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自足制度:在不成体系和社会宪政之间

国际法不成体系及其自足制度问题的提出,深嵌于尼克拉斯.卢曼、贡特尔.图伊布纳等人的法社会学路径中。从系统论法社会学、法律自创生理论、社会宪政理论以及制度自决理论来看,功能分化导致多中心的全球化社会,全球法产生各种相对自治的功能系统,国际法自足制度形成了功能性的自治共同体,以其社会宪法来实现功能目标。自足制度以其法律运行形成自治系统,在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的制定与其他社会部门的自反性制度建立了结构耦合,成为一种自宪法制度。自足制度对国际法不成体系具有促进和牵制的双重影响,为此形成了"等级次序与政治的"国际法宪政和"不成体系与社会的"宪政两种应对路径。后者主张一种市民主义而非国家主义的社会宪政,认为根源在于社会理性的抵触,国际法将形成多元化而不是宪法化的前景。     

日本核污水排海问题的综合法律解读——对国际法与国内法上责任救济规定的统筹分析

日本将巨量核污水排入海洋的计划可能危及全人类整体利益、相关国家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从而同时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上责任救济的相关规定。保障跨界损害的"国际和国内救济"是国际法委员会有关责任条款草案中的原则要求,也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诸多条约的相关内容所确认。统筹国际法和国内法上的责任救济路径来分析日本核污水排海问题,有助于更全面地解读相关法律问题并考量应对方案。从国际责任救济的角度看,日本承担的国际义务来自诸多条约和习惯国际法规定,而获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支持并不能证明日本履行了所有国际义务。从国内责任救济的角度看,日本行为存在触犯各国的国内法律规定并面临各国政府和国民进行国内追诉的可能性。不管是通过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寻求司法救济,均有其局限性,有必要结合法律、外交和舆情手段做好综合法治战略预案。     

民族自决权的内涵及其演变

本文论述了民族自决权从抽象的思想观念到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理念与政治原则,到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再到国际人权法人民性自决权的发展历程,阐明了国际法上民族自决权涵义发展变化的历史规迹,并指出了当前民族自决权已从单纯的民族性集体权利向内涵更广泛的民众性权利的新转变。     

达尔富尔:不干涉内政原则和补充性原则的冲突与权衡

从国际刑事法院对达尔富尔问题的介入,可以看出国际法中“不干涉内政原则”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的“补充性条款”之间的冲突及造成冲突的主要原因。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内涵有所缩小,国际社会对国家主权原则在不少领域的实施都有限制,但在“主权平等”这一国际法最根本的原则没有动摇之前,也就是在当代以主权国家为主要国际法主体的国际体系没有改变之前,“不干涉内政原则”仍是国家间交往的基本准则之一。而“补充性原则”所赋予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应当有所限制,并尽量避免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冲突,以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利于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化以及国际刑事法院自身权威性的建立与发展,使该院能有效地惩治犯有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严重罪行的个人和团体。     

限制战争:格劳秀斯主权理论新解

格劳秀斯希望能够限制战争,并通过为战争立法,使人类尽可能免受战争灾难。出于这一考虑,其主权理论的贡献不仅在于首次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层面对主权的内涵进行了阐释,而且在阐释主权内涵时体现出非常鲜明的限制战争的理念。格劳秀斯意图通过约束发动战争的主体来限制战争,其排斥人民主权的目的也在于限制战争。格劳秀斯从国际法层面立法限制战争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现代国际法中废弃战争和禁止战争思想的理论源头。     

国际法事例中的健康权保障——基于《国际法上作为人权的健康权》的分析

健康权是国际人权法及许多国家宪法所确认的一项基本人权.国家对健康权的义务已经进入了有约束力的国际法领域.国际法层面的健康权保障事例具有开创性和启发性.通过对伯吉特·托贝斯所著的<国际法上作为人权的健康权>一书中列举的健康权事例进行分析可知,健康权在一定意义上指向的是获得健康条件的权利和维持既有健康状况不被恶化的权利;健康权并不是一个只能逐渐实现的积极权利,它也具有可诉性;多种多样的非司法途径也对健康权的保障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时代中国在国际法体系演变过程中的角色认知与能力建设

当前国际法体系因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显著变化而处于深刻变革之中。中国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而进入了新时代。在当前国际法体系演变的过程中,中国扮演现有国际法体系的遵循者、公平正义国际法理念的倡导者、未来国际法体系的建构者等角色,在推动国际法体系朝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方向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中国需要加强自身学习力、影响力和领导力等方面的能力建设,从国内、区域和国际三个层次加大对未来国际法体系构建的贡献。     

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决定与国际法：应尽未尽的环保、环评、通知与协商义务

本文从防止域外环境损害义务、跨境环评义务、通知与协商义务等方面,论证这几项国际法义务的切实存在,阐释其法理基础和国际法义务的内涵与要素。本文指出,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的决定违背了其应该担当的国际法义务,对其避免、减少、控制域外环境生态损害,开展跨境环评,通知与协商义务都没有适当履行,对本国及周边国家与民众等利益密切相关方以及国际环境生态是极不负责任的。日本应该撤回错误决定,改弦更张,采取措施,回到履行其国际法义务的轨道上来。     

论国际法的效力依据

国际法的效力依据是国际法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对这个问题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拟从国家法的法律渊源这个角度对国际法的效力依据进行讨论,提出国际法效力的依据有形式的依据和内在的依据两个方面。所谓形式的依据就是指各国以明示和默示的形式达成的共识,而内在的依据就是国际社会的秩序要求和人类社会的正义要求。     

论中国宪政与公民权利的保障

中国现行宪法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宪政文明的价值取向,但仍存在着国家权力至上和过于理想化倾向,从制度的建构和对公民权利的规制上仍存在内容不完善、权利保障机制乏力、宪政理念缺失等。对此,在宪政建设和对公民权利保障过程中必须予以正视,以完善宪政对中国公民权利的保障。     

国际强行法的基本法理思考

国际强行法的出现改变了国际法体系纯粹由任意法组成的局面,使得国际法获得了“公法”属性,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公法”.国际强行法的约束力并非根源于主权同意,其法律渊源与传统国际法大相径庭.国际强行法与《联合国宪章》第103条共同促使国际法律体系出现了一定规范的等级秩序,前者在于维护所确立的法律关系之排他性,后者在于确保宪章义务之优先性.     

普通法权限中的宪法解释

普通法发源于英国,但法学体系中的宪法解释学却是在美国起源并在普通法体系中发展到最高水平的。美国的宪法司法审查实践引发了三个紧密联系的问题,即法官宣告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包括国会和州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无效是否合法,法官如何解释宪法,法官如何发挥能动性从而在审查立法行为时能做到多大程度的自我控制。通过分析可知,司法审查的合法性正在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并且目前也存在着许多解释宪法的理论、方法和方式,而对于司法能动性适合于何种情况却仍然是美国宪法辩论的中心问题。     

西方国家政党与宪政关系探析

从近代西方的立宪史来看,政党曾被作为派系斗争的工具或纯粹的市民社会组织,而为立宪实践所敌视或漠视。随着政党国家现象和政党异化现象的出现,通过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将政党纳入宪政体制之中遂成为现代西方立宪实践的潮流。从政党与宪政的逻辑关系来看,现代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政党不仅是基于公民自由结社的市民社会组织,更因其组织的准国家机构特性和党权的准公共权力性质而在宪政体制中发挥着不同于一般市民组织的宪政功能,理应获得"宪法机构"之公法地位,成为宪政规范的对象。     

中国宪法学研究方向之我见

宪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是中国宪法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在这方面我们目前的努力主要是吸收国外先进的成果,一时还难有创新。中国宪法学者首先应当关心的是中国的宪政问题,尤其是当前的宪政问题。中国宪法学者应逐步树立一种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以探询宪政发展之客观规律。     

宪法宽容精神下的少数人权利保护研究

宪法发展的历史表明,人权可能在民主的名义下遭受到严重的侵害,多数决定的民主原则本身就隐含着对少数人权利的现实危害可能性。为了使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切实享受到基本权利带来的利益,不仅要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利,也要保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践行宪法宽容的精神。现代宪法所体现的宽容精神是少数人权利保障的伦理基础,宪法文本的规定是少数人权利保障的法制前提,而少数人权利保障则是法治国家实现宽容的必然要求。     

论程序化的宪法

宪法程序是宪法实施的途径和方法 ,是使宪法有实效的最关键的问题。它包括正当程序原则、国家权力运行程序和合宪性监督程序、立宪程序等内容。其中合宪性监督程序 (又称违宪审查程序或宪法解释程序 )几乎与宪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它可以避免非程序的政治纷争中的难题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rule of law has international as well as domestic attributes, so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levels: the domestic rule of law and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Using the thinking behind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to build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s both necessary and inevitable. China should put into practice the idea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t the institutional and the governance levels, and should at the same time participate in the UN’s rule of law activities and in international rule-making, thereby extending its rule of law discourse power and influ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phere.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萌芽于20世纪40、50年代“一个中间地带”思想,雏形于60年代的“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正式形成于70年代初期。毛泽东以国家利益与主权诉求为逻辑原点,以矛盾对立统一论为哲学基石,以冷战时代背景为历史平台,以反对霸权主义为主要外交方略,形成了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作为中国外交战略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具有十分特殊的时代价值,特别是在国际伦理与正义原则、话语权与国家形象、安全机制与战略伙伴关系、相互依存与文化超越等领域形成的理念和原则,是值得我们倍加珍视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论国际惯例在我国涉外民事关系中的适用——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在国际民商事交往领域,国际惯例主要就是国际商事惯例。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是一条具有一般规定性质的冲突规范,该条以及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所指的国际惯例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法院处理涉外民事关系的准据法,据此不能得出国际惯例是我国国际私法渊源的结论。本文认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前,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国际惯例所指为何不明确;二是借公共秩序排除国际惯例的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没有对国际惯例的适用做出规定,对此,应该尽快加以修正。     

国际海运减排博弈：中国如何规避“碳陷阱”

国际海运减排是环境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从国际海运减排博弈现状入手,提出＂碳陷阱＂的概念并进行理论解析,在深入剖析国际海事组织的海运业减排约束机制及其法理性原则问题的基础上,探讨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海运减排方案及实施模式,提出中国规避海运减排＂碳陷阱＂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