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代直系家庭变迁:年龄、时期、队列视角的观察

发掘中国社会特有的家庭结构变迁模式是理解中国家庭变动特征的关键,也是许多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基于9期的中国营养追踪调查(1989-2011)数据,利用分层交叉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模型观察我国三代直系家庭在三个时间维度上的演变趋势。研究发现在年龄维度上婴幼儿以及老年阶段仍然拥有较高的三代直系家庭比例,这体现了直系家庭在抚幼和养老方面发挥的重要功能。在时期维度上三代直系家庭比例并没有展示出显著的变化趋势。相较于时期,嵌入社会变迁中的队列趋势是三代直系家庭结构变迁更为重要的驱动力。队列的三代直系家庭比例在整体上呈现出U型趋势,较老的队列处于直系家庭的可能性逐渐下降,而幼儿队列处于直系家庭的可能性不断上升。该趋势代表了老龄群体的"去直系化"与幼儿群体的"直系化"倾向。研究结果表明,在私人领域,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转变这些现代化因素仍然在促成家庭的小型化;在公共领域由于家庭职能(抚幼和养老)在向社会职能转变过程中的波折与分化,个体家庭会调整结构形态以应对不同阶段社会资源与风险的变化,从而塑造出了我国三代直系家庭结构的变迁模式。这不仅仅代表了传统和现代的博弈与融合,更是代表了一种家庭的实用主义倾向。     

分家模式与家庭规模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建构了农村的分家模式,通过回归分析论证了分家模式与家庭规模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而阐述分家模式与家庭规模在历史变动、区域差异等两个维度上的内在关联。文章最后从市场消费、土地利用、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等角度对其影响做简要归纳。     

香港产业结构变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香港是全球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之一,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之一。本文主要采用香港2006、2001及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产业结构变动历史对香港产业结构变动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议题展开研究。本文认为,香港产业结构变动形塑了当前的行业、职业结构,决定了经济发展重心和未来发展方向。此外,经由教育途径,香港产业结构知识专业化的特征已日益凸显。由此,香港产业结构不但缔造了当地经济繁荣,同时通过行业、职业、教育等变量对香港收入分配产生了深远影响。作者期望,本研究的开展能为香港产业升级提供绵薄的科学参考依据,以此实现香港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和收入分配公平的美好愿景。     

中国生育水平再探索——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解开中国生育水平之“谜”的关键在于获得一套高质量的数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通过增设公民身份号码登记项目、全面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获得了高质量年龄结构数据,为准确估计中国过去一段时间的生育水平提供了可靠数据基础。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006～2017年始终维持在1.6以上的水平,许多年份超过了1.7,在2017～2020年则持续下降;生育率存在较大波动,2020年达到最低值1.3,2012年和2017年出现明显高峰,分别约为1.89和1.88,15年间平均约为1.7。生育属相偏好、生育政策调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总和生育率的波动。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显示中国目前生育水平仍有提升空间和发展潜力。充分消解新近出现的生育水平抑制性因素、构建家庭友好和生育友好型社会,是挖掘和发挥这种潜力的关键举措。     

高校扩招对我国初婚年龄的影响——基于普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自高校扩招以来我国人口受教育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我国初婚年龄的影响.结果显示,高校扩招后,我国各年份出生同期人的中位初婚年龄持续上升;在2010年,受益于高校扩招的适婚人口的已婚比例相比2000年同龄人的已婚比例显著下降,且受高等教育人口的已婚比例低于未受高等教育人口的已婚比例.高校扩招带来的人口受教育结构变化对我国初婚的推迟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解释力表现出随年龄增加逐渐减小的特点,并具有性别差异,其中对“六普”时点23岁的男性解释力高达78％,对23岁女性的解释力亦超过50％.     

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人口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从“加快发展”的时代主题和“三个代表”的理论深度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总览中国人口治理问题 ,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释清一些人片面强调人口自身发展的合理性而忽视国家整体发展合理性的偏向 ;并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基本内容、转变的途径、转变的主体等多个层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人口思想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理论     

1982～2010年期间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一致性研究——基于出生人口队列的分析

数据一致性是反映人口普查数据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文章以第三、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充分考虑人口死亡因素,比较同一出生队列人口在不同普查年份的人口规模,以此对人口普查数据一致性进行检验。研究中主要有三点发现:一是分时期进行分析,在"三普"至"六普"的28年间,九成以上出生队列人口存活率大于1,发生正偏离现象;二是对四次人口普查中的相邻两次普查依次进行比较,普查时处于0～90岁的91个出生队列人口偏离量逐渐增大,偏离率渐次上升;三是分性别来看,1982～2000年出生队列人口偏离程度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相当数量的出生队列人口出现系统性正偏离,表明在人口普查中存在较为严重的人口漏报、人口重报或死亡漏报。     

中国人口生育变化及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析

本文在"六普"汇总数据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的变化和生育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情况下,结构性因素逐渐成为左右未来中国生育水平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生育模式正在向初婚初育间隔扩大,生育孩次向低孩次集中的方向发展;尽管年龄别已婚生育率的变化使得中国一般生育率上升9.613%,在导致生育水平下降的各因素中,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状态等人口因素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的人口形势,科学地规划和调整人口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计生家庭状况及其生育补偿研究

通过大量的调查数据,本文重点考察、分析了我国计生家庭和计生父母面临的问题以及获得的救助、补偿等生育补偿情况,最后从转变生育补偿观念、改进生育补偿方法和加大生育补偿力度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研究。     

农村社会变迁中女性对家务分工的期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居巢农村地区的调查研究

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年对安徽居巢农村居民调查获得的数据．分析了以女性要求丈夫分担家务为代表的农村女性对家务分工的期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随着农村社会变迁,女性对丈夫分担家务的期望和要求在改变。资源因素,如收入和教育,会转化为协商权力,是影响女性要求丈夫分担家务的重要因素。性别意识因素则没有显著影响。时间可及性因素,如家庭是否非农经营和子女数,家庭生命周期因素,如是否是桉心家庭和居住地,对女性要求丈夫分担家务有显著影响。     

1964～2005年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变动——基于人口普查/抽查资料的分析

人口受教育状况通常被当作衡量某一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或抽查资料,运用趋势分析和队列分析方法,分析1964~2005年间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变动情况;1982~2005年间分性别、分城乡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变动情况;不同年代出生人口的受教育状况的变动情况。结果发现,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逐步提高,教育基尼系数逐渐降低,男女之间的教育差距逐步缩小,但城乡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每个队列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均有所提高,且各队列人口取得了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进步",其中既有年龄效应作用的结果,也有队列和时期效应作用的结果。     

小农经济结构与女性家庭角色——基于20世纪30年代微观数据的探析

本文利用1938-1940年间的满铁实地调查数据,讨论了中国华东与华北地区经济结构的不同特色对女性在小农经济家庭中的经济角色差异的影响。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控制住可能影响家庭经济福利水平的家庭特征变量及县区特征变量,检验结果显示,20世纪30年代,华北地区女性在家庭中作为男性的辅助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占有比例对家庭经济福利水平毫无影响;而华东地区女性主要从事副业生产,对家庭经济福利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华东与华北地区的不同的小农经济结构导致女性劳动力在小农家庭中扮演着不同的经济角色。     

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心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1年江苏、四川两省720户中老年农民调查数据,以同龄的非独生子女父母为参照,对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心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对待自己养老问题的担心上,独生子女父母的担心程度略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而在子女能否赡养、经济上能否支持、生病时能否照顾上,独生子女父母的担心程度均低于非独生子女父母,在年老时是否感到孤独寂寞上,独生子女父母担心程度略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总体心态的多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婚姻状况、亲子关系、子女婚后支持变化、居住条件及生活满意度等变量可能是显著影响研究对象养老心态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