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所批《水浒传》与《西厢记》比较

金圣叹所批《水浒传》与《西厢记》是其批点的两部代表作。从总体宗旨上说，《金批水浒》侧重于通过“立言”来表达“立德”、“立功”的社会追求和社会政治伦理关怀，《金批西厢》则侧重于个人性情追求和人生关怀。在批评风格上，前者显得慷慨激越、高古悲壮，后者显得超妙深婉、绵密禾农丽。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除了受批评对象本身的制约外，一方面与金圣叹所处的“天崩地解”的时代社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的特殊的人生遭际和文化性格有关。在这里，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个人追求和普遍命运。     

乡愁的两种表达式——余光中《乡愁》与洛夫《边界望乡》比较

余光中《乡愁》和洛夫《边界望乡》为台湾乡愁诗歌的“双壁”。两位诗人都有着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又不约而同走过由“西化”向传统回归的诗歌创作之路,时空阻隔所产生的乡愁为《乡愁》和《边界望乡》共同表现的内容。余光中《乡愁》在一静态的情境中创造完成,所表现出的乡愁情感具有普适性、共通性;诗作结构整齐,节奏静缓,意象朴素明朗,语言体现了一种纯净之美。坚持创造性为诗歌生命,洛夫近乡情怯而作《边界望乡》,抒发的是极具诗人个体性的乡愁体验;诗行参差,结构跌宕,节奏激越,意象新奇,诗歌语言散发出魔性的色彩。     

王国维眼中的《桃花扇》的悲剧性

王国维在《桃花扇》与《红楼梦》的悲剧比较中,指出了《桃花扇》的悲剧特征,认为《桃花扇》虽与《红楼梦》同为悲剧,但其悲剧性则大异其趣。如果说《红楼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而必然的人生哲学悲剧,那么《桃花扇》只能属于借“风花雪月”及“人生之事”以写“故国之戚”的、偶然而“例外”的、“他律的”社会政治历史悲剧。《桃花扇》的悲剧性亦体现于此。     

《周易》与《史记》的人生观

司马迁与《易》学有较深远的渊源关系，司马迁笔下人物的人生观深受《周易》思想的熏陶。禀承《周易》的人生观，司马迁对待人生，提出“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人们应当“自强不息”，能够“见几而作”。同时个人必须具有谦逊、礼让的品质。再者，司马迁接受了《周易》物盛则衰思想的影响，提出个人应当“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处在人生的巅峰，必须及时引退。人生不应太沉迷于权禄，应视之如浮云。     

朱熹《大学》与王阳明《大学》的比较探微

朱熹与王阳明作为采明两代的大儒,其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都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朱熹以《大学》为“为学纲目”,阳明更是以《大学》为其思想的阐发点,两位大儒都选择《大学》作为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本文通过对两位大儒所作《大学》的目的、对象、方法上的比较,进一步探究其在《大学》中所阐明的两种不同的哲学体系。     

痛极而笑化痛为笑——评《第二十二条军规》与《等待戈多》中黑色幽默的警世意义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约瑟夫·海勒的成名作,《等待戈多》是英国后现代主义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成名作。在这两部著作中,海勒和贝克特都采用“黑色幽默”的创作手法,以诙谐讽刺的语调,深刻反映了人生的痛苦和世界的荒诞,探究了人类存在的意义。通过比较这两部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和创作形式解读了文本中黑色幽默的后现代艺术创作手法,揭示了作品中黑色幽默所反映的西方后现代社会人孤独、焦虑和无助的心理,并阐述了黑色幽默的警世意义。这两位作家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社会心理问题的深刻洞察及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和忧虑,对解决现代人精神领域出现的问题极具启示意义。     

狂言流言，巫言莫言——《生死疲劳》与《巫言》所引起的反思

莫言的《生死疲劳》与朱天文的《巫言》在2008年“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终审时对决。《生死疲劳》从人畜六道轮回的观点,写半个世纪中共政权下的农村变化;《巫言》则由一位深情却孤意的女性娓娓诉说生活与创作经验。决选的结果由《生死疲劳》胜出,《巫言》的成就其实可以等量齐观。若以1949年标志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至2008年适为一甲子的结束,60年来的中文小说精彩纷呈,以朱天文和莫言各自所占的位置为探索的起点,可以探讨他们各自所承袭的写作渊源和所延伸的谱系,并且进一步借着这两位作家的创作,反思当代中文小说的来龙去脉。     

《小山词》与《饮水词》

在中国词史上，相隔600余年，均以小令独擅胜场的晏几道与纳兰性德相似多于相异。他们性格一致，多情而笃于友谊，真挚而忠于爱情，词作凄清委婉，“绮梦”含蓄。《小山词》和《饮水词》好象两个才华横溢、多愁善感的灵魂。本文试从作家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生平、思想以及作品的实际出发，对两位词人加以比较。     

生命之春在艺术 艺术之美在永恒──叶芝《驶向拜占廷》与济慈《希腊古瓮颂》主题之比较

论文对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伟大代表叶芝的代表作《驶向拜占廷》与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伟大颂诗《希腊古瓮颂》的思想内容进行分析比较，认为，《驶向拜占廷》描写了“生命之春在艺术”的主题，《希腊古瓮颂》唱出了“艺术之美在永恒”的基调。两首诗所揭示的“生命──艺术”的不同主题在“永恒”中得到统一。这是两位诗人从悟解人生命运的角度所作出的对生之极致──死亡的赞美，也是两位诗人追求人生的自我完善之表现，是他们从诗人的思考方式出发解决人生问题的最好范例。     

《巴黎圣母院》与《西游记》浪漫主义特色之比较

文章对《巴黎圣母院》和《西游记》这两部东西方文学巨著所具有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从“情节与情景的幻想性、奇异性”、“语言艺术的喜剧性”、“场景描写风格的特异性”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从“异中之同”，求“同中之异”，以提高民族文学和他国文学的认识能力和鉴赏能力，增强民族自豪感，促进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程明道“性”论研究

在北宋诸儒中,程颢"性"的学说极富有特色,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朱子,而且本身就是湖湘学统的源头所在,形成宋明道学中颇具特色的一大传统.程颢在论性时,虽然借用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但实质上是将<中庸>之本然的"天命之性"涵摄"生之谓性"并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程颢提出"性即气、气即性"这一命题,指出本然之性代表着一种性气未曾分离的更为原初的关系,进而他认为这种本然之性超越善恶,作为价值判断之善恶乃从本然之性中派生出来,非性之本身,从而为其工夫理论确立了本体的基础.     

程颐境界哲学的理性之维——兼论二程境界的不同取向

程颐与程颢虽然同为理学奠基人,但代表着不同的境界取向.与程颢提倡直觉主义、偏重即本体即工夫的体悟不同,程颐重视形上形下的区分、性情理欲的辨析以及心对性的认知,偏重于形而下的细密工夫,突出严格的日常规范践履,呈现出谨严、敬重、刻板的理性主义特征.程颐的敬畏境界所凸显的是一种规范性的道德境界,他将现实的伦理规范提升到"天理"的高度,赋予其绝对、必然的意义.     

论二程的"为己之学"及其对朝鲜教育理念的影响

程颐、程颢是中国历史上颇有影响力的教育家 ,他们在以词章、训诂、科举为主的学风盛行的北宋初期 ,毅然提出了“为己之学”。不像“为人之学”跟满足自己的名利私欲联系在一起 ,“为己之学”是指对“理”的探求与将其内化为提高自身的修养的纯粹的学问观。二程所坚持的这种为学态度对 16世纪朝鲜教育理念上的影响很大 ,尤其是朝鲜中期性理学的集大成者李 ,通过对程朱理学的钻研和书院的设立及普及来振作了“为己之学”的学风。与当今的教育比较而言 ,“为己之学”的精神与实践具有更强的崇高性和本质性 ,这对现代社会的人生方式与教育仍然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诚学"、"性学"与"气学"

冯友兰先生认为宋明儒学有程朱理学一派,陆王心学一派,还有从张载到王船山的"气学"一派。牟宗三先生则认为在理学和心学之外有从胡宏到刘宗周的"性学"一派。实际上,气学一派与性学一派可合并为一,他们都从周敦颐以诚论道、以诚论性开其端绪,其特点是理气合一、性气合一的天人合一观念;他们都以"诚"作为其哲学宇宙本体论的最高范畴,由此,可以称其为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     

程颢、张载论性及其分歧——以《定性书》为切入点

依学理而论,张载论性基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分的理论前提。然而,程颢在人性问题上乃是典型的＂性一元论＂者。由是观之,张程二人在人性理论上存在重大的分歧,因此而导发的＂定性＂问题——性之本体与定性功夫便凸显而出。两人关于＂定性＂的讨论主要集中敞显于《定性书》之中。《定性书》中表明了程颢坚守性本一源,无有内外,无需定性,并且依此回应了张载性出二源,累于外物,须有定性功夫的观点。     

程颢、程颐本体功夫思想之比较

虽然程颢和程颐只是有着不同的宇宙本体论倾向,却导致了他们两者具有很大不同的人学本体论、功夫论和本体功夫思想。为此,比较一下这两者的不同及其原由,对于进一步理解宇宙本体论在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和深入探究本体功夫思想都是十分有益的。     

试论程颢程颐的《诗》学情性观

《诗》学在宋代发生了巨大变革。程颢程颐是宋代《诗》学变革的先驱之一。二程《诗》学情性观是宋代《诗》学变革的重要表现,既反映了宋代《诗》学研究思路重内轻外之理学倾向,又体现了宋代《诗》学以情论诗的文学思想。二程《诗》学情性观是理学与文学思想的交融。     

与二程相关的几点哲学思想及史料问题之辨析--兼评葛瑞汉书中的一些观点

分析了二程思想倾向之异。程颢主德,追求超越的宇宙人生之道德价值。程颐侧重主知的格物致知,把握事物现象中之必然性。二程的天理(理)既是宇宙中人与物本身皆内在具有的超越的道德性的绝对,又是天地间事物本身客观的自然规律之理。大程的识仁倾向前者,小程的格物注重于后者。文章认为周敦颐、张载、程颢、胡宏等人的性说是性善论的一种,张载有明显的虚、气二元倾向,对《粹言》的编者为谁,及张载和程颐的语录中分别混杂有对方语录等问题作了考辨。     

上海故事中的空间与怀旧--王安忆和程乃珊上海故事之比较

通过对王安忆和程乃珊的“上海故事”小说中分别出现的弄堂、“蓝屋”等空间进行分析，挖掘两内在的化意蕴及上海人生活趣味及差异，突出上海故事怀旧的主题，体现了上海人对生活趣味、明时尚的迷恋。程乃珊的怀旧是展示上海过去的摩登繁华景象，昭示上海现代性的经验；王安忆通过书写上海人日常生活细节和情趣，突出城市的历史沧桑感。     

论成玄英重玄美学思想

成玄英双遣双非的重玄美学以“空”代“无”,解决了老庄滞“无”在美学思维方式上造成的偏颇,他所构造的重玄妙境作为最高的审美境界、人生境界反映了修道者的终极追求,而圣人的“妙契重玄”更是大道"圆融无碍"之美的具体展现。作为宗教学家,成玄英在他的美育思想中也始终贯彻了重玄之思。重玄美学不仅是对传统道家、道教美学思想的发展创新,对后来道教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