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新解

本文是《文心雕龙》有关问题的专论。在《文心雕龙》中,“气”字被频繁使用,就刘勰的创作论和鉴赏批评的主张来看,“气”在作者、读者和作品之间形成了一种绵延不断、循环往复的“气脉”式的连贯关系,所以,以“生命力”来解释“气”字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文心雕龙》的写作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学文化背景,刘勰本人也有着比较明确而自觉的经学意图,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风骨”篇中。“风骨“篇以“体要”为基本前提提出了“风清骨峻”的理想美学规范,使这一范畴具有了以“防文滥”为其现实指向的经学旨趣,这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是务实而深刻的。文章或从“情”和“采”的关系入手,重新阐释“情采”篇,可以看出“情采”篇所谈问题的核心是“情之采”,而非“情与采”,真情的自我表现是一种至上的“采”即“贲象穷白”之“采”。其真情是一种圣情,是承载自然之道的儒家真情。“物色”篇的主旨是“心物交融”,刘勰在文中关于审美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分析,不是一般的“物感”,是在强调“物感”的同时,还强调了心对物的驾驭和统摄,把“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视为不可偏废的同一过程。     

论《牡丹亭》对情的塑形

在对《牡丹亭》的解读中,“情”始终是一个有效的门径。而《牡丹亭》对情的塑形是含混的。理清这种含混可以使我们对历史流逝的感受变弱,经典的不朽才得以实现。《牡丹亭》中的情是形而上的“情”;它是想符合人伦的情但又不是;情与孝的关系上作者趋于情;欲与情之间作者故意地含混。它不仅仅是对个体情欲的肯定。它通过美化“欲”,将其扩张入已被认可的“情”,由于回转又在讽刺、谐仿情。这种含混是因为晚明价值论的混乱造成的。     

《诗广传》主旨新探

船山《诗广传》内容号称驳杂,本文着意挖掘其为文之用心,论定“正情”是《诗广传》写作的唯一主旨,而以性正情、以理维情及戒欲乱情是“正情”的三种基本方法。     

说《牡丹亭》中的“情”

《牡丹亭》是一曲“情”的颂歌,它所礼赞的“至情”、“梦情”是对礼教社会的决绝反抗。作者没有给杜丽娘所体现的“情”设置具体的对立面,她的青春觉醒也并非是自觉地以情抗理,惟其如此,更说明礼教统治的严酷。杜宝、柳梦梅等人以对情的无知为代价所换来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功名事业而已。     

郑《笺》、孔《疏》与朱熹《诗集传》“兴”论略析

郑《笺》、孔《疏》与朱熹《诗集传》“兴”论的不同,与儒学发展变化的特定历史语境有着重要关联.在显层的“兴”论阐述中,暗含《诗》学阐释方式的变化与情、志(性)关系的不同思考,以及此思考所得以可能的儒学核心问题的变化.大体言之,郑《笺》“以志统情”,强调“兴者,喻”的结构模式与“求诗意于言辞之外”的经典阐释方式;孔《疏》以“情志一也”,强调“兴必取象”;朱《传》以情为用、性为体,由情明性,强调读诗者的深入涵咏.     

从《牡丹亭》看汤显祖的哲学思想

汤显祖是明代著名的剧作家,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戏剧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戏剧作品闪烁着以人为本哲学思想的熠熠光辉。《牡丹亭》体现了汤显祖的哲学思想:认为“情”比“理”更重要,更为根本。“情”是人生而即有的,“情”的流露是无法使其休止的,因此,应当任“情”自然发展。他追求自由幸福,尊重人的个性,主张至情至性。     

“寄言”说与《艺概》的艺术本质论

《艺概》艺术理论的核心是“寄言”说，而言以寄象、象以寄情、情以奇理的艺术本质论又是“寄言”说的精髓，该说有所不同于寄托比兴。其“以色相寄精神，的提法，逼近了文学艺术在表现方式上以艺术形象为基本特征的认识，“寓义于情”的提法则揭示了文学艺术在内容方面的特性是表现情理，是通过表现人的主观情志来反映客观事理，刘熙载对于艺术本质特征的揭示，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又部分地领先于当时世界美学理论研究的。     

《文心雕龙》“情经辞纬”说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揭示了人的自然感情经过两度转换而变为作品的文学创作机制的过程：“蓄愤”、“郁陶”──情感的一度转换,强调人的自然感情要经过蓄积、回旋和沉淀才能转变为诗情;“联辞结采”──情感的二度转换,论说情理的形式化,就是以优美的形式实现对情感的外化或物化。“情者文之经”,情采篇是强调诗“缘情”的审美化的成熟,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牡丹亭》中“情”的多重意蕴

“情”是《牡丹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该剧的灵魂。汤显祖将“情”提升到了本体的意义,在该剧中,“情”首先是一种自然意义的情,即情欲,然后才是一种社会意义的情,即情爱,通过对情欲和情爱的肯定,《牡丹亭》实际上也充满着对封建社会的“理”的反抗和对自由和个性的追求。正因为《牡丹亭》中的“情”有着丰富的意蕴,它才能超越以前的言情题材剧作,在戏曲史上划上浓重的一笔。     

《狗非犬》初探

《庄子·天下》在引述当时“辩者”(一般呼为诡辩学派,即“名家”)的辩论命题内,有“狗非犬”和“白狗黑”两条。犬,长久以来被当作“狗”的同义语。如《庄子·疏》云:“狗之与犬,一物两名。”《庄子·释文》则引司马云:“狗、犬,同实异名。”(刘文典《庄子补正》第1010页)故“狗非犬”和“白狗黑”一向被看作“诡辩”。其实,说狗和犬“同实异名”云云,并非古义。《吕氏春秋》:“无杀孩虫、胎犬、飞鸟。”高     

读苏轼的《喜雨亭记》

《喜雨亭记》是苏轼早期的作品,写于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当时苏轼正在风翔府任签判,年方二十七岁。苏轼是二十二岁考中进士的,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了主考欧阳修的极度赞赏,说是“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并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二十五岁被任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他没去。二十六岁又应“制科”考试,考入了“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的第三等,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光荣。由此,他被任为凤翔府签判,其职务是协助知府处理一些文字工作。这是苏轼在少年得志,名满海内的情况下,第一次进入仕途。     

《文心雕龙·情采》篇旨新释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首在阐明“自然之道”为人文本源,是文化本体;其次,他论文叙质,主张“文不灭质、质文相待、文质代变”;第三,他割情析采,倡导为情造文,批判为文造情;第四,他强调为人为文应存“真宰”。     

冯梦龙的小说理论与《三言》

张志合在《四川师范火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4期上撰文探讨冯梦龙运用其小说理论进行实践时的成败得失。他的论述为小说史研究拓宽了境界。张文指出:冯梦龙“重视的是小说可以‘醒人,‘醒天’的社会作用”,“小说甚至胜过经书史传”。冯梦龙基于“情教”思想,强调不悖情,情合于理,并怀抱“醒人”、“醒世”、“醒天”之志来整理、编纂“三言”。冯梦龙还提出了小说的真赝说,论证了“真”、     

对《论语》《墨子》中所论“民”的比较

孔子、墨子都是先秦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均为鲁人,所处时代大致相同。孔、墨所创的儒学和墨学在当时并称“显学”,影响很大。自汉武帝之后,儒学被推上了“独尊”的地位,而墨学则日趋冷落。其实,两千余年扬儒抑墨,都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的需     

《红楼梦》开篇石头故事与太虚幻境的哲学寓意

《红楼梦》开篇文本隐含着关于智慧“通灵”的悲剧哲学思想。作者虚构石头境地和太虚幻境，通过寓言故事对哲学命题进行寻根，展现“情”和情之所生的“灵”根，以及智慧“通灵”，也即是智慧觉悟的痛苦，整个带有悲剧的意味和悲观的情调。这个悲剧是因为“情”的现实悖反，也即是“情”与“用”的不能融合，而在寓言故事中它则表征为木石因缘的悲剧过程。以幻境寓意为切入，可以看到其中的“情根”关键，“绛珠”结果，以及宝玉锻炼而生“灵”性，绛珠依石而化“灵”“根”的寓意，解析作者寓于木石“情”“用”悖反与通“灵”悲哀中的悲观哲思。     

论《古赋辨体》的“情统观”

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祝尧有感于前代辞赋创作“情感缺失”的弊端,提出了“以情为主”的赋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并不偏废“理”的作用,而是强调“以理辅情”并达到“情理兼胜”。而且,他也顾及到辞赋作品的文学性,系统辨析“情”、“理”、“辞”三者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对辞赋“情感”理论的一次总结,并成为元、明、清三代讨论最多的赋学理论问题之一。     

情感·道德·国家——吴趼人《恨海》及其周边

晚清小说名家吴趼人创作的《恨海》等写情作品,从情感的角度重新叙述和宣扬中国的传统道德．使他的这类作品成为表彰民族固有特性、恢复“中国性”的“象征主义”作品。在创作中,他以身作则,不断通过议论为其他作家示范如何写情,努力修复被才子佳人及狭邪小说所破坏的传统道德世界的作法,表明他同样重视“写作”这一行为本身的象征性．从而构成文学史上不可多见的一幕。     

试论《一片情》

清初小说《一片情》,向来被人视为“淫书”,不为史家所重。早如清同治间丁日昌开列的“淫词小说”中,即有此书。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即将它归入“专演猥亵事”一类。近日江苏社科院所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也云“内容淫秽猥亵”。国外如美国的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难得提及此书时,也说它“实际上是写色情”。固然,此书秽笔甚多,但若挑开这层外衣,稍加留意的话,就会发现这部善用方言俗语,文笔流畅轻松的白话短篇小说集稍不同于一般粗劣庸俗的淫秽小说。它是在元明以来复苏人性思潮影响下,以情为纲,相当全面地暴露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畸形的婚恋观念和罪恶的婚姻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对于中国古代封建婚姻弊端的一次大暴露、大批判。     

人文资源中儒、道文化研究——以《红楼梦》的儒、道合流现象为例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和道家是人文资源的重要构成,《红楼梦》虽是一部言情之作,但其开篇发轫即在儒家理学的“气秉说”的框架之内,其主要人物宝玉被视为是兼秉正、邪二气而生的产物,这种新的“气秉说”的提出,打破了理学家的单一“气秉说”。而“太虚幻境”实则是道家的仙境,在这道家的仙境中众女仙对“情”的追求得到了极大地满足。《红楼梦》中的三个“情僧”名为僧人,实为“情道”,同样,对于妙玉来说,女冠的身份更适合她。     

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情本论思想

本文以蜀学的代表性著作《东坡易传》为依据,从宇宙生成论、性命论、人性论等方面分析了苏轼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认为苏轼将道的本质规定为无时无处不与人共存共生着的“易”,而“得丧吉凶”的“易”出自人的情感判断和价值判断,因此,“易”也就必然导源于人的情感。苏轼从人的自然而然的本性中抽绎出情,再让情进入到本体的层次,使情、性、命处于同一个层面。在现实中,人的各种活动往往是首先从感情出发的,按照情、性、命合一的理论,人的情感实际上变成了人事活动的本源和根据。这就形成了其独特的情本论。