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世家》与西周王年

历代研究西周王年者,无不重视《史记·鲁世家》的有关记载.这是因为《鲁世家》将西周一代鲁公的在位年数都一一记下,大体完整.但由于《史记》本身的脱误及后代有关文字与《鲁世家》不尽一致,竟引出没完没了的文字纠葛,西周一代的王年就成了越理越乱的麻团.     

武王克商与周初年代的再探索

周武王克商之年,至今还是西周历史上一个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由于《史记》中《周本纪》及各国世家都只有共和元年以下各王年数,武王克商之年及西周共和以前诸王的在位年数都付之缺如。因此,这个关键问题就很难解决。自汉刘歆以来直到今天,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在国内外史学界有二十余种说法,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以刘歆的《世经》(见《汉书·律历志》)为主;一派以古本《竹书纪年》为主。然而,由于根据薄弱,推     

春秋早期周王室王位世系变局考异——兼说清华简《系年》“周无王九年”

清华简《系年》所记西周末春秋初年周王朝王位继承的世系、年数,不仅与《史记·周本纪》等传世文献不同,而且也与古本《竹书纪年》也不尽相同.依清华简《系年》所说,周幽王死后“邦君诸正”在虢立周幽王之弟余臣为携王,携王二十一年为晋文侯所杀,之后又经过“无王九年”的时期,晋文侯才迎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之后才东迁到成周洛邑.《系年》虽不合《周本纪》等文献的记载,但和《左传》甚至与束皙所见古本《竹书纪年》的说法相合,其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昭王在位年数考

昭王在位年数考张闻玉贵州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西周初期各王在位年数：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穆王五十五年，均于史籍彝铭有征。《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武王克商后在位二年也于史有据。唯昭王在位年数，多有异说。今愿献一得之愚，就昭王...     

再论周昭王在位年数——兼与张闻玉同志商榷

西周昭王在位年数,史书失载。《帝王世纪》:“昭王在位五十一年”是据刘歆《世经》所加大的鲁公年数而推的,与史实不合。新城新藏在《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据《晋书·束皙传》:“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的记载,与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六年、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四王合计共七十六年的年数相比较,正差二十四年,于是定昭王在位年数为二十四年。这一加减法所依据的“百年”数字出处不明,且有解说上的伸缩性,故拼凑的这个“二十四年”,实难成立。只有晋太康二年汲郡魏襄王墓出土的《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九年,为秦火前的记录,     

十三年爯壶断代新考

十三年爯壶于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该窖藏内虽有共王时期的标准器——墙盘,但此壶的断代仍争议很大,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共王、懿王时期说;懿王、孝王时期说;孝王、夷王时期说。时间跨度过大。先前学者多只注重断代中纹饰、铭文书体及西周中、晚期各王在位年数等要素的一种或是几种,由于角度单一,所得结论不免有所偏颇。本文综合考虑该器的形制、纹饰、铭文书体和内容,并对西周中、晚期各王在位年数进行讨论,从多角度重新审视该壶的时代归属,认为此壶当为西周晚期偏早厉王时期之器。     

武王在位年数考──兼说文王受命及武王是否改元

考定武王在位的年数,是断定西周年代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而恰是在此关键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也最分歧。即据徐锡祺《新编中国三千五百年历日检索表》所附《西周各王在位年数对照资料》所列,就有2年说（刘启益、张汝舟）、三年说（丁山、陈梦家、叶慈、章鸿别、马承源、周法高、荣孟源及［日］新城新藏）、4年说（劳干）、5年说（黎东方）、6年说（［日〕水野清一）、7年说（吴其昌、董作宾）及17年说（汤有恩）。另外,还有12年说（张闻玉）①、14年说（夏含夷）等。各家之观点,无疑都应该是根据古文献的记载而得出的。所据信的文…     

鲁国纪年与西周王年通考

中国历史纪年可由《史记.鲁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所见的鲁国纪年上溯到西周初年。推求西周王年,现存鲁国纪年仍是最基本、最可靠的参照系统。以鲁国纪年与西周王年贯通考证,可为西周史及鲁国史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具体而可信的年代框架。     

西周金文历谱述略（上篇）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实证法,重考古书记载的西周总年数以及相关问题,并根据《中国先秦史历表》对有关历日进行验证,确定周武王克商的年代是前1111年。又通过查历谱结合金文断代来考定年代的方法,确定西周各王王年,从而构建出一个新的西周金文历谱。     

西周金文历谱述略（下篇）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实证法，重考古书记载的西周总年数以及相关问题，并根据《中国先秦史历表》对有关历日进行验证，确定周武王克商的年代是前1111年。又通过查历谱结合金文断代来考定年代的方法，确定西周各王王年，从而构建出一个新的西周金文历谱。     

新标公历《竹书纪年》年表——为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八个年代基点

新标公历《竹书纪年》年表是起自黄帝的夏商周历代君主在位年表。本年表一列公历纪年,二列君主,三列干支纪年,四列君主在位年数,五列与断代有关的事例,六列与本年表对应的鞠德源（董作宾）的三代年表（录自《万年历谱》之《中国历代纪元谱》,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西周雇工盛行及其原因

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一书的《改版书后》说:“西周的土地所有形态”是“土地国有制”。这一论断非常正确。《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四句可译为:“全国土地,无不是西周国王的土地。直到领土的海滨,无不受西周国王管辖。”西周国王是西周国家的代表,也就是西周统治者的代表。因此,西周土地为西周国家所有,被西周统治者占有,西周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西周的这种土地制决定着西周的公田和私田均为西周国家所有、被西周统治者占有。     

从青铜器铭文看西周的战争

根据文献记载,除建国之初武王伐纣和成王初年的东征平叛以外,西周的对外战争并不多。例如《史记·周本纪》所记,唯昭王“南巡狩不返”,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申侯与缯、西夷犬戎攻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一代的战事,仅此而已。当然,其它古籍也还有一些零星的记载越出《史记》的范围,不过总的看来战争不多,规模也不大。但从青铜器铭文看,西周某些时期战争极为频繁,其规模之大和战争的激烈程度也令人瞩目。因此,要讲西周的战争,必须利用这批最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对文献记载加以印证、补充和斠正。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对西周的战争作全面研究,仅择其荦荦大者作扼要的阐述并就教于方家。     

眉县新出青铜器与西周王室世系、年代学及相关问题

2 0 0 3年 1月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了 2 7件氏铜器 ,其铭文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按铜器铭文内容与器形 ,可分为 3组 8篇 ,并应与 1985年在杨家村发现的另一组青铜器做综合考察。这些资料叙述了单氏家族 8代世系与西周王朝 12代世系的对应关系及相关史事 ,其中的 12位周王与《史记·周本纪》所述西周王室 12位列王的次序与称名完全一致 ,将 1976年出土的史墙盘所未列的西周王室后半世系全部补上 ,从出土文献的角度第一次全面印证了《史记·周本纪》等书面文献的可靠性。同时 ,还为西周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依据 ,证明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列“西周年表”的基本框架可以成立。另外 ,还有助于我们对西周历史文化有关问题的辨误。     

论西周中期至晚期初金文的组合

国家“九五”期间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在西周共和以前列王年代的研究方面，以西周金文历谱作为重要依据之一，经过多位学者协作，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最近王世民等先生的专题研究报告《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出版①，使历谱工作的基础更为可靠。本文着重对西周中期以及晚期初金文的组合问题进行讨论，主要根据两条原则：（一）依靠《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以下简称《分期》）的考古学类型学标准；（二）着重金文内部人、地、事的客观联系。一、恭王部分　　　　我们先由恭王下推。学者前此对金文系联的研究，在穆、…     

西周年代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国家级研究项目正式启动,其意义十分重大.既有振奋民族精神的政治意义,又有追溯华夏文明源头的学术意义.它的启动,将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诸学科的综合研究带动起来,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西周年代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没有西周年代,就谈不到夏商.断代工程对西周年代有着特殊的要求,必须提出准确的纪年.即武王克商的绝对年代,西周十三王(含共和行政)的在位年数与年代,都必须明确,不容含糊.     

雇工和劳动地租是西周统治者的主要剥削方式——兼评郭沫若同志的战国封建论

(一) 西周的田,分为公田和私田两种。《诗经·小雅·大田》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周公田和私田的所有权都掌握在西周统治者的手里。     

郭沫若先生“管子集校叙錄”之商榷

管子一書,汉書藝文志列道家,隋書經籍志列法家,然通核全書,雖言道法為多,而實亦兼載兵家、縱横家、儒家、陰陽家、農家之言,蓋後之治管氏之學者掇拾成書,典雜家為近,故漢志孝經有弟子職,儒家有內業,今列管子書中,是其證也。傅子謂“管仲之書,過半便是後之好事者所加,以     

东越“草昧蒙翳”辨

东越“草昧蒙翳”辨胡牧一东越之名始见于《逸周书·王会解》“东越海蛤，巨人蝉蛇，……于越，姑妹珍……”的记载，据此，西周之初便已有了作为方国的东越存在。而《史记》有《东越列传》的篇名记载战国至秦汉间东匝与闽越之史事。《汉书吴王濞传》记吴王谋叛时，“南使...     

从清华简《芮良夫毖》看“毖”诗及其体式特点

清华简《芮良夫毖》与《诗经·大雅》作品相仿,考察其篇名“毖”字的字源本义及其在《诗经》《尚书》《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清华简·耆夜》等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毖”应是西周儆戒类诗的统称;西周重视谏戒的政治文化思想是孕育并产生“毖”诗的土壤,“毖”诗是应西周祭祀礼仪和谏戒制度之需,不断被创作出来的。“毖”诗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与充满批判意识的政治怨刺诗不同。《诗经》中有不少类似主题的诗歌,当属于“毖”诗范畴。长于说理,多用赋的表现手法,形式上有明确的创作对象以及使用套语、格式化语言,是“毖”诗体式的三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