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莫愁故事演变的三部曲

在莫愁故事演变的历程中有三个重要时期:南朝宋至梁、唐代、明朝.南朝宋至梁诞生了所谓的"乐府两莫愁",分别居住在竟陵石城(今湖北省钟祥县)和洛阳."洛阳说"其实不足为凭,因为<河中之水歌>乃是<洛阳道>的衍生物,诗中的"莫愁"只是美女的代名词而已.虽然初唐沈佺期<独不见>对莫愁故事的演变并无影响,但唐代所出现的莫愁作为下层女子入朱门的故事情节以及莫愁卢姓说,自明朝起,却成为滋生诸多莫愁入宫(包括王府)传说的土壤.     

从"望乡"到"望城"--香港城市诗歌的一个侧面

作者认为中国新诗脱离传统的轨道,本身便是由于"城市之光"的激活,但长期以来,城市并没有支配中国诗人的想像力.当代香港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点不足.从"望乡"到"望城",从抒写"乡愁"到表现"城愁",香港的城市诗歌走过了一段从浪漫诗歌到现实诗歌再到诗歌现实的探索道路.     

诗与事——审视唐诗兼及当今诗坛

中唐新乐府诗派力主"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对盛唐创新乐府歌辞的必然承继和推进.唐诗繁荣的"关键"就在于此.唐代诗人将"情"、"志"交融,并植根于"事",这是唐诗的自觉与自省.唐代多"事",故诗歌以多种姿态和神采去应对它、表现它,"诗"与"事"相互激发,联袂升华.唐诗的经验,有助于疗治当今诗坛的某种疲软和失重.     

唐宋“口号”诗考论

"口号"的形成是诗歌演进史上的重要现象。口号诗起源于刘宋时期,兴起于唐,为即时创作、随口吟成的诗体。永明"四声八病"诗歌理论导致诗歌创作方式的改变,是口号诗成为诗体并得以发展的主因。当唐代格律诗盛行,诗人们在对诗歌进行精心推敲打磨时,口号诗机智、快捷的创作特点被凸显出来,成为诗人逞才弄技、酬赠唱和的重要诗体。即时成章、要求作者有临机之能的口号诗被有巧智的俳优所运用,成为唐宋杂剧的表演手段——"辞捷"。由于宋代宫廷宴乐中的乐语关涉到皇家威严、国家事体,其文辞常由翰林学士代拟,乐语中的口号诗也由即兴创作改为事先撰写。口号的地位及价值因其创作方式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化。乐语中的口号以歌功颂德为主,格调低下,为文人所不屑,最终走向消亡;而保持自由吟诵状态的口号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论学人之诗

"学人之诗"有两重意义,本意是指学人所创作的诗歌,派生意是指不是学人所作但具有学人之诗风格和特征的诗歌.学人之诗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在诗歌创作中引进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常以专门之学人诗,具有质实沉厚的风格.由于人们在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或"各取所需",使得"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有较大的不同,诗人之诗多体现出艺术之美,学人之诗多体现出学理之美.囿于成见和偏见,学界对学人之诗的研究出现不应有的缺位.     

论诗的审美标准--兼评"第三代诗人"的诗与论

当今诗歌,否定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不关心社会,反意象,消解诗意,审美标准迷失、混乱,尤其是"第三代诗人"的诗与论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应建立诗歌共同的审美标准,以有利于诗的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诗歌的审美标准是一、真、善、美.二、内涵深厚、耐人寻味或热情激荡、动人心.三、诗家可读懂.     

浪漫的潜伏--后期新月诗派"主智诗"、"城市诗"创作简论

后期新月诗派在秉承前期新月诗派"理性"思想的同时,无论在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中都逐步渗入了许多现代主义的因素.在趋向现代主义大潮的过程中,后期新月诗人冷却诗情深刻冷静地思考人生,在诗的题材、诗感上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趋近.在后期新月派诗歌里,引人注目地出现了大都市的病态、现代人的精神异化.后期新月诗人对"主智诗"的寻求,"城市诗"的开拓,都是对中国新诗史的独特贡献.     

评“表现自我”

<正> 近几年,"表现自我"成为我国诗歌界风靡一时的创作口号.它不仅被部分青年诗歌作者一再提倡并付诸实践,而且被某些诗歌理论家当成"崛起"的"新的美学原则"而极力推崇."表现自我"论认为:"诗是诗人心灵的历史","诗人创造的是自己的世界","诗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照见自己",就是说,诗只能用来表现自我.因此,诗人"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要"回避去写那些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劳动的场景",向自己的内心深处开掘,去表现"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     

初唐诗的转向:王勃"入蜀纪行诗"探析

王勃20岁时,曾在入蜀途中,写下了30首"入蜀纪行诗",惜其多已亡佚.王勃存诗中有6首纪行之作,当为"入蜀纪行诗".另有两首与上述诗歌题材和结构相似,或为"入蜀纪行诗"之存诗."入蜀纪行诗"的艺术特色是"壮美"而"抒情",是王勃在初唐诗坛上突破宫廷诗的束缚,开拓诗歌题材以及召唤诗歌感情回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王勃"诗文革新运动"主张的一次重要实践,因而对于把握初唐诗歌的转向以及王勃诗歌创作的脉络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史笔、诗史与心史:明末清初文学之"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诗人在"诗史"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诗史源于诗人的"史笔","史笔作诗"使诗歌具"史体".诗人对诗歌历史价值的再认识,促使"以诗纪史"成为诗人自觉的创作理念.诗人倡导诗歌要"补史之阙","诗可以正史之讹"、"以心为史"、"史外传心之史"新观点诞生,文学家亦对诗人主体性和诗歌抒情性进行重新认定.明末清初诗人独特的"诗史观"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诗史创作与以前的"诗史"创作拉开了差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都是以往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     

从“乌”“鹤”意象看唐诗中的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标志。唐代诗歌作为中国正统文学的代表,自然也蕴寓着浓厚的悲剧意识,而其表现方式也是丰富多彩的。唐诗中的"乌""鹤"意象蕴含着的深邃的悲剧意识:"离愁悲思""仕宦悲叹""生命悲苦",人们在读诗颂词之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特别是诗歌文明本身的博大精深。     

论唐代僧诗的生命意识

有人说唐代是一个“诗的时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个人都是诗人,连吃斋念佛的僧人也是如此。与前代僧人不同的是,唐代的僧人在诗中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他们一改过去僧人对佛祖的虔诚、对佛国天堂的向往,而多表现出对生命有限性的强烈体验与感受,在他们的诗中多流露出年华易逝、青春易老的意识,人生的短暂倏忽使唐代的诗僧一方面有及时行乐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渴望及早留金石之功、建不朽之业,企图以世俗的声名去实现人生的永恒价值。唐代僧人在诗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生命意识,使他们的诗歌带上了浓郁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色彩。     

生态诗与"可持续诗"

[编者按]随着生态文学逐步走向繁荣,国外的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研究)日趋兴盛,目前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显学.著名生态批评家、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布伊尔说,当他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生态批评领域时.困扰他的问题是"有谁要听",而现在的问题则是"怎样才能跟上这个新工作的步伐".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越涌越大的生态诗潮的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研究有:英国利物浦大学的乔纳森·贝特教授对浪漫主义生态诗的研究,美国内华达大学的斯科特·斯洛维克教授对著名生态诗人斯奈德的研究,以及"生态诗"这一术语的首先界定者、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伦纳德·西格杰对可持续诗的研究.可持续诗是当今生态诗的一个新发展,斯洛维克在其最新专著<走出去思考>(2008)里对这一诗坛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译文英文为斯洛维克教授于2008年5月所作的一次大会发言,文章不仅介绍了内华达大学生态文学课程的授课方式及主题,还通过对中外"可持续诗歌"的评介和生态思想的阐述,倡导我们关注生活中富于审美趣味的生态体验,对于国内生态文学教育与研究不无裨益.     

诗人的“角色”与诗的个性

诗人创造了诗,诗人是整个创作过程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诗人的体验和感受无论通过什么形式在诗歌作品中呈现,都必然以明显的情感特征反映出诗人主体精神的影象.从这个基点上看问题,诗人在创造的同时,他也必然体现为一种“角色”.所谓诗人的“角色”就是诗歌作品中表现出的由诗人主体精神形成的艺术“人”化形态,是诗意创造及传达的通道.诗人的“角色”是诗人个性的物化显现,对于诗的表现具有决定意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强化创作和阅读中的“角色”意识、理解诗的个性特征都是很有益处的.     

唐代送别诗的自然意象

中国古代诗歌长于将具体物象上升而人格化为某种较为固定的审美意象,这在唐代的送别诗中尤其明显,唐代送别诗中的青草、白云、明月、雨珠等自然意象,被诗人人格化后而具有了与送别相关的文化内涵.青草萋萋满别情,白云飘飘寓离思,明月浩浩如离心,雨珠滴滴似离愁,物我融为一体,提升了送别诗的深厚韵味和丰富蕴含.     

宋代江西文学家的诗创作——以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为中心

在宋代诗歌发展史上,江西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区域,正所谓"西江诗在宋朝抑何盛也"。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是宋代江西诗人的主要代表,他们在诗创作上的艺术特色、杰出成就以及在诗歌史上的重要影响,都可以揭示出宋代江西在诗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贡献。     

"诗与唐人小说"研究述略

唐代小说中拥有大量诗歌,这一现象得到古今学者的关注.当代学者或在著作中辟出专门章节、或在行文中涉及、或撰成专题论文予以阐析,取得了若干很有价值的成果,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全面了解相关研究状况,对于深化"诗与唐人小说"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诗味论"的蕴涵与嬗变

中国发达的饮食文化,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直觉感悟式的思维方式;在文学批评领域,产生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诗味说理论.而诗味论在不同的时代又具有不同的内涵.经过钟嵘的"滋味说",司空图的"韵味说",苏轼的"至味论"三个阶段的发展,"诗味论"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及美学把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江淹"杂拟诗"的辨体观念和诗史意义——兼论两晋南朝五言诗中的"拟古"和"古意"

前人评价江淹"杂拟诗",多侧重在是否善拟及其"通方广恕"的文学批评观.联系两晋南朝"拟古"和"古意"两类诗的发展,可以发现这组诗从主题内容和意象的综合、结构篇制、表现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系统地体现了他对汉魏以来各时期、各代表诗人五言体"意制体源"的认识,由此形成了诗体随时代变化、随作家和题材发展的诗史观念.其意义在于集中反映了晋宋诗歌中逐渐清晰的辨体意识,并以精炼浓缩的形式总结了五言古诗的诗体特征,为其后齐梁五言诗体调趋近的巨大变化提供了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