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原因差异的民族因素影响分析

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口流动原因存在差异,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检验民族因素对这一差异是否产生影响。依据是否为少数民族和是否来自民族自治地方两个维度的民族因素将流动人口划分为四类,选取来自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和汉族流动人口、来自非民族自治地方的汉族流动人口作比较,作为自变量,人口流动原因为因变量。Logistic回归结果显著,民族因素对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口流动原因差异的影响是存在的。     

外来工子女留守与流动的教育状况比较

在教育公共政策转型的社会背景下,经济因素和外来工家庭凶素是影响其子女在城乡之间进行就读选择的重要原因。外来工子女进入城市上学的成本是留守在农村的两到三倍;外来工子女流入城市就读的主要因素并非是农村的教育质量问题;外来工子女流入城市比留守在农村老家更容易失学。     

少数民族人口政策问题——第三次全国人口科学大会关于少数民族人口问题讨论侧记

在第三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来自甘肃、青海、新疆、广西、四川以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同志,就我国民族人口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现将讨论的主要问题纪要如下: 一、要重视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研究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尚有55个少数民族。截止1978年统计,人口已发展到558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与汉族人口比较是少数,但人口的绝对量已经相当于世界上一个中等国家(如英、法、意大利等国)的人口数量。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状况,不仅直接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且和全国控制人口增长     

1990年以来中国各民族人口教育发展研究——来自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1990年以来各民族人口教育发展状况,考察7～16岁儿童在校率的影响因素。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如何促进少数民族人口的教育发展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在过去几十年中,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口的教育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少数民族人口中,未受过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例高于汉族。不论对少数民族还是汉族,与城镇地区相比,乡村地区初中教育的缺失更加严重。在城镇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7～16岁儿童在校率相差很少,但在乡村地区仍然存在一些差距。在考虑了地区影响因素后,少数民族与汉族儿童的在校概率差异或者缩小,或者消失,只有满族除外。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落后,人力资源开发不足,已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本文通过分析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从中找出原因,提出应对措施,强调指出中央及省政府的资金投入在民族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中的特殊作用。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分析:2000～2010

本文根据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汇总资料数据,借鉴经济学科中的区位商方法,从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就业分布三个方面分析中国主要少数民族人口与汉族人口的差异及其在十年间的变动。同时,采用每万人大学生数、新生儿存活状况、第三产业就业分布三个指标构建少数民族人口素质发展指数。分析发现,少数民族人口素质发展指数在十年间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蒙古族、藏族和壮族人口的素质发展指数略有提高,而回族和维吾尔族则有所下降。研究认为以提高少数民族人口高等教育水平为突破口,可以逐步改善少数民族人口就业的职业阶层分布,提高少数民族人口整体健康状况,最终促进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共同繁荣。     

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贫困原因及其政策启示

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在生态环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同时也是贫困人口分布最多的区域。本文首先从地域、人口增长以及国家扶贫战绩几方面分析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与贫困在地域上的重合性,进而从区域发展、社会公平和政策效果以及贫困人口的人文因素等方面分析了造成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贫困的原因,认为虽然造成区域性少数民族贫困状况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区域发展的滞后,但在摆脱贫困的难易方面,政府提供的脱贫服务和民族人口的人文制约因素则起着更为重大的作用。     

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流动与民族间的阶层认同差异

作为民族分层的关键指标,主观阶层认同对于研究族际冲突意识和冲突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全国性调查数据,对民族间的阶层认同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虽然当前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地位要略低于汉族,但其阶层认同与汉族相比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少数民族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比例高于汉族有关,即虽然相对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少数民族的阶层认同有拉低作用,但这种效用却被少数民族相对较高的向上社会流动机会所消融。本研究的启示在于,在民族关系问题日益重要的今天,我们在注重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同时,还要努力提高各民族成员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融。     

北京近年族际通婚状况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4~2012年北京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表明北京近十年的族际通婚在新婚群体中占比约10%,其中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为主,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与民族地区相比,北京的族际通婚的特点表现出显著差异:北京族际通婚的人口平均初婚年龄高于汉族通婚,夫妇平均学历水平也高于族内通婚的情况,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人群中有很大比例的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方面,族际通婚夫妇的离结率(即当年的离婚数量与结婚数量之比)大大低于族内通婚。新婚人群的特征对比映射出北京对于少数民族精英人口的强大吸纳力。     

北京近年族际通婚状况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4~2012年北京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表明北京近十年的族际通婚在新婚群体中占比约10%,其中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为主,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与民族地区相比,北京的族际通婚的特点表现出显著差异:北京族际通婚的人口平均初婚年龄高于汉族通婚,夫妇平均学历水平也高于族内通婚的情况,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人群中有很大比例的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方面,族际通婚夫妇的离结率(即当年的离婚数量与结婚数量之比)大大低于族内通婚。新婚人群的特征对比映射出北京对于少数民族精英人口的强大吸纳力。     

基于地域、部门与行业差异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研究

农民工工资歧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现实。在依据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中的2013年中国城乡工资的抽样调查数据基础上,从地域、部门类型及行业三个层面探究农民工工资水平及歧视问题。研究发现：1.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呈现由高至低的阶梯状;2.在企业部门类型中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由外资向自由职业逐渐下降;3.在行业中的第一、二产业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大于第三产业。     

流动,还是留守?——农民工子女流动与否的决定因素分析

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结构及其与父母的居住模式是流动和留守儿童各种问题的根源。本文利用2006年的珠三角农民工抽样调查原始数据,从农民工子女流动或留守的两种生存状况出发,探索了决定这两种生存状态的各种因素。结果发现,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己的年龄、农村社会支持、迁移距离和父(母)在城市生存状态,他们的流动与否不仅是作为农民工父(母)理性选择的结果,还与国家、地方、生产等方面的制度有关。也就是说,与人口迁移中推拉理论的论述一样,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也是由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各自的推拉合力作用的结果,也是作为父母的农民工经过利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结果。     

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研究——以珠三角城镇地区为例

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是农民工融入城镇的难点问题。作者通过对珠三角城镇流动人口的调查发现,珠三角城镇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存在入学年龄大、就读民办学校比例高、转学率高、失学率高、犯罪率高和学习成绩低、升学率低、城镇认同感低等现象。针对现行的高考制度和短缺的教育资源,文章提出了教育公共资源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合理匹配的模式和机制等对策。     

中国农民工最新生存状况研究——基于765名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调查表明,当前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农民工回流问题研究——基于CES经济增长模型的实证分析

当前,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现了近几十年来罕见的农民工回流现象。本文运用CES经济增长模型对新形势下农民工回流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产出水平、城市工资水平、资本价格、农村收入、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付出的成本、城市失业劳动力总量等是影响农民工回流的主要因素,并提出解决农民工回流问题的针对性措施。     

城市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海浦东新区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6年上海浦东新区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3以上农民工对自己的总体生活质量表示满意;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月平均收入、居住类型和健康状况因素对其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居住时间因素对其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的"工作和保障满意度"和"生活环境满意度"对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著。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选择研究

本文利用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研究调查数据,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进入条件、就业影响因素以及就业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相对具有更狭窄的社会资本和更少的工作初始投入;教育显著提高了农民工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滞后一期的市场状态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选择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就业分流并没有导致农民工就业市场出现内部分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存在着强的自选择。     

外来务工人员转工再流动意愿的研究——基于珠三角的调查数据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外来人口的再流动。本文通过对外来务工人员转工再流动意愿的研究发现,有相当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有着转工再流动的意愿,且新一代外来务工群体比老一代更为强烈,转工是他们的一种流动表达方式,其本身就表现出一种个体的选择性及工作组织的排斥性。在影响因素的分析中,个人特征变量是影响外来务工人员转工再流动意愿的主导因素,组织性因素变量的影响效应相对较弱,这主要是因为外来务工人员无法从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获得流动提升。     

农民工入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9年广东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运用logit统计模型,在广东省农民工入户政策的改革背景下,分析上层农民工群体的入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入户意愿是农民工个体权利的合理化表达,其背后隐藏的是经济诉求、生活保障、权益表达等劳动力再生产的综合需求。是否拥有责任田、在本城市工作年限、是否有亲戚在工作地、对城市的归属感和生活的安定感是影响上层农民工入户意愿的主要因素,而受教育年限、收入和工作级别等因素对他们入户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甘肃省农民工创业群体特征分析

本文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共选取和采集了718名农民工的人口学资料、外出务工情况、创业及培训信息。通过卡方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Logistic回归等方法,探讨甘肃省农民工群体的创业特征,以期为创业政策提供导向性信息及建议,促进农民工群体创业意向的形成和实现。分析结果显示甘肃农民工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仅占到调查群体的77.6%;被调查者中64.3%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务工创业技术掌握与否、创业政策知晓与否、创业信息获取便利与否以及外出务工次数对甘肃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具有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