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商"思想与明清官僚经商

“抑商”思想一直是封建社会的主流经济思想,它指的并不是抑制商业,而是抑制商人,尤其是抑制中小商人。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对于明清时期蔚然成风的官僚经商现象,就会以为是对“抑商”传统的偏离。作者在探讨“抑商”思想本质的基础上,解释明清官僚经商与各种各样抑商措施并存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倒是一种统一。同时,明清时期抑商政策的继续推行和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至于社会形态的更替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     

对一个世纪性重大课题的回答——关于经济不发达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问题再探讨

本文通过深入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 ,对中国等国家先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这一 2 0世纪久争未决的重大课题 ,作了具有说服力的回答。指出 ,社会主义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率先胜利 ,不是“历史误会”和“替代效应” ,而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规律 ;它不是“特殊”与“例外”现象 ,更未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而是文明社会形态更替的“常规”和人类社会基本规律的实现规律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一种体现     

中西封建经济结构“三位一体”的比较研究

长期以来,史学界普遍认为,土地、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三位一体”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重大特征,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因为它使利润转化为地租,限制了商业资本的发展;并把最稳妥的生息形式和获取高效收益的形式揉为一团,致使货币权成了巩固土地权和封建特权的武器,造成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互相流动、转换”,“无法形成一个和地主阶级相对抗的第三等级”。对此,笔者难以苟同,现用比较研究方法试予分析。     

试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制度

官商制度,即封建国家利用政治强权控制商业贸易的一种制度,长期以来,为历代封建统治所奉行不替,其控制之有力,规模之庞大,制度之严密,时间之长久,也为世界各国封建史上所仅有,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汉的“大司农”,唐代的“少府监”。北宋的“博买务”,宋、明的“市舶司”,明代的“领市司”、清代的“十三行”等等,都是推行这种官商制度的设施。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制度颇具特色,本文试作浅析。     

“毛泽东热”的文化冷思

“毛泽东热”的文化冷思何中生近几年在中国社会出现的“毛泽东热”，是一种颇引人注目也很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值得我们冷静地思考。这一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毛泽东作为一位深刻影响并改变了现代中国历史命运、历史走向和历史进程的伟...     

论腐败滋生蔓延的思想文化根源及遏制对策

一、腐朽没落的思想文化是腐败滋生蔓延的根源　　 1 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劣性是腐败滋生蔓延的基因(1 )“特权”文化滋生“公权谋私”的腐败现象。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思想产生了特权现象。在中国封建社会里 ,大小官吏都拥有一定的并且“合法”的特权 ,“三年清知府 ,十万雪花银” ,正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封建特权思想并没有因为社会形态的更替而消亡在历史的长河里 ,而是积淀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 ,出现在党内的一些意志薄弱 ,立场不稳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被严重扭曲的党员干部身上。其主要表现为 :用权力搜刮财富 ,搞权钱交易…     

试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探讨

中国封建社会是世界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封建社会之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封建经济曾经有过高度的繁荣:科学技术、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城市的规模曾达到举世无双的地步.但是,这种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的却不是社会形态的变化,而是“百代兴亡朝复暮”的一部王朝更替史;与王朝兴衰相交织的大小数千次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和无数次封建官僚军阀争权夺利的动乱;在人们面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问题的儒家正义论思考

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本义是指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第一种历史形态即原始社会。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叙事,而是普遍主义的叙事;不是一个共时性概念,而是一个历时性概念。就其普遍性而论,作为归纳诸多不同民族历史的一种抽象,“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与“专制”的结合,它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也不应当简单对应,既不能简单对应于“周秦之变”以前的封建制度,也不能简单对应于“周秦之变”以后的帝制。就其历时性而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既然是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就不应当、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现代形态和未来形态。根据儒家正义论的原理,寻求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不可能、也不应当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道路。     

论特权与封建官僚的门阀化

所谓门阀制度,本来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规定的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等级制度。但实际上,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特权横行,封建官僚的门阀化现象都是难以避免的。在朝代更迭的动乱中,特别是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旧有的封建门阀不断被摧毁,但另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之后,新的官僚又沿着贵族化、门阀化的老路走下去,计财产、论门弟、查血统、比出身,自高自贵。这种现象对造成历代政治的腐败,对阻碍社会的进步发展,影响极大。因此,今天在肃清林彪“四人帮”余毒、在清算封建主义残余的斗争中,研究特权在封     

关于“任子”

西汉时,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可保举子弟一人为郎,称为“任子”,是少数封建官僚的一种特权。《汉仪注》记曰:“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那时依恃父兄之特权而为官者甚为普遍。比如苏武以父任为郎,董贤以父任为太子舍人,萧育以父任为太子     

论中国士大夫文人的道德信念和人生取向

在中国历史上,纯粹的文人是很少见的,读书与进士,文人与官僚具有某种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学而优则仕”不仅是读书人奉行的人生信条,也是社会认可知识分子的人生动因和途径。文人的退隐,往往不是对“学而优则仕”的反动,而是在“学不优”或“仕难成”时,对“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反向的补充。对大多数“退隐”的文人说来,他们只不过是在仕途进取与人格完善(或人生取向)的冲突中,选择了后者罢了。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河之远,则忧其君”,可谓一语道     

特定文化语境与现实主义创作范型——论茅盾的“创作模式”及对其的评价

对中国现代文学大家茅盾的评价,因其持守以《子夜》为代表的“创作模式”而存在分歧.这一创作模式的确呈现复杂的状况,本身并非毫无可议之处,但它不是作家随意为之的选择,而是适应了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艺术需求,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诸多特点,显出其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契合性,需要作出准确估量与评价.     

历史、时代与书法

熟悉中国书法史的人,大概都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中国书法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并不是循着一种美的风格特色直线前进的,而是用不同的风格特色竖立起自己的历史丰碑的。如人们所公认的晋书尚韵、唐书尚法、宋书尚意、元书尚姿、明书尚态、清书尚势等。因此,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自晋代至清代的真正美学意义上的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史,也就是“韵”、“法”、“意”、“姿”、“态”、“势”这些不同类型的书法美之表现形态的渐     

《周易》与中国文化的诗性轴心

《周易》与《易》道的诗性,关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而不是把卦、爻辞当作诗歌和诗句来解释那么简单。《周易》建立起了一个文化实践模型,它的主体不是一种外在的概念化、形而上学的表述,而是通过“以有为有”的方式进行一种内部的、模型化演示,彰显了一种以《周易》本身的意义一价值机制及其象数、义理系统为组织形式与表现形态诗性文化体系。《易》道就是这种诗性文化体系自身的形上之道,诗性因而就是处于差异化与丰富性中的、不断被肯定和尊崇的经验状态：“以有为有”保障了存在意义、价值的内在完满和完整,而《易》道的价值实质和价值指标则是“自然的自然之道”,因而《易》道的诗性机制,就具体现为“自然”的经验秩序,以及保障“自然”经验的“自然化”秩序的“自然的自然之遄’之“逆捌’原则。     

试论宋代的恩荫制度

恩荫,又称作门荫、任子、荫子、恩补、荫补等,作为选举制度的一种,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官僚享有的一项制度化的特权。恩荫制度初起于两汉,延绵至清末,“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关于宋代的恩荫制度,国内尚未见专文论述。日本宋史专家梅原郁先生在日本京都大学一九八○年的《东方学报》     

试论近代中国社会阶层排序

本文主张以动态的眼光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阶层排序问题 ,认为阶层的排序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是与制度因素紧密相关的 ,在近代军阀官僚政府尚不能有效控制政局和经济时 ,军阀官僚与上层工商业者并列为社会阶层序列的首席 ;而一旦军阀官僚得以控制政局和经济时 ,特权官僚就成为唯一高高在上的等级 ,国民收入的分配也会发生相应的剧变。过去简单地以“国家资本”的概念来替代“官僚资本”的概念失之于草率 ;“官僚资本”的概念尽管可能有某种不清晰之处 ,却包含着传统政权利用对新式经济的控制权及运作形式来为自己牟利的丰富的历史内涵。     

西汉时期的商业资本与小农经济

西汉时期,商业资本的活跃与农民的破产流亡,都是比较显著的社会现象。当时的商贾大者往往财至万金,成为社会上“蹄财役贫”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农民的破产流亡现象在文、景时期就已存在,西汉中期以后,更往往以数十万、数百万的规模出现。对于这两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认识呢?传统的看法认为,商人的兼并,是造成西汉时期农民破产流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把它与官僚、地主对农民的兼并相提并论。还有人认为,“流民的出现,是当时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只要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人奴隶主就必然要兼并农民,农民失掉土地就必然流亡”。因此“商人兼并农民,农民破产,情况越来越严重,成为政治上社会上的大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把商人对农民的兼并,看成是造成农民破产流亡的主要原因了。这种看法是否符合西汉的历史实际呢?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西汉的商业资本与小农经济之间的关系呢?下面谈谈我个人的粗浅的看法。     

意象系统论

艺术创作是一个心物交互作用的过程,其最后的表现形态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中往往被称为“意象”、“意境”、“兴象”、“境外之象”以及“兴趣”、“神韵”、“境界”等等。这些概念名目各异,内涵混沌,但精神相通,且贯串中国文论的始终,形成了一个富有民族特色的理论系统,且名之曰“意象系统”。 一、意象系统的历史生成 在这一文论系统中,最早出现的是“意象”一词,见于刘勰《文心雕龙》的《神思》:“窥意象而运斤”,刘勰在这里使用“意象”一词,显然是为了突出这是“意”中之“象”,而这“意象”的形成本身就是“神与物游”、心物契合的结果,是一种有“意”之“象”。在本篇最后他又小结道:“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意思是,创作构思时,凭一连串的意象所贯通,而这又赖情感的变化所酿成;在心物交互作用而产生意象的过程中,其象貌取自外物,而又与内心的情意相融合。刘勰首次     

官僚制之后是什么?——兼与张康之先生商榷

官僚制是适应于工业化以来不断结构化的社会管理需要的一种行政体制 ,它既以市场作为自身组织原则的来源以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 ,同时又是对市场的制约以达到社会公正目标 ,但是在自由主义制度设计下 ,形式法治下的程序公正和市场之个人成就效率标准构成了官僚制的边界 ,在这个边界内 ,官僚制与市场一致产生了马克思所批判的物化现象。但是 ,解决官僚制的这个问题 ,本身不应该在官僚制之外为它提供一个道德标准 ,把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之重任交给自律的道德的行政主体 ,更不是把社会管理交给自发的市场 ,而是在市场之上设计以社会成就标准的行政体制 ,以程序正义积极推动实质正义的实现。     

《老子》和《易传》关于象的学说

“象”是《老子》、《易传》中一个重要的范畴。两书都把自然现象理解为现象之“象”,认为现象的基本特点是显现、可感、变动不居;两书都涉及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基本精神。而卦象的理论则是《易传》所特有的。作为哲学范畴,《老子》的象不及《易传》的象抽象程度高。两书虽都看到了语言文字在表达思想、认识事物本质方面的局限性,但弥补这一局限的方法却不同。两书的象论作为中国哲学象论的滥觞,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加强对“象”范畴的研究,是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