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觉"问题论争评述--兼与张少康、李文初先生商榷

"文学自觉"问题应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课题,它包括对文学的"前自觉"、"自觉"和"后自觉"过程的历时性描述."文学自觉"的基本内涵是指文学完成了它的抒情化、个性化、审美化、文人化的特征.依此,我们将春秋战国至东汉中叶确定为中国文学的前自觉期,其中包括"乐体文学"、"赋体文学"、"史体文学"三种前自觉的艺术文体阶段;东汉后期至西晋阮籍时期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期,这是诗体文学大兴并完成了它的个性化、抒情化、审美化、文人化特征的时期;西晋太康至初唐宋之间、沈俭期时期是诗体文学的体制完善期,它经历了陆机的语词时代、玄言诗的语义时代、山水诗和宫体诗的语象时代、永明体的语音时代,而至初唐出现了体制完备的律诗.律诗的定型,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历程的结束.     

"自我"、"纯诗"与"人生":发生学意义上的中国现代诗学本质观的三个视点

在现代中国文化裂变的大背景下,"自我"的确立可以说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自我表现诗学本质观的确立,而"自我"的演变也直接影响到自我表现诗学本质观的演变."纯诗"论的产生,一方面导源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另一方面是受到了世界诗歌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人生"论诗学本质观的产生,则一方面是导源于社会现实的急迫需要,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和西方文化、文学相互激荡和衍生的结果.无论"自我"论、"纯诗"论或"人生"论,它们都有现代中国自己的个性和特点.     

作为"实现说"的王尔德诗学

西方有所谓人的精神乃知、情、意三位一体之说。如果说现实主义诗学强调的是知,浪漫主义诗学强调的是情,那么,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诗学强调的则是意,或用他自己的说法叫做自我或个性。王尔德认为人生的目的即在于追求个性的实现,而艺术则是最佳的途径。也正是在这一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王尔德的诗学本质上应归在伦理学的范围之内。     

“审美意识形态”说与新时期艺术本质研究

新时期形成的文学或艺术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说,乃是此前早已出现的艺术审美本性说与艺术意识形态本质说两种理论倾向交汇、合流的产物.这一有关文学或艺术本质的理论言说,的确是新时期影响相当大的一种有关艺术本质的理论言说,但也仅只是新时期出现的形形色色、多元并存的艺术本质理论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如果对它的理论价值给予不恰当的拔高甚至将其定于一尊,则无益于文学理论、艺术理论进一步向前推进.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中的"乡愁"及其诗学特征

中国文学的乡愁主题是贯穿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原题、母题,它得力于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话语对悲愁思想艺术价值的深刻认识与有力倡导,抒写离散、乡愁情结,并加以艺术审美提升,构成了中国古代诗学的一个基本话语范式甚至是精神狂欢现象,这种以悲愁审美的倾向体现出了中国文学立足人间、重视现实、珍惜美好的基本风貌情怀.而中国古代文论与文学并驾齐驱,其互文性更是展现出感发、创作的才情与胆识.     

三十年来中国古典诗学形式批评研究的有关思考

"形式"本是西方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在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中虽无与之完伞对等的范畴,但相关的思想和论述却非常丰富.受"诗言志"、"文以载道"等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加之有搞"形式主义"的嫌疑.研究者们多重视传统诗学内在精神的分析,而对于关涉汉语诗学本体的"形式"则有所忽略.这样,我们对中国古典诗学形式批评的本土特色和内在规律就无法作整体的把握.形式批评研究就是回归汉语诗学本体的研究,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观念的应有之义.     

"诗言志"与"诗是某种制作"——析中西诗学理论原点之异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把"诗言志"与西方诗歌定义"诗是某种制作"作比较,二者的比较寓示了中西诗学传统在理论原点上的差异.中西诗学分别从自己的理论原点出发,沿着不同的轨辙,在文学本体规定、作者与文本之关系、批评阐释等基础观念层面,各自衍生了一套圆融自足的理论体系.中国主流文学传统强调"非虚构";西方则重视"虚构"和"想象".中国文学的文本与作者是一种物我不分的自然和谐关系;西方文学的文本则是作者意志控制的对象与产物.中国诗学批评以"作者"作为"意义"之源;西方诗学批评则以"文本"作为"意义"之源.     

基督教的"创世"观与文学"创作"关系论

基督教的一些重要观念是西方诗学入思的前提之一.其中,上帝创世说对西方诗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具体体现在文学创作本质,创作主体的客观化立场等命题中.     

论中国古典诗学中的"空白"与召唤结构之异同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伊瑟尔曾提出"召唤结构"这一范畴,认为文学文本具有空白和未定性,这种空白和未定性引导读者不断地进行阅读建构活动。这与中国古典诗学中的"空白"有一定的相通性,中国古典诗学中,言意、虚实、味等范畴从诗语符号、艺术结构、审美经验等层面都展现出对艺术空白的追求,但二者更因中西文化的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苏轼与中国诗学"活法"说论考——从以文为诗、以文为赋等说起

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从而使"旧体"别开生面,"新体"更加成熟,使同一部文学作品众体兼备,使不同的文学体裁在句式和风格上相互借鉴和融会贯通,从而实现大象无定形,大道无定名,大文无定体,好诗无定法.苏轼的这些学说和实践,对中国诗学史上的重要学说--"活法说"的完善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综合考论,苏轼实为"活法"说的完善者和集大成者.     

中国诗学辨--关于"诗学为何"答杨义与高建平先生

西方的"诗学"是极宽泛的概念,在中国学界颇有影响,因其与中国传统的观念存在性质的区别,以致近年引起"诗学为何"之争.中国诗学的渊源古老,由于儒家的诗教说而使其在文化系统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它摆脱了经学与杂文学观念的束缚,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建立了较完备的体系,出现了系列富于学理性的专著.新文学运动以来因诗体被作为旧形式而否定,以致诗学缺乏学术的支持与投入.近十余年来理论体系的构架、专业集刊的创办和研究基地的建立,推动了诗学学科的建设.中国诗学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分支学科,是以诗体文学研究为基础的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它由诗论、诗评、诗史、诗体、诗法和文献研究构成了有机的系统.目前尚需加强理论探讨,在尊重中西方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继承我们的传统并发现其现代价值,以突现中国诗学的文化品格.     

启蒙的复调：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思想的三种向度

启蒙是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极其重要的思想指向.它主要有三种向度:一是胡风等"七月"浪漫主义诗学继续遵循五四和鲁迅文学传统之路进行思想启蒙,这是行进中的思想探险;二是延安诗派等现实主义诗学以毛泽东的《讲话》为精神源头,更多地关注于政治层面,尤其强调对知识分子作家、诗人进行"逆向"思想启蒙,即由启蒙的"主体"转变为"客体",以满足时代发展和政治形势的需要;三是袁可嘉等"九叶"现代主义诗学关注的视点是艺术的审美启蒙,这是"诗言体"艺术自律的文化呈现.这三种不同向度的启蒙构成了多维的思想空间,使40年代的诗学思想显现得更加丰富、厚重和深邃.     

论中国古代山水诗学中的"悦性说"

表达主体在与自然山水亲密接触中所获得的物我交契的心理满足和审美愉悦,是许多古代山水诗的主旨.与此相应并伴随着文学的觉醒以及人们对自然山水独特审美价值认识的飞跃,中国古代山水诗学领域里出现了不同于"言志说"和"缘情说"及画论"畅神说"的"悦性说"."悦性说"以心物感应为生活事实依据,以人与自然的妙契冥合为审美心理基础,从孔子"乐水乐山"的审美移情理论脱胎而来,却又在儒家诗论愈趋伦理化之后而与祟尚自然率真的老庄及玄学思想结下不解之缘.它超越感性世界,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肯定人性,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悦性"遂成为后代中国山水诗学乃至中国山水艺术追求的崇高境界之一.     

“缘事说”: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被遮蔽的隐体系

与"缘情说"相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缘事说"是围绕着事件概念对文学的本质、发展、创作以及接受重新检视后而建构的一种具有原创性的历史文化诗学。发掘"缘事说"资源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和揭示历史叙事、文化叙事、文学叙事及文学生产的基本机制与内在规律,从而为当下戏仿以及经典再生产等文学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持。"缘事说"的运作方式是缘事生理、缘事生事和缘事生情,创作方法是托事于物、用事、叙事等。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缘事说"的发掘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深切的现实意义。     

创作和评价之"真"——论京派批评的潜在价值取向

文学创作和评价的"真"的追求构成了京派文学批评的重要内涵.它贯穿、渗透于京派批评家对文学创作的主体、本体及文学批评等各个环节的论述之中,并形成了京派文艺批评理论中一种潜在的价值取向.这既与京派文人受中西方文艺理论中"真"的艺术精神影响有关,也与他们的创作经验和艺术追求密不可分.共同认知前提下批评实践向度上的个体理解差异,同样体现了文学之"真"精神的内在本质.     

中国古典诗学"合观"的方法及其现代价值

"合观"是中国本土原创性的诗学概念和论诗方法,在古典诗学领域中由来已久,并且被广泛运用."合观"的作用是在开阔的审美视域中整合文本资源,在努力开掘每一个文本资源所拥有的文化、艺术蕴蓄的基础上,揭示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其释放出更加丰富的历史的、社会的、审美的信息."合观"本源于先民系统型整体思维方式,它引人注目的"比较"的因素,具有现代诗学的意义和价值,表明中国人之接受西方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并非是盲目"追捧",乃在于其文化心理结构的预设和期许.因此,在古典文论价值重建的今天,不应忽略"合观"这个概念和方法.     

"情象"范畴的提出及对中西方诗学若干问题之思考

本文在中西方两种诗学传统的交汇处,提出了一个新的诗学范畴--"情象",文中不但论证了其概念内涵和交感化生的精神运演及存在形态诸问题,而且还把其视为跨文化语境中的诗学互为转换的机枢.同时还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在具体文体的创作中,都需要经过意象--情象--意境(本体)这样三个首尾相连的艺术环节,从而打通了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的隔阂,为中国现代诗学的重建提供了某种理论基础.     

"传情说"与文艺的思想性

作为"传情说"的新实践论美学所提出的"对象化的情感"这一美的定义只是一个总体的框架,但在这一基础上,审美和文艺与思想性有密切而不可分的关联,这种关联首先表现在"情感的进化"上,其更深层次的根基则是情感传达在自我意识中的本体论根据.艺术的传情活动本质上是人的存在的体现,也是人对自身的生存境遇的形而上的觉识,它发源于人的存在即生产劳动中的"对象化"这一现象学结构,并通过艺术家对时代冲突中的存在感的敏感性而表现出来.现代艺术与哲学合流的趋势呼唤艺术家关注现实中的思想矛盾,以创造出符合我们时代的一流艺术作品.     

论道家美学与传统艺术精神——兼论李白诗风

道家关于自然、全美、虚静、坐忘、虚实结合、得意忘言的美学思想,形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中的"道"、"心"、"悟",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意境的自然美、融合美、超越美的特征,造就了李白自然、奔放、淡远的诗风.     

什么诗歌?谁的社会?——对"诗歌与社会"问题的几点困惑

编者按:"汶川地震诗歌"写作所凸显的文学面对灾难、直面社会现实、担当时代使命的精神,涉及的正是当代文学传统中是否应该表现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等文学正统、文学规范以及如何表现的本质问题,而中国现代诗论中对诗歌"社会意义"的强调又经常与对"艺术追求"的阐述形成二元对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