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 实 无 妄” 与 “开 启 民 智”——由《申报》“杨乃武案”看中国近代报刊的媒介素养

《申报》是近代中国创设较早,历时最久的报刊.其创刊不久,即对"杨乃武案"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追踪报道.在对"杨乃武案"的报道过程中,《申报》始终秉持"真实无妄""靡不毕载"的报道原则,从而使其在刊载内容上较之传统官报更为广泛.除了秉持"有闻必录"的报道与刊载,《申报》还对于"杨乃武案"审理过程中所暴露出的司法弊端与官场陋习给予揭露与批判,彰显了其作为社会舆论的立场,充分发挥了近代报刊媒介"开启民智"的功能,标志着中国近代报刊媒介素养的逐渐形成.     

清代“顶凶”现象成因研究——以王树汶冤案为中心

“顶凶”是传统代刑行为的异化。王树汶冤案是清代一则典型的顶凶案例。从此例冤案来看，司法腐败不是清代“顶凶”行为泛滥的根源。官吏分途下对于吏的生存、发展权的漠视，对强盗案司法效率的过度要求，将政治稳定置于个案正义之上以及司法官与士人在报应理念下对道德正义的追求，共同导致了“顶凶”冤案的发生以及覆审翻案的艰难。尤其是对道德正义的追求，使顶凶行为具备了理论“正当性”,更是“顶凶”冤案长期存在的法文化根基，也因之成为冤案预防与纠正的难中之难。治理“顶凶”行为，预防与纠正冤案，必须在保障司法官吏的生存权、发展权基础上，尊重司法程序客观规律，协调法律正义与政治需求、社会道德标准的关系。     

李燮和、严复与筹安会——兼论民国初年筹安会“六君子”

民初筹安会是一个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效劳的工具,此乃世所公认。然而,史学界多数论者对于筹安会“六君子”几乎不加区别地一概否定,则失之公允。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应对所谓筹安会“六君子”进行具体分析。杨度、孙毓筠的确是筹安会的中坚人物,而其余四人都是被拉来装点门面的。如果说刘师培、胡瑛在自愿参加筹安会后还或多或少地参与了筹安会的一些活动,充当过配角的话,那么,李燮和、严复则是被强行推入陷阱的。这是袁世凯等人设置的大骗局,是其帝制阴谋的产物。所谓李、严参与发起筹安会乃是一桩历史冤案。     

《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差误商榷

近年教历史文选课,采用赵淡元先生主编的全国通用教材《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上、下册）获益良多。该书凝集了全国近二十位学者的智慧。所选要籍脉络分明,选文注释详赡。兹就备课所得,列五事以为商榷,以期不断提高质量;笔者建议乃浅陋之见,仅供参考而已。一、校对失误者多处,应予订正。如：上册第60页《战国策·赵策》中“变右之教”之“右”当作“古”。上册第103页《史记·平准书》“天下若其劳”之“若”,应为“苦”。下册第54页《晋书·祖逖传》中有“父武,晋王椽,上谷太守”之“椽”当作“”。下册第94页《新唐书·魏…     

三味书屋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摆在面前两大难题:“两个凡是”和如山冤案。胡耀邦统率一群群党内慷慨悲歌之士奋勇冲击,大     

从浙江两起冤案平反看新刑事诉讼法对冤案的预防

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自2013年1月1日起实施。而2013年年初以来，多起冤案接连立案复查．以浙江省叔侄奸杀冤案、五青年杀人冤案尤为典型。刑讯逼供、“疑罪从轻”，是浙江省两起冤案的共同成因。对此，新《刑事诉讼法》在预防冤案方面有一系列新规定，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完善了询问程序以避免刑讯逼供发生，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排除非法手段得来之证据，明确了定罪量刑证据标准以指导判决，避免疑罪误判。     

追寻心灵的“真理之光”──对文化散文的审视

追寻心灵的“真理之光”──对文化散文的审视刘谋一、概念的源起文化一词，古已有之。（周易）有言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汉代刘向（说苑·指武）中所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化乃“文治教化”之义。而在西方，文化最早是指土地耕种...     

论滥用“狱侦耳目”的危害及其防治——以张辉、张高平冤案为视角的反思

“狱侦耳目”虽然在协助案件侦破方面具有一定辅助作用，但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其在侦查过程中极易被滥用，从而异变为一种直接实施“侦查行为”的秘密力量。张辉、张高平冤案的爆发，反映了滥用“狱侦耳目”对于司法公正的巨大危害。对此，应当从法律修改与法律适用、制约机制建设、侦查模式改革三大层面入手，建立起健全而完善的防范、治理机制，以减少并遏制“狱侦耳目”的滥用，最大限度地避免“二张”式冤案的再次发生。     

评辛亥武昌首义时期的“三武”

辛亥武昌首义时期的“三武”指蒋翊武、孙武、张振武，这三位都是策动武昌起义的重要角色，对于创建中华民国厥功甚伟，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怀念。武昌首义能一举成功，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的贡献要比孙武、张振武负责的共进会大得多。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分析“三武”的处理方式、应变能力，能够看出孰是孰非。“三武比较起来，孙武不如振武，振武不如翊武。翊武纯朴，即敌对者亦表示好感。”这个评价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论岳飞之死

岳飞死于“莫须有”的罪名，而这一罪名是如何罗织、如何强加在岳飞头上的？岳飞被害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谁是“风波亭冤案”的元凶？秦桧在这一冤案中起了什么作用？岳飞自身是否有值得反思处？本文对上述问题作了详尽的探讨。     

“接受理论”的美学阐释

“接受理论”本质上乃属一种审美解放理论，它第一次把文学艺术提升为人争取自由的生存方式，从而赋予其生存论意义。“读者中心论”之流行误读无法涵盖这一本体论涵义，且因重蹈“一元论”而又陷入逻辑悖谬。在理论上澄清以上正反两点乃理解“接受理论”历史与现实意义的关键。     

姜“履帝武敏”考

对《诗·生民》中姜“履帝武敏”一句，历来多所穿凿，本文从姜所处之母系社会的文化氛围出发，结合地下考古史科，论证了诗句之“武”字实为“母”字，姜所祀实为郊之神。这位郊神乃为姜姓氏族之图腾祖先，被姜那个氏族奉为先妣、高母。她实际就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类高母女娲。由此，本文提倡应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传说。     

刘知几“独断”之说探析

本文明确提出“独断”之说为刘知几最具理论意义的史学见解，并结合历史背景，对其内涵、核心、意义等作了较为深入的探析。笔者认为，刘氏“独断”之说的真正内涵并非否定官修史学，而是要在国家“专断”中，保证史家主体创造性的发挥。其核心乃刘氏首次对史家主体自身建设问题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探索，而这正是其理论意义之体现。刘知几“独断”之说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对现代史学工作也不乏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略论西周宣王改革

对于周宣王应当如何评价,当前在史学界内分歧颇大。或曰西周之亡盖因厉王专利,续而“宣王即位,不籍千亩”、“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所致,所以认定厉、宣二王是导致西周灭亡的昏庸之辈;或曰宣王有赫赫武功、“德行国富,人民殷众”,是一位中兴之主。这种单纯以王朝兴衰论英雄的观点似需研究,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只有弄清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地位,观其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推动历史前进,或是阻碍历史前进乃致拉历史车轮逆转,才好对他们作出近乎实际的评价。据此,笔者以为,周宣王在位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顺应了中国古代井田制逐渐崩坏的历史趋势,推动了由土地公有制向土地私有制转化的进程。周宣王当是一个奴隶主阶级的改革家,不当之处乞望同志们指正、批评。现仅就周宣王改革的主要内容,略论如下。     

谁是英雄

“圆以融，乃中庸之精义也。” 对于历史，老祖宗要求“盖棺论定”，但有些时候，往往是某人的棺材也盖好了，评价也写进了史事。却仍然不免会“诈尸”，让人不知如何是好。     

“疑罪从无”的当代命运与规则要义

旨在人权保障的“疑罪从无”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屡屡受阻,而“疑罪从轻”的判决却比比皆是.“疑罪从轻”备受指责,被认为是冤案的祸根.事实上,诸如赵作海等案件中“疑罪从轻”与冤案的发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既然赵作海等冤案的从轻判决是法官在明知其无罪下的无奈选择,应对之策只能是:尊重司法规律,还权于审判法官;建立判决说理机制,保证法官面对“明显疑点”案件时能够果断作出无罪判决.     

“大礼之争”是非考辨

关于明嘉靖年间的“大礼之争”,史家历来鲜有定评。《明史》卷一九○责难杨廷和“未暇为世宗熟计审处,准酌情理,以求至当”;夏燮认为,天子有统无嗣,继统不可以伦序言,世宗之天下,受之武宗,既然继武宗之统,“则当祢武宗而祖孝宗”;谷应泰则持两端议:“兄称武庙,因欲并考孝宗,则孝以无孙反因得子,于义为诬;称子逼武,二统嫌孝,于理亦碍。……所疑者,考兴献则疑于无孝宗,皇兴献则疑于跻武宗。凭几弥留,奉迓入继,不能得世宗而延其嗣,仅欲召兴献而乱其统”。笔者认为,“大礼之争”,杨廷和等议礼诸臣的主张完全合乎古礼,无可厚非。下面谨——胪陈辨析。至于“礼争”的由来、影响及与皇权的关系等     

“文气”论

本文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范畴，作了历史与现实的考察；对“文气”的出现以及其所具有的历史内涵予以全面论述，指出“文气”的哲学基础乃古代万物之源的“气”，“文气”是“气”之“生命性”在文学观念中的体现。文章并从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的角度，对“文气”所具有的历史形态进行了分析，既着重于创作与本文两个层面，也顾及文艺美学的角度，对“文气”的文学意义作了论述。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杨绍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提出了“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①的论断，这既是新时期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一“改善党的领导”问题，是中国共产党...     

论金庸小说“武”的创新:一个现代武侠小说的演进视角

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发展，可从武、侠、情三条线索来把握。“武”包含三方面的内容：武功知识系统、习武过程、武打场面。金庸在民国武侠小说基础上对“武”的创新，尤其是在创建武功知识系统方面，金庸创建了“以内御外”的武功基础性概念，新创了新时代“武功地理学”构架，厘定武功层次并新建武林秩序。他呼应多元化社会进步的现实，将成长模式引入武侠小说，对武功顶端人选秉持开放立场，树立了终身学习的范式，强调了贵在创新的理念。金庸不仅把中国现代武侠小说推上了高峰，也将武侠小说中的“武”推上了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