDP、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基于结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SVECM）方法,识别了包含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人民币汇率决定方程及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方程,进一步应用方差分解判断了中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应对源自美国的非对称冲击的缓冲机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长期升值趋势的根本动因是中国产出及通胀水平相对美国的提高,而汇率传递效应则是不完全的。在1-2年内,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来源主要受源自美国的需求冲击(实际冲击)影响,而在3-5年内则主要受美国货币政策扰动（名义冲击）影响。因此,央行重启人民币“汇改”将增强人民币汇率应对外部冲击的缓冲作用。     

汇率机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的动态变化

 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一个升值趋势,但是2008年后至今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却基本保持不变。本文利用2005年7月21-2009年8月13日汇率数据探讨人民币篮子中货币权重的动态变化,来解释汇改以来人民币/美元走势。我们发现：一、在整个估计区间内,美元平均权重达到88%,同时美元权重存在结构性变化;二、利用滚动回归(rolling regression),美元权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6年10月-2008年8月,2008年9月-2009年1月和2009年2月－2009年8月,分别处于缓慢上升、快速下降和重新回调的趋势中;第三、引入外汇市场压力(EMP),使用月度数据对篮子货币重新进行了考察,欧元在篮子中权重大幅上升,同时汇率对外汇市场压力反应并不明显。因此人民币仍取决于篮子中最主要的两种货币：美元和欧元的权重转换及二种货币间的价值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