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孝”与“Eros”的比较看中西传统伦理共通之可能性

中西传统伦理之可能的共通性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无论"孝"还是"Eros"都是人的生命价值动力之源;二,无论"孝"还是"Eros"都是构建社会价值秩序的基点;三,无论"孝"还是"Eros"都以提升人的道德境界为目的。尽管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与柏拉图的思考方式迥异,但他们都坚信从"孝"或"Eros"出发的人生终究归根于"道"或"相",生命也就在差异中走向同一。由此,中西传统哲学殊途同归。     

从“公”法到“私”法:农村孝道衰微的原因

西周时期"孝"作为宗族内部的伦理规范,体现了制度上"私"法的性质。汉武帝时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开启了儒家道德的法律化运动。儒家的学说与道德原则被吸纳入国家法律,成为法律的指导精神,"孝"受到国法严厉保护,体现了制度上"公"法的性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农民个人权利意识日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衰落、村干部的功利化等诸多原因,农村孝道出现由"公"法向"私"法转变的趋势,这种趋势导致农村孝道的衰微。     

慈湖论“孝”

"孝"本是人们爱敬父母的自然情感,慈湖从心本论出发,将其看作本心本有之德性,和天道天理相等同,具有了本体论的地位,遂成为一种绝对的价值。本心人人皆有,只要反躬内省都能得到,"孝"是本心在具体伦理情境中的体现,这就为"孝"在人伦日用中的展开提供了基础。慈湖追求孝心的自然呈现,在功夫修养论方面提出"不起意"的学说,达到了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统一。然而,由于过度追求心的精一,导致他的理论缺乏对经验事物复杂性的考察,客观精神有所不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难以平衡,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学说的普遍有效性。     

德福因果律的“理性”形态与“精神”形态

由于道德与幸福之间存在"二律背反",在西方哲学史上,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理论有着两种典型的哲学形态:康德的"理性"形态,黑格尔的"精神"形态。虽然两者在话语形态、言说构架和体系构造方面表现出"理性"与"精神"的巨大差异,但在德性主义的价值取向上却是根本一致的。它们以哲学的魅力,建构起德福因果律的"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表现出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乐观主义的深切人文精神,但却缺乏解释和批判生活世界的现实力量。也许正因为如此,幸福论的德福因果律才可能在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哲学发展中长期与之共生共眠。不过,这些并不是"理性"与"精神"的主体,更不是全部。准确地把握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有两个因素特别重要:其一,"理性"形态和"精神"形态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形态,具体地说,是在道德哲学的视野下探讨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其二,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的秘密和宏旨,正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宣示的那个著名的哲学信念:"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符合理性的。……哲学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来考察不论是精神世界或是自然世界的。"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在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中不断向前推进所呈现的难以置疑和不可阻挡的理性力量和精神力量,一旦诉诸"现实必须符合理论"的哲学信念,便可转换为批判社会和建构文明合理性的深刻动力。     

中美家庭“孝”伦理的差异研究

中国家庭的＂孝＂伦理内涵可归纳为＂养亲＂和＂祭亲＂两部分,美国家庭的＂孝＂则更多地体现在宗教文化中。在家庭生活中,中国＂孝＂伦理主要体现：在父母地位至高、视赡养父母为刚性义务、重视祭祀祖先及传宗接代。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父母在家庭中与子女地位平等、注重老人精神赡养、祭祖与传宗观念淡薄。目前,中国＂孝行＂面临传统孝观念淡出与社会养老体系不健全的问题,美国则面临社会养老体系成熟与老人精神孤独间的矛盾。     

论“义绝”之“义”

"义绝"制度是中国传统婚姻法的一项基本制度,"义绝"之"义"是对古代婚姻基础条件的抽象概括,其本质是宗法的、伦理的,是"义"这一传统法基本原则在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具体体现.从立法技术层面来看,"义绝"制度不乏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其所蕴涵之正向价值应当被现代立法所正视.     

论“精神赡养”

"善事父母"是传统孝的本意,在此维度上,精神赡养应是传统孝道的内核。传统精神赡养的内蕴表现为以家庭输送为管道、以"用情"为实践要求和以"顺老承志"为格序等特征。在现实境遇下,精神赡养的实现遭遇到了赡养管道狭窄化、赡养要求去情化和赡养格序模糊化等窘境。重构现代精神赡养观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建立以老年人自我—子女—社区机构赡养为一体的输送精神赡养的新管道;将心孝观的认知和实践作为推动精神赡养的新机制;将提倡有尊、有乐、有为作为现代精神赡养的新格序。     

阐释孔子的“孝”论

孔子认为"孝"是"仁"的基础.他提倡敬重父母、子承父志、慎终追远,认为个体精神自觉是行孝的基本原则."孝"与政治具有一致性,二者是分不开的.同时,孔子还提倡崇拜祖先,祭祀鬼神.     

大灾大爱 生命至上——略谈“以人的生命为本”与灾难书写的崇高悲剧精神

灾难书写中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和尊重,正是被现实灾难所激发的以人的生命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文艺创作中的体现。以人的生命为本作为当下的普遍共识,既广泛渗透进现实生活中,使人面对灾难群起抗争,毅然决然地振奋出全部的生命力量,体现出崇高的悲剧精神;也体现在灾难书写中,使文艺创作蕴含对生命的悲悯。但灾难书写还须进一步高扬生命的大旗,对人的生存本质进行反思,才能真正催生伟大的作品。     

论儒家孝道思想的生命意识

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传统中,儒家孝道思想不仅体现出一种家庭伦理思想,同时也体现出人类对于自身生命的关怀,它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生命价值观,是人类追求生命永恒的一种体现。祭祀祖先是对生命的追思意识,孝养父母是对生命的爱敬意识,生儿育女、以期传宗接代是对生命的延伸意识,儒家孝道思想的生命意识正是通过这三个层面展示出来,这也是儒家孝道文化独特魅力所在。     

论先秦儒道生命观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哲学主张一种"乐生安死"的生命观,与此不同,道家哲学则追求一种"超越生死"的生命观。这两种生命观都建立在对生命意义的理性反思之上,凸显了中国古人对生命生死现象的客观承认,体现了生命由自我主宰的主体精神。这种生命观在现代社会中依旧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它不仅有助于增强人们珍惜生命、敬畏生命的意识,也有助于塑造独立洒脱的道德人格,帮助人们以理性、坦然的心态面对死亡,最终树立一种追求生命不朽的人生观。     

中国古代哲学“悟道”思维与“德性”精神的文化传统

中国哲学家以直觉体悟、意向体认的"悟道"思维觉解天道人德的思想特质,使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认知世界本体的"理性"思维及其知识体系,其致思方向集中于省思人生道德的心性觉悟。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天人合一的道德伦理中体悟生命的根本,以意象性的直觉领悟追求人生之道的义理,实现人格的完善。中国哲学以"道"作为中华民族生命精神的形上根据,悟觉明德修身、平治天下的德性精神,修养厚德自强、中道和乐的生命境界。这种"悟道"思维与"德性"追求的精神传统,积淀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思想源泉与文化根基,成为当代中华民族复兴与发展独特而丰盈的精神家园。     

儒家“仁爱”意识与“天人观”

在儒家仁爱精神和学说的讨论中,我们常常为一般所说的两个方面的"限制"感到困惑,一个是儒家的"仁爱"同"孝"和"礼"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爱有差等"的差异意识,它不像墨家的"兼爱"和基督教的"博爱"那么普遍和一视同仁.     

《论语》中的“孝”文化及当代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的"孝"文化的地位尤为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需要汲取"孝"文化的精髓和理念。《论语》作为儒家经典文本之一,其中蕴含孔子对"孝"的重要性的分析以及"孝"的根本、目的、应用和新主张的系统化阐释。当今人们要继续借鉴孔子"孝"文化中的积极成分,注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好"小孝",致力"大孝";立足"近孝",追求"远孝";实现"孝身"、"孝心"、"孝志"而达到"至孝",进而构筑和谐"家庭",实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伟大复兴。     

论近代科学理性与“逻各斯”理性的差异

近代科学理性承袭了古代哲学"逻各斯"理性的本质精神,然而它们在表现形式上却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古代哲学"逻各斯"理性主要体现为内在确证、质的规定和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逻辑演绎;而近代科学理性则表现为外在确证、量的规定和以数学语言为载体的逻辑推演。这种差异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哲学的主客一致的基础,它不仅导致近代哲学研究从古代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变,也促使了经验主义、逻辑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兴起,最终引起哲学理性的变化,导致"努斯"理性的沉沦。     

黑格尔“绝对”与“精神”的哲学内涵

本文以哲学界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不同理解为背景,从康德入手引出黑格尔为什么要提出绝对精神,并理解绝对精神及"绝对"与"精神"的内涵。在阐述"绝对"的哲学内涵时借斯宾诺莎的实体及康德的物自体进行了发展和比较,在对"精神"的哲学内涵进行阐述的时候是通过对精神本身的理解及对精神与理性的区别来完成的。     

美国“反建制主义”传统与“特朗普现象”

美国自立国以来,在"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和法治"等精神的鼓舞下,一直具有深厚的"反威权主义"传统。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四次"反建制主义"高涨期,通过改革或革命推动社会的变革与前进。如今,以"特朗普现象"为代表的新一轮"反建制主义"运动再现,此次高潮既继承了历史传统,也体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并对美国内外政策、中美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出现大幅度调整,对此,中国可保持战略耐心,理性应对,并积极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双边关系。     

诗学“以德为本”的价值理性

中国古代诗学建筑在儒家文化的广阔背景上,这种诗学的审美批评本体论所依据的是以"德"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诗学的德本属性由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所规范,体现了中国特色的以人伦为中心的德本精神.以德为本的文化精神作为中国古代诗学初创时期的逻辑框架,成为诗学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指向,并由此形成了超稳定的传统,以及以价值理性、人文理性和社会政治观为基础的文学批评形态.     

理性反思、生命共鸣和“贯通型”研究传统——刘再复“第二人生”的鲁迅研究

刘再复"第二人生"的鲁迅研究是建立在对"第一人生"鲁迅研究的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对其"第一人生"鲁迅研究的时代性局限进行自我批判,并从反向提出相应的学理性主张。刘再复"第二人生"体验和鲁迅的生命体验在某个层面产生深刻共鸣,因此,其"鲁迅研究"也是借鲁迅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浸染上浓厚的主体特征和情感色彩。刘再复"第二人生"的鲁迅研究体现为美国汉学研究传统和中国大陆本土研究传统的贯通融合。     

论西方文化中的人性维度

西方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几个不同的人性维度.古希腊文化张扬个性,放纵原欲;基督教文化在"原罪"与"救赎"中探求人性终极意义;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人性关怀则蕴涵着对意志自由的反思与批判精神.几个维度的错综延伸展示了由生命意识的统一和谐与分裂冲突所体现出的不同欲求,即自然欲求、理性欲求和形上欲求.这些欲求支撑起了西方文化的人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