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江工委和三肇地区群众抗日斗争

中共龙江工作委员会(也称三肇地区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2月,在领导三肇地区群众抗日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北满省委曾指出：“肇县委曾在群众中起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和实际作用,特别在配合游击运动方面更是起着显著的作用。”龙江工委的成立1939年初,在松花江下游的北满抗联各主力部队相继转入松嫩地区。在新的形势下,中共北满省委提出了深入敌人腹地,广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深入农村,积极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将抗日游击运动与民众运动配合起来,争取局部形势高涨的新方针。决定派人     

三肇烽火(四)

四、支队进村1940年8月21日，第三法军指挥部根据北满省委决定，命令十二支队越青纱帐起之机赴“三江”平原开展灵活机动的武装个争．支队长戴洪滨富有军事才能．曾任过抗联第六军军长．支队政治委员许亨值（鲜族人）原是第三法军总参谋长，左眼球切除后，经常戴到国镜．两人接到命令后，在徐泽民引导下，率74人从铁力县南山出发，法经庆安、绥化和呼兰等地奔赴“三肇”地区。在行军途中，战士们身背粮食和枪弹，跋山涉水神速前进．一住到处散发抗日传单．走到绥化县境时，天就下起而来，只好到就近的小屯休息．第二天早晨急忙去永安村找个…     

三肇烽火(三)

三、建立密室徐泽民和刘海、高云峰进山，在根据地办公室休息两天就见到了许亨植和冯仲云。许、冯先让徐泽民他们阅读和研究一下有关文献及人民开放读本等书籍，然后和他们共同讨论了“三肇”游击战术和游击任务。当时按照军政机构改编的原则，省委任命徐泽民为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兼“三肇”地区工作员，在龙江工委领导下，从事助理员工作。徐泽民在山里讨论完“三肇”地区平原游击计划之后，便和工作员徐长海、杨宏杰及刘海、高云峰、李德玉、袁在义返回肇州，同时还携带一封领导交给龙江工委的秘密信件。徐泽民来到西土城屯时，张文廉不…     

试析西安事变中国共两党提出的和平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许多政治派系纷纷对事变的善后及中国的未来走势发表见解,如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中共的“和平解决方案”、南京亲英美派的“和平解决措施”、南京亲日派的“武力讨伐”、李宗仁的“五点主张”、阎锡山的“把蒋介石送至太原”等等,同时,美英日等国也在伺机而动,以图左右中国时局的发展.从整个事变过程看,以中共的和平解决方案和国民党亲英美派的和平解决措施对事变的结局构成直接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分析国共两党的两种内涵有别的和平主张着手,探析它们对事变的善后解决所起的作用,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中共和平方案为主体内容,在国民党亲英美派的一些具体实施方法辅助下而实现的,两种和平主张的合力作用,是事变得以结束的关键.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从一元独霸到多元纷呈

大众文化理论肇源于西欧，雏形见于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利维斯派”的文学研究，成形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20世纪50年代末兴起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和其后的后现代主义诸派文化理论丰富和开拓了当代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实践，继而影响世界，使文化研究和大众文化批评迅速普及于许多国家，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成为当前世界上最活跃的理论领域。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带有鲜明文化革命色彩的传统批判理论曾盛极一时，是伯明翰学派与后现代主义诸家为大众文化批评带来的反拨和突破使其步入了多元共存的文化“后革命”时代。     

在神化与人化之间徘徊──试论现代派文学中的传奇现象

N．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一书中认为，文学发展史也就是不同的“神话结构和原型象征模式”递次变换的历史，可概括为三种模式；原生神话模式、传奇模式、写实模式。后两种模式都是前者的“置换变形”．弗莱指出在三种模式进行“置换”后，文学又重新回到它的起点，现代派文学实际上就是“现代神话”。[1]弗莱的观点在现代派文学研究领域处于显著的地位，“现代神话”几乎已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说法。毫无疑问，现代派文学中存在着一种新的神话模式，但当我们对整个现代派文学进行俯瞰后，会发现弗莱所说的“传奇模式”、“写实模式”同样是…     

《论语·先进》“小子”到底指谁——兼与陆忠发先生商榷

本文就《论语．先进》中“小子”具体指谁进行了讨论,首先从内证和外证两个方面证明“小子”并非“对地位极高的人的称呼”：其次又具体讨论了“攻”在本句中的含义,认为“攻”是“责让”的意思,是口诛笔伐。而不是动用军队讨伐;最后又联系史实、旧注得出结论,《论语·先进》中“小子”指孔子的弟子,而不是指鲁哀公。     

农民的行动逻辑：社会理性抑或经济理性——关于“小农理性”争议的回顾与评析

有关传统小农具有何种理性的争论,存在两派对立的观点,即传统农民是社会理性还是经济理性。这两派观点分别持“实体经济学”与“形式经济学”的立场．在各自的形成中涌现了一系列的代表性人物和著作。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两派的对立争论之外,也不乏出现调和的“第三条道路”．认为现实中的小农是两种理性的综合体。重新梳理、反思这一经典小农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构建本土方法论以及对当下中国“三农”问题的启示。     

辩证派、形式派“平分秋色”？──兼答复马佩教授

辩证派、形式派“平分秋色”？──兼答复马佩教授（香港）黄展骥１．“同一律”的两种解释婴儿诞生，被命名为“陈”。前此他在母亲腹中是否“陈”呢？词义乃约定俗成，我们都习惯认他为“陈”。当精子与卵子未结合时，我们都认“陈”并未存在。那么“陈”在什么时候开始...     

《夏汉字典》的编撰、四角号码分类和输入电脑问题

一、《夏汉字典》的编撰1972年元月．周总理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见到西夏文文献时问道：“现在懂西夏文的有几人？”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回答：“仅有一、二老人了。”总理当即指示：“一定要培养人学这种文字，绝不能让它失传。”根据总理指示，王局长接见宁夏文化代表团时指出：“你们宁夏是西夏的故地，一定要指定专人研究西夏文字和历史。”当得知无人愿教时，王说：“北京罗福颐先生在湖北干校．你们派人来，我们可以把他调回教你们。”之后，宁夏文教局对发掘西夏陵墓、研究西夏文史，作出了全面部署．拟派我赴京师事罗福颐先生，专…     

冯维津命题与近代俄国知识分子的觉醒

从冯维津的“俄国与西方”命题到“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大辩论，俄国发展道路问题成为年轻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思考的首要问题。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争，在俄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巨大的开创性的意义，它标志着具有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并且由此产生了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中“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两大传统，而这两大思想传统酝酿和造就了未来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自由主义”流派和“激进主义一社会主义”流派。它左右着俄国和前苏联的现代化进程，并且影响至今。     

中国现代思想界第二次分裂——瞿秋白对胡适文化思想的扬弃

一、“第二次分裂”的由来1 中国现代思想界第一次分裂　这主要是指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人代表的新文化派与保守的传统的国故派林琴南、杜亚泉、章士钊等人的分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作战的产物 ,无产阶级要依靠民众 ,资产阶级也要打着民众的牌子 ,反对共同的敌人———封建主义。因此 ,思想界第一次分裂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的分裂。由于新文化运动内部存在必然分裂的种子 ,留下了新文化运动后的一个变种 ,即“非驴非马”的“新文学”。1931年 6月 ,瞿秋白写《学阀万岁 !》 ,将…     

西方文化思潮的百年流变──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从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文化领域虽然呈现出各种思潮此起彼伏、纷繁多变的复杂景象，但是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演进．本文试图对这百年流变历程作一简略的述评。（一）当我们探寻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源头时，必然要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在反对封建专制和神学统治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结成了同盟，“理性”和“自由”成为这个统一战线的两面思想旗帜．这时．科学对人发出“诗意的微笑”．这是科学与人文的蜜月时期。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战胜了共同敌人之后，二者的联盟开始破裂了。工业时代…     

木马的原理与简单实现

用电脑的人最怕的两个词恐怕就是“病毒”和“木马”，从历史渊源上分析，病毒来自于生物学，而木马则来自于战争。传说特洛依人和希腊人战争中，希腊人把战士藏在木马中后，佯装败退，并派人劝说特洛依城的国王把“战利品”拖入城中，但是特洛依人并没有想到对手会在木马中隐藏着全副武装的希腊战士，结果输掉了持续长达10年的战争。     

僧肇的“中道”观辨析——读《肇论·不真空论》

僧肇的思想以般若为中心,他关于般若“空观”的著名论题是“不真空”。历年来,学界对这个论题译解或取义“不真故空”,或取义“不真即空”,两种解释终归一流,不真等于空。我以为这种解释尚未切到实处。僧肇自称     

解读自我──从“批判”、“反思”和“忏悔”说开去

当我们探讨西方人和中国人不同的“国民性格”的时候，有三个词是应当予以关注的，那就是“批判”、“反思”和“忏悔”。正是对这几个词的不同诠释或不同态度，使得两种文化及其不同历史影响之间的差异表现得十分突出了。一 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批判”这个词是完全不陌生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词的使用频率无疑是最高的。当时有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对一度还写进了宪法）。其实，这“四大”归根到底是“一大”：大批判。在那个年月，几乎人人都在进行批判：批判阶级敌人，批判牛鬼蛇神，批判封…     

“从浩无涯涘的篞笞蚰氐纳皆馈暴ぉぢ邸靶率执苯讨械摹妒丛臁泛汀吨泄率

《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是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中的两个重要刊物．围绕这两个杂志形成了一个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中国新诗”派或“九叶诗派”．通过对这两个杂志的细读分析，作者认为，这两个刊物无论在理论倡导、诗歌译介及诗歌创作上，都体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取向。他们反思象征主义“浪漫感伤”和“脱离现实”等弊病，广泛借鉴里尔克、艾略特、奥顿等现代主义诗风：“从浩无涯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狱”，追求“雕塑般的凝静致远”，从而表现出中国新诗“坚定的成熟期的反映”。《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取向代表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和方向。     

早于桐城“六尺巷”的李锦袭

桐城“六尺巷”故事，典出自清朝张英，虽是高官．还颇有气度，懂得谦让。据清《桐城县志略》：“张英．字敦复、乐园、溢文端．安徽桐城人．清康熙文华殿大学士。”张文端公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氏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诗，遂撤让三尺。吴氏闻之感其义．亦退让三尺，遂成六尺之巷。”“六尺巷”今为桐城古迹。现城西后街，巷内竖有两米见方巨石，上镌有“六尺巷”三字。近年见诸报刊，也有作郑板桥，或何绍基、曾国藩和纪晓岚诸人。此等记述…     

论梁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

中国小说功用观由传统的消闲“小道”转变为现代的“启蒙”与“救亡”的“大道”，粱启超是功不可没的第一人。粱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体现在两点，一是阐发了“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二是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其小说功用观内蕴“势力”与“效力”两个范畴，“势力”是梁启超从小说之体出发，发现小说具有作用于人心的潜在力量，它具体表现为小说具有“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种文体功能和“熏浸刺提”四种力。“效力”特指小说“势力”作用于“社会心理”而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国民思想、性格、信仰、精神等，也包括社会道德、风俗、民族心理等等。     

论法国“新批评”派与“旧批评”派的作者观

20世纪60年代法国文论界发生了一场新旧两种批评观之间的理论论争，焦点在于两者持不同的作者观，在于是否承认作者或某一种单一的外在因素为作品意义的决定者。以罗兰·巴特为代表的“新批评”派认为应该取消作者的权威，并对“旧批评”派的非难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击。尽管“新批评”派也失之片面．但对于已经僵化、走入死角的“旧批评”，他们坚持“去中心”，反对意义的凝固化，坚持用探索的眼光来重新衡量文学，给法国文论界注入了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