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云梦秦简》探讨巴蜀史上的三个问题

张仪、张若筑成都城是在秦惠文王时呢,还是秦悼武王时?李冰受命治蜀是在秦昭襄王时呢?还是孝文王时?他的官衔是蜀郡守呢,还是蜀郡太守? 这几个问题在近年出土的《云梦秦简》中可以找到答案,现分述如次:     

古蜀国有“成都、新都、广都”这“三都”吗?

《华阳国志》说:"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古蜀历史的研究者因此都认为古蜀国有"三都"。其实,这个"蜀"不能肯定就指古蜀国,当时以"蜀"字作为区域或国家名称的,除了古蜀国,还有秦汉时期的蜀郡、三国时期刘备的蜀汉国。《华阳国志》记古蜀史并无新都、广都为"都",考古发掘古蜀国之"城"亦不见新都、广都。"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当为蜀汉时期之史实。     

西汉郡守任用中的社会控制力考量

秦汉时期确立的郡县制,能否取代分封制实现皇权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就制度本身而言面临着实践的考验。在郡县制下,皇权实现对全社会的有效控制,主要是依赖于郡级地方政权所发挥的社会控制作用,其中郡守个人对社会的掌控能力至为关键。因此,西汉政府在郡守任用中,特别重视郡守在治盗贼、抑豪族、弭边患等方面的政治能力,在社会综合治理和社会治安管控方面的能力,及其在发展经济、增殖户口、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的能力。这些方面构成郡守选用、考核和处置的主要依据。西汉政府重视郡守的社会控制能力,对于统治者在各种复杂情况下妥善应对社会危机,巩固皇权统治,从而对于郡县制在真正意义上的确立起到了保障作用。     

隋唐五代时期的成都

南北朝分裂的局面,由隋朝把它统一起来了。开皇三年(公元五八三年),隋文帝取消了郡一级的行政区划,变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因为这时的州郡,数字大大增加,北周末年,县为1,124个,郡为508个,州为211个。这样一个郡只领一两个县,实际上成了多余一级的政区,所以隋文帝把它撤销了。到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又改州为郡,和秦朝的郡县制很类似。大业五年(公元609),全国共有190个郡,1,255个县。成都县仍为蜀郡的治所。     

论前蜀的兴亡

前蜀是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的地方政权,于公元九○七年在成都正式建国颁号,称大蜀。因与此后孟知祥在成都所建蜀王朝区别,史称前蜀。从建国到灭亡,前蜀王朝仅延续了十八年之久,历王建、王衍两代。综观前蜀的兴亡,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邓艾之冤与昭雪

三国时期,魏国大将邓艾于二六三年奉司马昭之命伐蜀。途中身先士卒取毡自裹滚下悬崖,为全军探险开路,使全军顺利通过阴平小路。避开剑阁天险,直捣成都,一举挥师灭蜀。为司马氏集团立了大功,理应受到进一步重用,不料却惨遭杀身之祸。司马炎说他是“矜功失节,实应大辟。”史家也认为:“邓艾骄傲自恃,专断独行”。我觉得这样看待邓艾不公平,即以当时封建法律衡量,他也未触刑律,所以罹杀身抄家之祸,完全是遭了诬陷。     

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从杜甫两川诗看杜甫在蜀的情绪

杜甫自肃宗乾元二年(759)十二月入蜀,便开始了他“五年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的生活.杜甫在川西和川北的生活,是杜甫一生中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他有过一段短暂的平静生活,有过漂泊的日子,有过为求生存而与官吏们虚以应酬、俯仰沉浮的酸辛.有过为报知遇之恩而再历官场的生涯.在此期间,他经历了四川军阀段子璋、徐知道的叛乱,以及吐蕃对蜀的入侵骚扰,这一切都使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影响着诗人对生活的反思和创作.本文试就杜甫在四川的主要情绪,涉笔下列三个问题:对杜甫在蜀情绪的基本认识;杜甫情绪的变化;杜甫两川诗风与其情绪的关系.     

论韦皋与佛教

韦皋是唐朝中期的名将,官至剑南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在蜀期间,他崇奉和提倡佛教,编造初生满月时"胡僧"预言故事;归心南宗禅道,结交禅宗、华严等宗名僧;助弘律部东塔宗律疏,宣扬鹦鹉念佛和净土观念;雕造嘉州凌云寺大弥勒佛石像、成都大慈寺普贤菩萨像,在成都新建宝历寺。韦皋崇奉和提倡佛教,促进了中国佛教诸宗派的发展,推动了佛教在四川地区的传播和兴盛,有利于四川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研究韦皋与佛教,为我们观察当时的佛教与社会提供了极好范例。     

贾谊 晁错 桑宏羊

秦始皇变分封制为郡县制,统一了全中国,是法家路线的伟大胜利。西汉初年,法家路线依然是反对当时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封建中央集权郡县制的进步旗帜。汉高帝刘邦起义两三年就重新统一全国,依靠的是法家路线。汉初,中央政权基本上是崇尚法家的。贾谊、晃错、桑宏羊就是当时法家路线的代表人物。     

贾谊 晁错 桑宏羊

秦始皇变分封制为郡县制,统一了全中国,是法家路线的伟大胜利。西汉初年,法家路线依然是反对当时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封建中央集权郡县制的进步旗帜。汉高帝刘邦起义两三年就重新统一全国,依靠的是法家路线。汉初,中央政权基本上     

成都的“清明上河图”——从薛田《成都书事百韵》看北宋成都的繁盛

北宋薛田,主要活动于真宗、仁宗朝,曾任益州转运使,后继任蜀守。除了创设官营"交子务"外,其在文化史上的重大贡献,就是留下了表现宋初成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史诗"——《成都书事百韵》。此诗犹如宋初成都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以雄健的笔力、巨大的篇幅、一韵到底的排律体制、充沛的情感以及多姿多彩的艺术表现力,勾勒出当时成都自然山水、园林果木、游乐休闲、艺文乐舞、历史文化以及民情风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视为彼时成都的《清明上河图》,是对当时成都高度繁盛的生动写照。     

成都对杜甫的接纳与成都对杜甫的改变

被杜甫喻为“宇宙蜀城偏”的成都,在杜甫走投无路时,接纳了他。杜甫没有想到,这座城市的官员、亲旧、邻里甚至僧寺不仅敞开胸怀接纳了他,而且在悄无声息中改变了他的审美情趣、诗歌风格、生活方式与诗学独照。杜甫一生流离颠沛,只有在成都,才得到难得的喘息。诚如仇兆鳌所言“盖多年匍匐,至此始得少休”。这成都的“少休”,竟成就了杜甫与成都的一段经典“传奇”,在中国诗歌史和文化史上注定要永放异彩。     

论秦征服古蜀与“成都”得名

关于"成都"的得名有许多见解,体现得更多的是浓厚的古蜀文化人文情愫而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之后,这个名称是由征服者所取,它的意义更主要是体现在军事上。作为征服者的秦国在统一文字的过程中灭亡了蜀文字,他们为新设立的"县"和新建立的"城"取名"成都",这个名称就一定没有古蜀文化的因素而只有中原文化的因素。秦国占领蜀和巴的主要目的是从军事战略考虑的,由"丁"和"戈"组成的"成"字体现的是军事意义,这是秦文化也是中原文化,是征服者的心理满足。     

《监北江堋守史碑》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

2005年出土的《监北江堋守史碑》记载:公元198年冬,新任蜀郡太守高躬安排冬修,由都水掾史"任锸"和"履历平司",两个守史现场主持,十日完成。可见当时都江堰习称"北江堋",且有基层专管干部"堋吏"。此碑与众多石像原在庙中,可能910年8月(五代前蜀时)大洪水将其冲毁。     

《华阳国志》简论

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志。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一部重要的史籍。 (一) 《华阳国志》在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地位常璩,字道将,出生于蜀郡江原县(治今四川崇庆县)的一个世家大族。灌县旧志谓常道将废宅在治南三十里,即今灌县太平公社一带,或有所本。其生卒年代无可考,生平事迹史书记载也很少。只知他少好学,后在成汉李势时曾任散骑常侍,掌著作,孙盛称之为“蜀史”。这个职务给了他接触大量文献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方便,为完成《华阳国志》等著     

试论扬雄的美学观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他是西汉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在他的《法言》等著作中,发表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文学主张。从这些见解中可清楚地窥见作者的美学思想。无论从批评史和美学史角度看,扬雄的文学理论及其美学思想自有其不朽的价值,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对扬雄的美学观提出初步的看法,以期引起同道者的深入讨论。     

诸葛亮隐居处考析

<正> 关于诸葛亮隐居处素来有两说:一是襄阳隆中;一是南阳卧龙岗。前者的根据是“隆中对策”,后者的根据是“躬耕于南阳”。前说虽是而流于偏激,后说武断而不符史事。《蜀记》云:晋永兴中,镇南将军襄阳郡守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令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晋隔三国年事不远,隆中诸葛故宅尚存,襄阳郡守刘弘得以观亮故宅,当不是妄说。     

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考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章武二年冬十月,先主诏丞相亮"营南北郊于成都".本文首次认为它包括北郊蜀宫扩建、九里堤水利工程、南郊修建惠陵及原庙(昭烈庙)工程.     

“中房”独树“蜀风”情

被人们昵称为“成都造”的蜀风花园城，在中房集团成都总公司的精心呵护与社会各界的关爱下，正在成都西部崛起。 蜀风花园城位於成都西二环路和西三环路之间的锦西居住区，东、西、南三面环绕著条条通衢大道，北面，摸底河静静淌过，规划的２８０亩的大型体育公园和城市级绿化带与蜀风花园共同构成了城西一道无比亮丽的风景。 融汇成都古文化名城人文风格的川西民居蜀风花园城，采用扩大的传统院落主间尺度建立“邻里——院落——居住区”的生活空间模式，兼有高低错落的单元形成丰富的空间变化。设计适当的院落规模，使街坊邻居彼此不再陌…     

钟会反司马氏考论

魏景元年间,钟会、邓艾率兵分路伐蜀。邓艾灭蜀后不久因钟会等上书被收捕。钟会到成都后起兵反司马氏,但迅速失败。钟会走上反司马氏之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司马昭周围有部分重要人士不信任甚至反对他,他也明白终不能真正得到司马昭信任,且功多之后对司马昭忧惧之心转盛,而其在蜀灭、邓艾被擒后重兵在握时又不甘心再受迫于司马昭。钟会举事若选择其他更适当时机——比如在邓艾入阴平、诸葛绪槛车征还后,即遣人联络姜维而举事——这样成功可能性会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