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之“礼”思想探微

纪昀在继承儒家传统"礼"的基础上,主张人的世界是一个由"礼"构建的世界,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有"礼",表现在人身上就成了一种遵循礼法的德行,人与人之间圣凡之别都是由"礼"之道德评价来赋予。     

观念与制度:宦官的异姓嗣子问题

中国古代存在为嗣和不为嗣两类养子,人们分别称之为嗣子和义子。养子有来自于同宗和异姓之分,古代的礼、法都禁止士人以异姓养子为嗣,但这些规定却不适用于宦官。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与宦官在士人心目中的卑贱观念有关。可与之相参照的两个观念是“礼不下庶人”和“华夷异类”。     

“礼”的文化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传统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国现代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力思想保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是一个思想内涵深刻的概念。在儒家的视界中,礼限定着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性质;礼为人之本质,同时又是一种道德修养途径;通过礼,人们寻得内心的“仁”;礼还是一种制度,规范家庭和社会关系;它在价值层面是先王之道、诸侯治国之道,值得今人借鉴。     

楚美术的色彩取向与色彩观念

楚美术色彩观既不同于以正德正色为标准的合"礼"、合"度"的儒家色彩观,也与道家所标举的以黑白素淡为特征,以"虚"、"无"、"空"为旨归的本体论色彩观大相径庭。楚美术色彩观念的形成是春秋战国时期普遍流行的"五色"审美观"楚化"的结果,它对中国传统美术设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传统“礼”与当代社会和谐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笔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礼"在建设当代和谐社会中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可惜近代以来,"礼"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却越来越被人们忽视,由于"礼"的缺失造成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现在需要我们对"礼"进行重新认识,需要我们创建符合时代特征的现代礼仪规范.在这个创建过程当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有其地位,只要我们能够对传统"礼"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它体现时代性,就可以使之为当代和谐文化特别是礼仪文化的发展发挥作用.传统"礼"的当代意义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讨论.     

“養子縁組”与日本的家业传承

为了使家名永传,家业后继有人,養子縁組在日本家业传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养子在日本很常见,主要有养子和婿养子等形式,日本近代史上许多名人都是养子。養子縁組使日本的家得以延续,同时对年轻人来说也是成才的一条特殊道路。通过对養子縁組现象的剖析,探讨日本家业传承模式中的人才观及其近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重要作用。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局与礼法之争

在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和"法治"是两种不同的学术和政治思潮,两者何为主从构成了儒法的分水岭.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礼、法并无质的不同,但"法"地位的上升及得到传统"礼治"社会的认可,极大改变了人们"循礼不化"的传统.在战国时期除旧布新的改革进程中,"法"以强有力的规定性发挥了巨大效用,但"法"始终未能完全取代"礼","礼"、"法"仍然各自有着自己的适用空间,而且等级之礼在社会阶层经历了巨大的变动以后,通过法的强制性制约得到进一步巩固.     

朱熹的礼治思想

朱熹的礼治思想正是"后王安石时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理念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1)德礼先于政刑又不废政刑的为政原则论;2)严正而不失温情、强调君礼臣忠的君臣关系论;3)主张"与民同乐"、"以民为本"的君民关系论。总而言之,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突出,要义有三:第一,祭祖制度.《家礼》祭至高祖的四时祭法以及冬至、立春、季秋三祭的规定,与程颐的观点一致.《家礼》大宗与小宗的祭祀秩序及宗族结构,与《礼记》别子宗法类似.第二,宗子之法."大夫不夺宗"可为《家礼》坚持选立嫡长子的宗子法提供理论支撑.受科举制影响,张载、程颐认为选立宗子更应偏重贤能、仕宦,并以"诸侯夺宗,圣庶夺嫡"作为礼制依据.宗子法的不同是其他人与《家礼》设想的宗族稳定社会秩序的不同作用方式的体现.第三,支子的祭祀权利.以王懋竑《家礼考误》为线索,《家礼》比《礼记》在重宗的前提下扩大了支子在代数、场所两个方面的祭祀权利.     

礼俗与统俗：中国古代礼对俗的文化诉求

俗先于礼,礼源自俗,礼、俗同质,俗被整合、提高后,上升为礼制。礼的政治化导致了中国古代礼俗的特点是礼高于俗,以礼化俗,最后是以礼统俗,实现了大传统的礼对小传统的俗的规约和整合,从而在各方面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形成不同于西方独特的礼俗社会。礼对俗的价值范导,有助于我们发掘传统礼文化中的精髓要义,使其在合乎国情、世情的基础上,引领、规约小传统的健康、有序发展,推进社会的和谐进程。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论夏商周“乐”重于“礼”及其现实意义

辨析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理论意义,须从文化根源上厘清"美"在文化源头和发展轨迹中的重要地位。甲骨文的"文"就是审美,"文"和"化"合起来,就是"审美教育";礼乐文化初期不是礼先于乐,礼孕育乐,而是恰恰相反;在夏商周三代,主持教育的大司乐必须通晓音律。其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中,乐教的分量是礼教决不能与之相比拟的。"乐"重于"礼"特点在古籍文献中也有丰富的佐证……三代美育显要地位和作用说明,重视美育是中国文化源头的特色;加强和提升美育地位是坚持中国文化特色的需要。     

儒家礼教论——论"仁"、"人性"、"文"和"礼"的关系

作为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礼"是先秦儒家教育理论及其实践的核心范畴。儒家的教育理论是完全依靠"礼"如何与其他范畴互相关联而形成发展的。尤其是孔子、孟子和荀子所提出的"仁"、"人性"和"文"等范畴对体现出"礼"的教育内涵是不可缺少的。"仁"只有通过"礼"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人性"也依靠"礼"的内化过程而能够获得真正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礼"是文明化了的传统中分化、发展下来的一切标准,"礼教"是以"博文"与"约礼"为主要内容而培养君子的先秦儒家的教育传统。     

日本律令时代的身份秩序

日本进入律令时代(7世纪中期至10世纪)以后,根据天皇的统治与"教化"所及与否,设定了化内化外身份秩序。在化内身份内,按"礼的秩序"建立了良贱身份秩序,其中良民包括在"礼的秩序"之内,贱民则被排斥在"礼的秩序"之外。在良贱身份秩序中,通过调整旧有的氏姓身份秩序,不断完善了良民身份内部等级的划分。     

《左传》、《礼记》“礼制”合异考

"春秋三传"惟《左传》最善于"礼"。《左传》中记录了大量行于春秋时期的礼制实例,故前人研究先秦礼制,多将其与礼书互证。《礼记》作为"三礼"之一,亦包含了纷繁复杂的先秦礼制。通过对《左传》与《礼记》中"礼制"的合异探析及举例论证,可以帮助我们明确哪些礼制是属于春秋时期或更早之前的周礼,哪些又是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的"变礼",甚至于是后儒"整齐划一""增饰附益"的理想礼制。     

应制诗对五言诗律化的影响——以平仄和句数为观照中心

"永明体"诗人沈约、谢和王融五言应制诗中,有合律联的诗歌总数占其五言诗总数的半数以上,尽管其合律联数与总联数相较比例较小,但他们为五言诗的律化开了一个好头.梁时庾肩吾合律联诗歌数量及合律联总数两项都大大超过"永明体"诗人.初唐从上官仪、杜审言到"沈宋",所有的五言应制诗都有合平仄律的联,合律联的比例也在逐渐递升,而有"失粘""失对"现象的不合律诗数在不断下降,这表明诗歌律化程度的加强.从"永明体"诗人到"沈宋",五言四韵诗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其中应制诗中四韵诗的比例要高于普通五言诗中四韵句式的比例,这表明应制诗在四韵句式凝定为五律正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汉魏六朝礼与佛教的中国化

礼不是儒家的独创,而是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和根本特征。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与传统礼法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与融合。“违礼损化”成为反对方攻击佛教的首要理由。佛教学者通过援礼入佛,以礼护法,在佛教哲学、伦理思想、宗教说教、戒律仪规等方面对印度佛教加以变革,不惜改变原始教义来弥合佛教与传统礼教的差异,体现出对“礼”的依附与调和。在这个意义上,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也即礼制化的过程。     

对先秦儒家"礼别华夷"的解读

先秦儒家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区分"我者"与"他者",用"夏礼"则夏视之,用"夷礼"则夷视之,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秦儒家认为人之天性与禽兽没有本质差别,全赖圣人教之以礼方得以为人."礼别人禽",以夫妇之礼作为人与禽兽的起码分界,不论华夷、有违反最起码的夫妇之礼的行为者,即视为禽兽之行.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仪的外在形式,把是否遵循"夏礼"的礼仪形式作为别华夷的最起码的标准,不仅如此,在是否践行"礼"的精神以别华夷方面,于华于夷都使用同一个标准,对诸夏之国并不宽贷.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用夏变夷"而绝不能"变于夷",既体现了民族观的开明方面,又反映出贱视夷狄文化的文化优越感,但先秦儒家不得"变于夷"的主张是无法完全阻断华夷文化的相互交融的.     

《国语》对礼治的反思

“周公制礼”反映了先秦礼治思想的成熟。出现了周初的盛世后,“礼”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更重要了。礼崩乐坏的社会变革时期,传统礼制不断受到冲击,正常的统治秩序被打破。一些恪守礼制的卿大夫们提出了“何以为治”的问题,并对礼治进行深刻的反思。《国语》记载了他们治国以礼的言论。他们主张对传统礼制进行切实的扬弃,合则留,不合则去。同时在评判事件和人物言行时,也不是简单地以“礼”或“非礼”为尺度,而能以变通的态度对待传统礼制,超越传统礼治思想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