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风激荡 人品峥嵘——纪念高二适先生

他是大家章士钊的学生,却敢于指先生之瘕二百处,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敢为《兰亭序》与郭沫若学术辩论,引为文坛书坛久传佳话;他有“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的铮铮铁骨和“出入千数百年,纵横百数十家”的治学精神;他像梵高一样,“文革”中将自己的书品毅然焚之烈火……他就是一代文人,一代书豪高二适。     

轶事三则

李大钊最早运用“与时俱进”一词“与时俱进”是从古语“与时偕行”或“与时推移”等词语演变而来的。李大钊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运用“与时俱进”这一词语者。1917年10月10日,李大钊写出致《太平洋》杂志记者的短札《此日》。文中写道:“……即以此未来这一年,为吾国民历史之一页空白,待吾人本其优洁美尚之理想,施其敏断刚毅之努力以绚书之,期于必达,勿稍怠荒,月异岁新,与时俱进,页页联缀,永续无穷。以过去之此日为纪念,以未来之此日为理想;以过去之此日为陈迹,以未来之此日为前程。如是推嬗,吾人之此日无空期,即吾人之进步无止境。然则新…     

巡抚江苏与李鸿章早期国防思想

同治初年巡抚江苏对李鸿章国防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内患不足虑,“长久之患在西人”;中外藩篱已失,洋人船舰兵临中国沿海;邻国日本已经开始自强,“附丽于我”还是“谋我”取决于中国能否自强.不同于左宗棠力主发展轮船制造,李鸿章提出以制造水陆皆可用的枪炮为中心,辅以小轮船制造的道路.巡抚江苏也促使李鸿章形成“备夷防变”思想体系,此体系蕴含了他对国防安全的规划,是一种囊括本土和海外部署的“大国家安全”构想.     

也论孙中山上书李鸿章

关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评价问题,当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从近年来争论的焦点来看,主要集中于上书的意图与性质方面。概括言之,有下述四种意见:第一,“上李鸿章书”是孙中山的一种“策略”,其目的是为了劝说“李鸿章造反”;第二,甲午战前孙中山的思想中,虽有一些改良主义成分,但“革命的要求”则占主导地位,故不能仅据上书李鸿章一事,就断言孙当时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第三,孙中山于1894年前已经确立了“反满救国”的道路,因而上书李鸿章的目的,是为了试探他“对反满的态度”,但此时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尚未形成;第四,上书目的是为了“求知于李鸿章”,想通过他实行较大幅度的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故其性质是“具有革命思想的改良主义。”下面打算就这一问题谈谈笔者的一管之见,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简论孙中山的法律思想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真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一生追求革命,追求民主,追求中华民族自立,追求国家之兴盛于世。从上李鸿章书的失败,到同盟会宣言的发表;从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的爆发,到护法旗帜的举起;从二次革命的败北,到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促成,在他行为的轨迹上,处处闪烁着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挚诚。如他所言:“文奔走国事三十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由此,他赢得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赏。终于在中华大地上推翻了专制,创立了共和。同时,在其从事长期艰辛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先生纯化并发展了自     

陆贾思想三论

陆贾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陆贾者,楚人也。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辨士,居左右,常使诸侯”。曾官至太中大夫。在灭秦和楚汉战争中,是刘邦的重要谋事之一。在汉初,他秉刘邦授意“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     

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海战

洋务派是在洋务活动中,首次同中国的近代化发生了联系的政治派别。筹设海防建立新式海军是洋务活动的重要内容。“洋务之兴,办理海防之任,惟李鸿章为最久,其受恩亦最深。”甲午中日海军在黄海之战中,双方均以新式舰炮,猛烈博击历五小时之久,这在世界海战史上还是第一次;李鸿章也称之“环球各国所罕闻”。甲午海战的过程,既是中日两国海防近代化历程强烈反差的反映;也寓有李鸿章久理海防中的是非正误。     

论李鸿章的改革主张与实践

论李鸿章的改革主张与实践章育良李鸿章是一位“变法”论者．他把“内须变法’①作为推行“洋务新政”的纲领性口号，采取了一系列变通“＃宗之成法”这样触动时忌的措施，要求把具体的洋务的兴办与某种程度的“改革”结合起来。本文拟对李鸿章的改革主张与实践作一探讨。...     

一部知人论世的力作──《洋务之梦──李鸿章传》读后

一部知人论世的力作──《洋务之梦──李鸿章传》读后黎仁凯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史学界一直把他视为反面人物，概以“干古罪人”定论。近些年来，研究者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对他进行了比...     

古汉语语法三题

一、“何……之有”的变式和略式(一)“何……之有”,是表示反问的习惯说法。它是“有何……”的倒装。其中“何……”是动词“有”的宾语,“之”是复指前置宾语“何……”的,是复指代词;“何……”是名词性的偏正词组,“何”是定语,“……”是中心语。如: ①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左传·昭公三年》) ②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论语·子罕》) ③以乱平乱,何治之有?(《左传·宣公四年》) ④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     

彰显生命的本真——对庄子“吾丧我”生命哲学的解读

“吾”与“我”是先秦文献中重要的第一人称代词,但是二者在不同语境中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庄子“吾丧我”中的“吾”、“我”便具有各自的含义,“吾”为本真之我,“我”为遮蔽本真的现象之我。由于“我”存在有诸多的困境而导致“吾”不能获得自由和显现,因此,庄子通过“坐忘”、“心斋”的修行方法来彰显“吾”的存在,实现人的生命境界的提升。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关于丘长孺的考辨

明代袁宗道说:“长孺非游闲公子,其胸中磊块甚,姑托游闲以耗磨之。”袁宏道说:“若长孺死,东南风雅尽矣!”其妻说:“吾夫风流命世,儒雅超群……留千百载文章,声价濡毫伸纸,与祝枝山文征明齐芳。”李贽也称赞他是“麟凤芝兰”。他勤于著述,却著而不署。他就是“廿公”、“笑笑生”——一位反道学的斗士邱长孺。      

论文献学

“文献”一词,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汉语里就已经出现了。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在这里,“文献”是指文字资料和贤能的人。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总序》中对“文献”作了较为具体的诠释,他认为,凡经史、会要、百家传记等书,信而有征者,谓之文;凡臣僚之奏疏、诸儒之评论、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等,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谓之献。可见“文献”是指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这一意义一直到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试论李鸿章的外聘人才思想

李鸿章的外聘人才思想系统而全面。他在举办洋务的实践中深感新式人才的缺乏,于是产生了“借才异域”的思想;他主张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对外聘人才进行询访和考察,以确保外聘人才的质量;为了吸引外籍人才的到来,他力主实行“重金聘请”的政策。他对受聘洋员及其母国趁机干涉内政的行为持警惕和抵制的态度,坚持聘用洋员问题上的“权操自我”。他认为聘用洋员只是权宜之计,而培养华人才是经久之道;他主张给予成绩突出的受聘洋员以恰当的奖赏,以调动其在华致力的积极性。当然,李鸿章的外聘人才思想也有其局限性。     

《孙膑兵法·陈忌问垒》校理

[原文]陈忌问垒(一背) 田忌问孙子曰:“吾卒……(一) 不禁,为之奈何?”孙子曰:“明将之问也。此者,人之所过而不急也。此□之所以疾□□□□□(二) 志也。田忌曰:“可得闻乎?”曰:“可。用此者,所以应卒(猝)窘、处隘塞死地之中也;是吾所以取庞□(三)     

读李漫笔(三则)

李白诗风,从总体上看,复古倾向较为明显。兼之他又有一些这方面的议论,故古今论言多以之为复古派或“以复古为革新”的诗人。《古风》其一即为常所征引的重要依据之一。 胡小石先生在《李杜诗之比较》一文中引孟綮《本事诗·高逸》载白:“(兴寄深徽)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说而评之云:“这是他崇经的门面话,他所作以七言诗最好,五言次之,四言最坏。”实事求是,深中肯綮。继又引“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大我而谁(与)?”及《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数语,并联系李白现存的九百多首诗“古诗占十分之九以上,而内中且有一首只六句”的创作实况,说李白“是一位复古派的健将”,并以所引《古风》其一中语为李白“论诗的大主张”。     

《游褒禅山记》主题探微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以下简称《游》），在记游之后，发表了两点感想。第一点感想先是论述了“志、力、物”三者在成就事业中的重要作用，然后指出：“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中语参》认为，这一句“从正反两方面强调了‘尽吾志’的重要，说明要‘求思之深而无不在’……只有‘尽吾志’，才能作到‘无悔’无‘可讥”’，显然，《中语参》把它理解成议论性的文字，并且认为它是一个关于治学的话题。笔者认为“尽吾志”的“吾”字应该理解成“我”，这句话不是议论…     

试析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和活动

外交活动是李鸿章政治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外须和戎,内须自强”是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李鸿章理智地看待弱国外交,把“自强”作为外交根本之计,把“和戎”作为实现自强的手段。这是符合近代社会历史条件的,是近代外交的明智之举,而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卖国”。     

《论语》"吾未尝无诲"句考辨

《论语》“吾未尝无诲”句原为“吾未尝无悔”,本章原本之主旨不是孔子“有教无类”之教育精神的自白,而是自我反省、自我完善之“谨饬砥砺”精神的自白。《论语》原用的是“束修”一词,而不是“束”;“束修”之本义,指十五岁成童束发修身。     

甲午战争中的宋庆

甲午战争爆发后,身为毅军总统的宋庆,一直是清军副帅（前期帮办北洋军务,后期帮办东征军务）。平壤之战后陆战之历次重大战役,他几乎无一不与,虽胜少败多,但他以古稀之年“自请赴敌”奉命誓师后,英勇善战,敢打大仗硬仗,并亲赴前敌督战,“誓心杀贼”,败而能振,其战绩远在同期诸将之上,连其对手日军对这位“白发将军”也十分敬畏。但是,多年以来,某些中国近代史论著对其抗敌爱国不仅未予肯定,甚至说他“弃城先逃”,是个胆小怯敌的懦夫。这种论断违背了历史事实,是有欠公允的。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予正确的评价。 甲午战争中,宋庆作为爱国将领与主战派代表,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 1.“自请当前敌” 日本侵略者在朝鲜挑衅后,宋庆闻“倭人渝盟,韩村被扰。”十分愤慨,认为:“凡在戎行,宜疆场之效命。”并一再向李鸿章请求赴朝“助剿”。而李鸿章却寄希望于列强调停,对宋庆抗敌要求不予理睬。有史料载:军事初起之时,宋庆“忠勇愤发,请赴前敌,”而“阻了李鸿章之壅遏。”尽管如此,宋庆却一直“枕戈待旦,伏枥忘衰”,身在旅顺,而心系前敌。平壤之战后,宋庆准备直接上折请战,值光绪帝为扭转战局,排除李鸿章的一再干扰,不仅命宋庆率部出征,且降旨派为帮办北洋军务。宋庆终于实现了赴前线杀敌之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