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统计”考

二十世纪初,日本统计学家横山雅男说:“汉语‘统计’一词的含义,与‘合计’、‘总计’相同。”继之,他的学生沈秉诚更说:“我国‘统计’二字流传亦久,惟其义创用之于动词,如‘合计’、‘总计’等字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国统计学家吴大钧说:“我国统计肇端最早,自三代以迄有清,统计资料散见于历代官书,惟虽有统计之实,向无统计之名”。我国统计史学家卫聚贤说:“按‘统计’二字在我国有共统一起计算之义”,又说:“日人初译此名词为‘政表’、‘综计’、‘国势’,‘政算’等。至明治十四年(公元1881年)统计院成立,此名始确定。中国用‘统计’二字是自日本搬来的。”     

应当加强“地下经济”活动的统计核算

一、“地下经济”活动的概念和内容“地下经济”活动蕴含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之中,它为国民经济统计核算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核算内容。所谓“地下经济”活动是指国家各种经济社会核算以外的经济活动,具体地说,就是企业的会计核算、部门的业务核算和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不能直接“覆盖”或无法直接核算的各种经济活动。“地下经济”活动包括各种非法活动和合法活动的“非法交易”(收入),以及各种没有核算的“自产自销”活动,我国通常所说的“灰收入”则属于合法活动的“非法交易”范围(包括各种非正常的增加收入行为)。其基本特征是非法性、无记录性。“地下经济”活动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论“建筑产品价格指数”

“建筑产品价格指数”是否存在?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几乎所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志都不曾有过怀疑。我认为,要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必先弄清下面一些经济理论上的范畴和定义:(一)什么是建筑产品?建筑产品的价格及其特点是什么?关于建筑产品的定义,目前在理论界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建筑产品应该是指已完成施工过程,经竣工验收合格交付使用的建筑安装工程,是所有从事该项工程的生产、组织管理等活动的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的劳动成果(一般可以将一个竣工的单位工程作为一个建筑产品)。例如,为工业部门建造的厂房,为客运和货运部门建造的道路、铁路、机场、码头、港口,为城乡人民建造的住宅、医院、学校等。     

试论“统计信息是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

尽管研究信息的文献很多,但迄今为止,对于信息一词尚无公认一致的定义。大致有三种概念。一是广义的概念,认为“信息是人们适应客观世界并使之反作用于客观世界,同客观世界进行交换内容的名称”。二是狭义的概念,把信息定义为“经组织化加以传递的数据”。三是介于广义和狭义之间的概念(姑且把它称之为一般的信息概念),或认为“信息是事物运动状态或变化特征的反映和描述形式”。应该说,三种定义都有一定的道理和长短,但若在问题研究和讨论中,同时以三种概念作为分析的标准,则会产生许多麻烦,甚至相互混淆。为此,我们倾向于选择一般的信息概念作为本文分析的基础。     

怎样理解“不合理”回归系数？

在我国的统计分析和预测工作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多元回归方法。多元回归是研究经济现象变动间因果关系的有效方法,计量经济学也是以设置、求解和分析多元回归方程组为其基本内容的。然而,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特别是正确理解回归系数的意义,却还是有待探讨的问题。     

城镇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

 本文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中的“习惯形成”效应进行了研究。本文以家庭的食品消费微观数据作为非耐用品消费的代理变量,并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来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发现,“习惯形成”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近年来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不振及高储蓄的现象,这一效应即使在考虑了城镇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之后仍然是稳健的,并且其对消费的边际影响比“预防性动机”更为重要。不仅如此,本文还发现家庭越富有,习惯形成越强,储蓄倾向越高。     

煤矿工人“统计”的生命价值研究

 目前国内主要使用人力资本理论计算生命价值,反映了其他人事后对死者生命价值的评价。事前预防和控制灾害时,需要考虑死者事前对自己生命价值的评价。本文应用享乐价格理论,根据对四个煤矿调查得到的5875个井下工人样本,从工资决定模型中分解出死亡风险减少与愿意支付工资的定量关系,计算出井下工人事前为了减少一人死亡愿意支付的金额,即“统计”的生命价值。“统计”的生命价值可以作为评价预防和控制灾害技术经济合理性的重要依据。     

增加值“三者分配”计算方法的探讨

在国民经济核算试点工作中,我们根据全国方案和省补充方案的要求,对增加值的“三者分配”去向指标(即支付给个人、支付给国家、留给本企业或支付给其他单位);用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同时布置到各企业(单位)进行试算。第一种方法:增加值在增加值表中按企业(单位)初次分配的意向,计算“三者分配”的数值。     

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乐观

东南亚的金融风波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应被过高的估计。根据分析,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仍在9%以上。我们认为,只要做好宏观调控,根据进出口增长变动情况,及时有效地对国内总需求增长率进行相应的调整,1998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以上是完全可能的。     

能源价格上涨情景下能源消费与经济波动的综合特征

 能源定价体制的改革是我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中一项非常重要、又极其紧迫的一项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这一改革不但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效率的提高效果,更是关乎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成败和我国未来能源安全的保障状况。通过建立CGE模型,本文研究了能源价格上涨情景下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综合波动特征。主要发现如下：能源价格上涨虽然使得除进口外GDP、出口、就业等变量下降,物价水平上涨,但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能源强度并优化产业结构。就影响的大小而言,电力价格上涨的影响最大,石油和天然气次之,煤炭价格上涨的影响最小。从行业产出的变动来看,能源行业自身受能源价格上涨的负面冲击最大,其次是重工业,而农业、轻工业等所受的负面冲击最小。基于上述结论,我们认为,未来继续努力推进能源定价的市场化改革,是推进我国的节能降耗工作、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有效途径。     

“十三五”中国经济发展绩效及“十四五”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绩效良好,十三五规划设定的约束性指标全部达标,大部分预期性指标达标,GDP总量、全员劳动生产率、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等与目标值存在较小差距,而R&D强度与目标值差距较大。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了由5个维度、15个分项、49个基础指标构成的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测度结果表明:十三五时期中国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提升,创新、协调、开放发展指数显著增长,绿色、共享发展指数增长相对缓慢。进入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目标转变、高质量发展引领、新科技革命驱动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机遇,但国际环境不稳定、国内阶段性矛盾积累、自然生态因素冲击也将形成挑战。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开发经济增长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发展新经济。新格局的形成路径在于构建新的动力体系、构建新型消费体系、提升产业链体系、完善数字经济体系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陕西省“十二五”经济增长的预测研究

＂十二五＂规划在即,经济增长率及经济总量预测是制定规划目标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根据陕西省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国民经济核算历史数据,运用小波多分辨分析-ARMA和灰色GM（1,1）的预测方法,分别对陕西省2010-2015年的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总量进行了预测研究,为陕西省设定＂十二五＂经济增长的动态目标值提供基础性依据。     

中国能源消费静态依赖与动态发展——基于30个省市数据综列协整分析

本文以我国30个省市为横截单元、以1995-2005年时序数据组成综列数据,建立我国省市能源消费的综列协整模型,通过综列单位根和综列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市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和能源效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基于这一结论,揭示各省市能源消费静态依赖与动态发展特征,并给出政策建议。     

中国股市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依从关系研究

 针对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股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方法上的不足,运用非线性平滑转换回归（STR）模型刻画中国股市与经济增长的内在依从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分段特征,并在线性与非线性关系间转换。近年来,随着股市各项制度的逐渐完善,股市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开始凸显,即两者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开始逐步表现出来。然而,美国金融危机的外在冲击严重削弱了这种相互促进关系,2008年之后股市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机制又迅速回到线性关系上。     

对青岛市“十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的探析

本文探讨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定量分析方法,提出了"协调度"的量化概念,并结合青岛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模拟,确定了"协调度"的临界限.根据协调度,对青岛市"十五"期间经济社会的协调性作出了总体判断,并分7个领域进行了因素利弊分析,提出了全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努力方向,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北京市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面板协整理论和基于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北京市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面板协整检验表明北京市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进一步基于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北京市短期存在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长期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因此北京市在进行节能减排的工作时,必须考虑到能源消费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尽可能采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措施,包括利用财政税收优惠政策鼓励节能技术的研发,在政府采购时要求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采用节能技术,更关键也是更重要的是积极探索能源价格机制改革,通过价格手段促进企业真正具备节能意识,主动节约能源,提高利用效率。     

教育产出结构、资源配置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中国区域样本的实证考察

 本文以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切入点,同时考虑不同类型的教育体系（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可能对人力资本有效供给的影响,重点考察教育产出 结构、技术进步水平、产业结构变化、生产性资本和科技经费投入的资源配置情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这两类人力资本供给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由于中国人力资本供给的相对过剩和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不够,职业型人力资本供给的增长难以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增强了素质型人才的经济产出的影响力,普通高等教育的拓展对中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但由于影响力较弱,无法抵消劳动人力资本供给变化率的负向作用。因此从经济长期增长的角度出发,职业型人才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国家应该多投入一些资源用于职业教育的建设。     

协整理论和ECM模型在我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的应用

文章运用协整理论,建立了排除伪回归的长期均衡方程以及ECM模型,对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因素、劳动因素、制度因素和产业结构因素进行分析,从定量角度探寻长期和短期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制度、最优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英属和西葡属殖民地41个国家1970-2003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分析了制度、最优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验证了制度质量影响政府支出的产出效应和最优政府规模,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差异;英属殖民地由于制度质量高于西葡属殖民地,使得其最优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均高于后者,这从制度和政府规模的角度解释了殖民历史国家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本文的研究考虑了影响最优政府规模的制度因素,并用实证结果支持了诺斯提出的宗主国制度影响殖民地政策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