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的西“体”中用——新式历史教科书和中国近代历史观之改变

中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其标志之一就是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的史书体裁,自汉代以来,延续了两千余年,成为"正史"的主要形式。但当今中国的史学,却又几乎不见纪传体史书的踪影。本文从历史观的改变为观察角度,讨论和分析了西方章节体史书如何在清末传入中国并取代纪传体和其他传统史学体裁的现象。作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清末中国和日本史学的互动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日本汉学家在当时所著的新式历史教科书,采用了章节体的体裁,又落实了进化论的近代历史观念,为甲午战后的中国士人所接受并模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章节体的史书,较能综合各种史实,用进化的视角记录和考察历史的演变。     

略论梁启超的历史文献学思想

梁启超不仅借鉴西方近代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的转型 ,而且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乾嘉学派文献整理的基础上 ,对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资料的搜集、考证与整理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和方法。其历史文献学思想会通中西 ,既充分吸纳了学术界的新思想、新方法 ,又继承了乾嘉史学在文献整理上的优良传统。考证的目的是为信史进而为良史的产生创造条件 ,这是梁启超历史文献学思想的最大特色。     

留学英伦与严复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

严复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留学英国,使其亲身体验了西方政治、社会环境,较早接触到了西方最新的社会科学成果,并译介了一批近代西方名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书,将西方进化论历史哲学引介到中国,改变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对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变起到了理论先导的作用。20世纪初",新史学"产生,新史学著作纷纷以进化论历史哲学为指导,这与新史学家接受进化论历史观并与严复的交往有着密切的关系。严复是中国史学由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理论奠基人之一。     

贡献与缺憾：梁启超史学思想再审视——中国近现代史97、98级博士生与导师笔谈录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是中肯而全面的,他并未彻底否定传统史学,而是努力从传统史学体系中汲取合理内核;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其中的局限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近代史学的缺憾;梁启超将进化论引入史学并重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深刻体现了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而这一切又与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大势浑然一体;梁启超史学思想具有多元性,其中既有唯物因素,也夹有唯心因素,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陈训慈与近代中国史学建设

陈训慈是现代著名学者、图书馆学家,其早年以治史著称.他对史学的性质和发展趋势等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提倡建立全国性的史学会,主张改良落后的历史教科书,有助于近代中国的史学建设.     

蒋维乔的心理学实践与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研究

蒋维乔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初期出版了<心理学>和<心理学讲义>两部著作,并将心理学知识应用到中国新式教科书的编写之中,这是心理学在中国第一次成功的、有价值的、意义深远的实践应用,为中国近代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蒋维乔和汪炳台就心理学体系以及术语展开了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的第一次学术争论.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研究的深化有赖于原始文献的挖掘和积累,以及从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展开多元视角的探索研究.     

蒋维乔与近代新式教材编辑思想初探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中,编写新式教材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蒋维乔作为新式教材的重要参与者,为商务印书馆教材的编辑、出版提出了许多颇有创见的新思想。这些思想不仅深深影响着商务印书馆教材的编写,而且也影响着中国近代教材改革的方向,特别是对当今的新课程建设仍然不乏其指导意义。     

对清末中学中国史教科书的考察

中国古代教育秉承“文史不分”的学术传统,直到近代,历史课程、历史教科书才随时代变革而出现。论文以“清末中学中国史教科书”为切入点,从清末新学制与中国史课程的设置、清末中学中国史教科书的出现及特点等方面,简要探讨了近代中学中国史教科书的渊源和早期历史教科书的演变历程。     

近代中国接受实证主义史学的因缘

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西方不同。西方的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建立在科学发展基础之上,除了继承兰克客观主义史学要求的如实直书外,还注重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实证主义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因为实证主义史学的进化观念、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念、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有着相通之处,从现实条件讲,其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     

王国维、陈寅恪的学术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本文分析阐述王国维、陈寅恪建立中国近代史学的功绩，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何被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吸收和发展；从而说明王国维、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成为中国现代从传统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桥梁。     

《尚书》历史思想的影响和当代价值

《尚书》历史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实用理性主义的"王道"史观。发端于《尚书》的实用理性、"民本"、崇尚和平的历史思想是中国历史思想最重要的母题之一,以《尚书》为原点,中国的史学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且成长为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气派的中国史学。《尚书》历史思想的影响,可以从中国传统历史思想和整个传统文化两个维度去探讨。《尚书》是中国文化的元典,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原初"密码"和基本价值观念,而历史思想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对复兴民族文化、促进国家统一和建设和谐世界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作为中国史书之祖,《尚书》中的历史思想也对于在新形势下融会中西历史思想的精华,铸成更有真理性的历史思想体系,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改造旧史与编纂新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之学术旨趣

金毓黻撰写的《中国史学史》,可以视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此书甫一出版,各种褒贬之词纷至沓来,影响及于今日。赞誉者将其称为"第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史学史的著述",批评者指责此书不明"史学之义",甚至还有学人据此质疑史学史的学科价值。回溯金毓黻的学术脉络,他以记注与撰述来区分史料、史著,认定中国旧史皆为撰写新通史的材料。这种学术理念与当时整理国故运动一脉相承,决定了《中国史学史》的写法、取材及其旨趣。整理旧史,以考据学的方法考辨史籍、估量其史料价值与史体演变,以为编撰新史的借鉴。金毓黻所撰《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实践着他改造旧史、编纂新史的探索。考察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的来龙去脉及其学术反响,可以彰显民国学术发展的多元路径,为突破分科治学的局限提供参考。     

史学史三题

本文讨论中国史学史的三个向来有争议的旧题:中国传统史学与中世纪统治学说的相关度;所谓经史致用式的道德反思命题,与中世纪主流史学的相关度;倘若从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之一的角度,它本身在中国的历史进程,怎么写,写什么,才算较为近似地映照中国史学已经消逝和尚未终结的整体面貌.旧话重提,无非为了自己NB341清问题,期使中国史学史的讲授或撰述,不再陈陈相因.     

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回应

源自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由斯宾格勒首创,汤因比继之.这种西方史学的新说,自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传入中国已有整整80年,它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发生了不同的回响.文化形态史观对40年代初战国策派的影响深刻,林同济与雷海宗接纳与改造了它,并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对战国策派学人在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上的地位应作新的评价.     

民国时期史学革命对美术史研究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史学革命运动对当时的美术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传统美术史学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对民国时期史学革命三个不同阶段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对美术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加以论述,包括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疑古思潮的影响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美术史写作的影响等。     

论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

西周末期,中国的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制度化地记录史事,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勃兴,编纂水平超过官方。历经秦与西汉,官方史学呈现衰微和停滞,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私修史的巨大跨越,而且有将史学发展拉向突出个性精神、离开先秦以来传统路径的倾向。但东汉明帝支持班固撰修《汉书》的同时,倡修《东观汉记》,开创官方不仅记史而且修史的局面,将史学重新拖回依附朝廷政治的方向。东汉对私修史引导而不堵塞,构建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双轨发展的新格局,这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础,促成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其历史文化魅力,导致后来少数民族政权的仿从,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最重要的先导因素,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笔法与“史蕴诗心”——以刘知几、章学诚为例

作为中国史家治史的一种文化话语,春秋笔法使得中国史学具有丰富浓厚的诗学意蕴。刘知几的“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章学诚的“作史贵知其意”,史笔与诗笔互为融通,将钱钟书先生所谓“史蕴诗心”发挥得淋漓尽致。     

陈庆年史学志业述略

清末民初知名学者陈庆年的史学思想及成就,学界目前鲜有论及。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治史目的论方面,陈庆年强调以史经世之思想并撰写相关著述;其次,为更好地学习历史,发挥史学的经世功能,在史书编纂方面,陈庆年恪守“要略”原则并付诸实践,先后改编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史书;再次,陈庆年认为,只有爱乡才能爱国,因此他校刻了大量乡邦文献并撰写了部分乡哲年谱和传记,还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村风俗志。     

傅斯年、史语所与现代中国史学潮流的离合

20世纪上半期是西方史学从兰克式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夕,与此同时,中国史学也正面临着一场深刻变革,新史学与新汉学的消长起伏构成此时的一道重要景观。新史学以社会史、民众史为主体,以社会科学为辅助方法,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潮、唯物史观派史学以及后来的会通史学都是这一范式的代表;植根乾嘉、外接西学的新汉学则重客观实证,以史料为中心,以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为主体。新史学与年鉴派不谋而合,代表着一种富含生机的新潮流;新汉学与兰克史学同调,绝非现代新潮。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揭橥科学的大旗,反对发扬国学、汉学,但在学术路向上,它侧重史料搜考,传导实证学风,实质上仍归属新汉学的谱系。由于知识背景、门户之见和派系利益诸方面的原因,以致史语所最终与现代史学的新潮流失之交臂。     

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

考察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前提和基础是认知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史。上世纪海内外层出不穷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多半集中于陈述自古及近的史部著作和历史作者,内容或博或约,见解或异或同,不乏引人注目的佳制。由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资源异常丰富,略换角度,便可有异见或另说。本文作者正在主持撰写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着重探究传统史学在编纂形态方面的终始过程和多元形态,注意历史本身蕴涵的史学议题与时代思潮的相关度。本文即择取撰写过程中间进行再考察的若干历史疑问,按十八世纪以前的时空进程,略作点面交集的扫描式的历史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