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表现形态

厘清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表现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研究的重要任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形态表现为：在教育对象上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教育方法上善于以文化人和以文育人的“文化治理形态”；完善精神谱系、发挥精神引领作用、克服精神缺钙风险的“精神治理形态”；明确价值导向、培育价值自觉、树立价值自信的“价值治理形态”；在个体层面加强心理问题疏导和心理健康教育，在社会层面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心理治理形态”。坚持以系统思维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形态，注重整体和各个形态内部的优化趋向，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各形态共同发展并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协同效应。     

治理理论对我国治理变革的启示

治理理论是当代有关政府和行政改革的前沿课题，该理论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体制对当下治理改革的影响，认为治理是由“主体间性”和社会性构成的，要走出当下“中国式”治理的困境与误区，除了公共管理的团体施动者(政府)应当从角色定位、文化属性和组织偏好等方面予以重新建构外，在个体施动者(社会)方面，也应通过构建公民文化，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使公共管理活动获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     

论民间组织的价值

随着当代中国政治与经济改革的推进,以空间为存在前提的民间组织大量繁育。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审视,中国民间组织的大量繁育无论在法律普遍性的获得、国家与社会价值目标的整合、社会多元利益的整合、限制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滥用、公民文化的形成等理论层面上,还是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公共管理、社会生活等实践层面上都有利于社会的治理。政府和社会理应从资金来源、自主性建设、法制建设等诸方面加强民间组织建设。     

治理的处境化诠释:话语、政策与意识形态

治理概念的提出和治理理论的发展,几乎伴随着中国的深度转型。这种机缘巧合,使得治理概念和理论一经提出,就被我国学者不断地从话语层面进行着处境化诠释;同时,为了解决社会深度转型中面临的复杂问题,政府迫切需要寻求新理论的指导,于是,经过中国著名学者在话语层面处境化诠释的治理理论就很自然地嵌入政策实践之中。作为反馈,政策实践又不断处境化地诠释着治理理论。而治理作为一种认同度较高的政治思想也必然会“深深植根于具体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处境中并对处境产生有意义的反馈”。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三大不良心态可能与我国当前治理结构、治理生态的畸形有关。要克服这三大不良心态,我们既要有好的顶层制度设计,来满足国家宏观治理的需要,又要开展深入社会日常生活的“微治理”,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微问题”、处理“微事情”和满足“微心愿”。     

西方公共文化发展的理论视界与实践模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的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治理理论等,为发达国家文化行政改革和公共文化发展提供了理论范式.在这些理论的指引下,各国在公共文化发展中形成了多种实践模式,尤以“政府主导”模式、“民间主导”模式、“分权化模式”最为典型.当代中国的公共文化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公共文化领域发展的一般规律.理论背景与实践经验的借鉴,可以更好地促使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保持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的一致性.     

《诗学》与《乐记》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摹仿”说,揭示了文艺的起源,并认识到了文艺的功用问题,提出了“净化”说;中国古代《乐记》也探讨了艺术的起源问题,并从儒家诗学功用观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文艺的社会政治功用。《诗学》和《乐记》在很多理论层面都有相通之处,并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全球治理与权威重构——兼谈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问题

对权威的关注,乃立足于国内政治.从威权政体走向善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目标.在这个层面上,推进民主、法治、社会正义与公民参与,应当是中国政体转型的题中之义.因此,当代中国转型中的权威位置迁移与全球治理中的公共权威重塑是一对顺应关系,本身并不构成根本性冲突,全球治理很可能成为促进当代中国政体转型的外部动力.     

风险社会中的专家体制:困境与出路

风险社会的来临,要求我们反思基于专家体制的决策风险及其发生机制。专家体制困境的重要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分配的结构失衡,因此,从结构层面上来说,专家体制的出路是走出“政治技术化”路径下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危机,纠正政治权力对决策过程的过多干预,通过建构国家治理机制、市场治理机制与公民社会治理机制之间的均衡治理网络,实现专家体制合理有效的权力分配。随着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与科技、商业、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都在重新界定与建构的过程中,专家体制也在不断改变其决策行动框架,降低决策风险。     

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类型、特点及其治理——以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相关理论为视角

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是某些“社会风险”演化到“公共危机”过程中的一种显性表达方式。不能将事件治理等同于“应急管理”,治理应该延伸到事件发展的各个阶段。运用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的相关理论可以对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类型和特点进更加清晰的分类。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综合治理框架”,可为这些事件的治理提供了实践层面的启示。     

地方治理研究:西方经验与本土路径

：当代地方治理思想和实践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英国,并逐渐成为发达国家政治与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地方治理是当今整个治理思想和多层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多中心”治理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社群主义思想理论及“第三条”道路理论是西方地方治理的主要理论基础。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地方治理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以府际治理为核心,以乡村治理、社区治理、NGO治理为具体叙述对象。我们认为,理论积累与地方治理研究的规范化、问题意识与地方治理研究的中国化、深度调查与地方治理研究的实证化是中国地方治理研究走向繁荣的必然趋势。     

地方治理研究：西方经验与本土路径

：当代地方治理思想和实践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英国,并逐渐成为发达国家政治与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地方治理是当今整个治理思想和多层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多中心”治理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社群主义思想理论及“第三条”道路理论是西方地方治理的主要理论基础。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地方治理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以府际治理为核心,以乡村治理、社区治理、NGO治理为具体叙述对象。我们认为,理论积累与地方治理研究的规范化、问题意识与地方治理研究的中国化、深度调查与地方治理研究的实证化是中国地方治理研究走向繁荣的必然趋势。     

宗教与现代公共治理

虽然在现代社会宗教和政治之间形成了“政教分离”的格局，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完全消解。相反，宗教正日益作为一个新兴的“第三部门”在现代公共治理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试图从现代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发展及成果入手，探讨宗教介入到现代公共治理的契机，并最终落脚于宗教与现代公共治理良性互动的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理论辨析与实践引领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并存、多变化发展,是中国在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涌现出的一个重要文化景观和政治现象。要准确解读这一文化景观和政治现象,必须从理论层面辨析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萌生条件与演进特征,以此帮助人们从思想动态的视角洞悉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物质动因和精神诱因。为有效防止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无序发展和泛滥,以及由此所诱发、导致的思想混乱与价值困惑,还必须从实践层面积极探索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引领策略,以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进而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西方新公共管理变革与我国行政管理模式的改革

当代社会经济、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西方国家政府行政组织的变革,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模式—— 新公共管理学由此产生。论述了新公共管理学产生发展的历程、理论基础与实用价值。同时,在综述各国新公共 管理改革的政策反映和实践趋势的基础上,从不同视角总结出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模式,并探讨了如何借 鉴新公共管理思想,对我国政府组织进行行政管理模式的改革。     

论孔子儒家政治思想

孔子儒家政治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影响巨大而深远。从历史发展上来看,儒家起源于治国安邦的政治活动。儒家的古代圣人是伟大政治家,儒家传承周代国家治理的礼乐文化。孔子儒家关注社会人生,担负入世参政的使命。对于政治,孔子有非常全面深刻的思想。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中,孔子儒家政治思想不断传承发展。在当代中国,许多政治理论和实践也和儒家思想有内在联系。     

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成因探析

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是“大跃进”的产物,此论断有一定的道理,但仅从实践的层面上阐述了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产生的社会根源。实质上,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产生的根源是复杂的,有理论根源、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其中,思想根源则是关键,是主因。     

从“嵌入耦合”到“形影不离”: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的逻辑进路

基于过程视域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治理的融合互构事实,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社会治理的全过程贯穿以实现思想领导的必由之径。循着过程视域的展开逻辑,作为社会治理过程的“先在结构”,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确立价值导引、奠定价值共识、储备主体条件的重任;在运行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转化为“软治理”方式、融入其他社会治理活动以及嵌入社会治理评估过程来实现运行过程的共轨贯穿;治理过程结束后,思想政治教育应树立起阐释、宣介和研究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的自觉意识和独特视角。通过嵌入式贯穿到“形影不离”的逻辑进路,有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社会治理全过程的实践目的。     

论邓小平中介性社会形态思想

邓小平的中介性社会形态思想,是关于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依规律性发展的更替中,必然存在“亦此亦彼”规定性的社会阶段的思想。在个别、特殊、一般的辩证层面,其深刻内涵主要表达为：科学地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形态的“亦此亦彼”性、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历经初级阶段必然性、人类社会发展中社会形态的更替并不是“纯粹性飞跃”的规律性。邓小平中介性社会形态思想的根据,在现实性上植根中国当代的实际状况,在历史性上植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在理论渊源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发展的“中间阶段”思想为前提的。其重大意义突出表现在：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奠定了理论基础,为经济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纪性难题的求解提供了方法论,赋予传统的社会形态理论以新的内容．     

“孝治”伦理的传承与开新——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的分析

"孝治"伦理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特征,它是"家天下"社会政治背景下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与模式。在文化国情下,"孝治"伦理对于当代公共治理仍具有重要的资源性价值。然而,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孝治天下"的思想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必然要面临自我扬弃与革故鼎新的使命。实现"孝治"伦理的转型,祛除"家天下"的私德性,赋予其公共伦理的价值指向,是"孝治"伦理成为当代公共治理中的"德治"形式的重要前提。     

在学习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觉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觉自信是广大党员群众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思想保证。当前中国社会思潮多元化给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觉和自信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迫切需要加强学习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主要有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新“左”派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等。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鲜明的政治性、异常的活跃性;是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民众思想活跃的表现,国外社会思潮影响的结果;学习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是回应挑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是提高思想政治素质的要求,是了解社情民意的要求;学习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思潮,需要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区分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区分学术性与政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